一周后，一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复印件，被送到了Neil面前。
结论简短而冰冷：“……依据现有证据，认定Shirley(白芷）在某时某地，与停放车辆发生刮擦，承担全部责任。”
关键不在于结论，而在于“依据现有证据”这几个字。它所援引的证据清单，正是那份被重构过的“唯一连贯”视频，以及那份措辞谨慎、只陈述“无法排除可能性”的商业风险评估报告。在“证据优势”原则下，这两份东西构成了一个逻辑上能自洽的“故事”。
Shirley拿着认定书，感觉像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影子辩论。复议？可推翻一份基于“现有证据”做出的形式合规的认定，需要他们自己去证明视频的时间线是错的——而这，需要聘请更昂贵的专家、进行更复杂的鉴定，其成本远超车辆维修费本身。
蒋思顿看似没有施加压力。他只是精心准备了一个“证据包”，并把它放在了系统惯性最容易滚动的那个斜坡上。系统遵循自身的重量和逻辑，产出了一份符合格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这份文件本身，就成了Shirley和Neil面前最坚固的墙。
赵律师指着认定书说：“它不是最终结论，但它是强力的推定。如果起诉的话，法院会极大程度尊重这份行政认定。
我们要想胜诉，必须承担近乎苛刻的‘举证责任’，去推翻一个在形式上完全合规的结论。对方不需要证明你‘一定做了’，只需要让法官相信‘你很可能做了’。
而他们构建的证据，刚好跨过了这个‘很可能’的门槛。
接受，意味着默认被卷入这个荒谬的故事；不接受，则意味着要投入不可估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对抗一个由碎片“事实”、专业报告和系统惯性组成的庞然大物，只为证明一件根本未曾发生过的事。
他们被困在了一个由叙事、程序和潜在成本构建的透明盒子里。蒋思顿的胜利，不在于证明他们错了，而在于成功地让“自证清白”的成本，高昂到令人绝望。
白芷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她调出那晚的记忆，像回放监控一样一帧帧检查：Neil确实醉得厉害，但她是扶着他走，不是拖。她记得那辆灰色阿斯顿·马丁，因为它停在通道边，她还特意让Neil靠另一侧走，怕他吐在车上。
“绝对没碰到。”她对Neil说，“我记得很清楚。”
年轻的赵律师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专业人士特有的、安抚人心的笃定：“我们可以申请复核，上级部门会重新审查证据。那个视频的时间线问题，我们可以找更权威的技术机构做鉴定……”
他们照做了。
三周后，当复核决定书寄到时，Shirley正在阳台上看着那盆绿萝。
叶子黄了三分之二。不是枯黄，是一种暗淡的、了无生气的黄，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抽走了生命力。她试过多浇水，试过施肥，试过挪到阳光更好的位置——都没用。
门铃响了。普通的挂号信。
她签收，拿着那个薄薄的信封在手里掂了掂。很轻。但就是这个轻飘飘的东西，将要决定他们过去一个半月全部努力的价值。
一个半月。
从拿到那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开始，她和Neil就进入了另一个维度的时间。正常人的生活是线性的，上班、吃饭、睡觉。他们的生活是循环的——不断回到那个下午，那个停车场，那道凭空出现的划痕。
不，不是凭空。划痕是真的，报警是真的，交警来了是真的，勘察是真的。只有“Neil撞了车，Shirley刮擦了车”这个核心事实是有待推敲的。
“复核能改吗？”Shirley问律师。
“有一定概率。”赵律师的措辞很谨慎，“关键在于，我们要提出有理有据的异议。”
他们开始准备“有理有据的异议”。
第一份材料：停车场平面图。Shirley亲自去量的尺寸，用激光测距仪确认了当时行走的路线到那辆阿斯顿·马丁的距离——最近点0.52米。
第二份材料，划痕的清晰照片，是一个向右上扬的抛物线，她在图上做了精确标注。
同时，蒋思顿监控画面沉默地记录着：Shirley经过那辆豪车时，只是独自径直走过，身影平稳，没有任何突兀的下蹲或靠近。那时，她还需要跨上马丁车旁的一个矮台阶。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向上跨台阶时，身体会自然带出一道向左上方的、近乎直线的力度。这无论如何，也画不出照片上那道优雅右扬的原弧状的抛物线。两者在物理层面上背道而驰。
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同样根据视频显示，她的路线是从车左侧转弯，掠过车头，再直线踏上台阶。如果真有不慎的刮擦，最该留下印记的，也应是车身左侧或车头正面。可那道新鲜的伤痕，却偏偏落在车头的右下角——一个在她的运动路径上，几乎不大可能自然触及的“死角”。
第三份材料：Shirley背包的材质检测报告。他们找了一家检测机构，证明背包面料是软质皮革，边角处有柔性填充物。“这种材质不可能在车漆上留下那种深度的、边缘锐利的划痕。”检测员在电话里解释。
第四份材料：最重要的一份。Shirley跑遍了停车场所有可能的监控点位，绘制了一张监控覆盖示意图。她用红色标注出那个“事故”发生的位置——那是一个完美的死角，正好旁边有另一辆车的遮挡，三个最近的摄像头都拍不到。
“这里根本没有监控。”她在示意图下方写道，“对方提交的任何所谓‘视频证据’，都不可能是从这个位置拍摄的。”
赵律师看着这些材料，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很充分。但还缺一样东西。”
“缺什么？”
“缺一份能直接证明‘视频不存在’的官方证明。”赵律师说，“比如，物业出具书面证明，说那个位置确实没有摄像头。”
Shirley去了物业三次。
第一次，前台说经理不在。
第二次，经理说需要请示上级公司。
第三次，经理把她请到小会议室，关上门，递给她一杯茶：“小姐，不是我不帮你。但我们公司有规定，不能出具这种‘否定性证明’。我们只能证明我们有什么，不能证明我们没有什么。”
“可这关系到一起官司——”
“我知道。”经理打断她，声音压得很低，“正因为是官司，我们更不能掺和。对方……那辆车主的律师，上周也来过。人家手续齐全，我们只能配合提供已有的监控录像。”
“可那里根本没有监控！”
“所以我们就说‘该点位监控设备故障’。”经理的眼神躲闪，“这是标准话术。我们不可能出一张纸，说‘本公司在此未安装摄像头’——那等于承认我们安防有漏洞，要担责任的。”
Shirley明白了。真相在官僚式的风险管理面前，是可以被灵活定义的。
没有那份证明，他们还是提交了复核申请。
赵律师把材料装订成册，封面是蓝色的卡纸，标题是《关于xxxx号事故认定书的复核申请及异议材料》。一共四十七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递交那天下了雨。Shirley和Neil一起去的。接待窗口后面是个年轻的女办事员，她接过那本厚厚的材料时，眉毛微微抬了抬。
“这么多啊。”
“证据要充分。”Neil说。
办事员拿出一个登记本：“留个电话。有结果会通知。”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他们走出大厅，站在屋檐下看着雨。Neil点了根烟，烟雾在潮湿的空气里升得很慢。
“要等多久？”他问。
“法律规定是三十天内。”赵律师在电话里说，“但有时候会延长。”
他们开始了等待。
第一周，Neil每天会问好几次“有消息吗”。第二周，他问的次数减半。第三周，他不再主动问，只是当Shirley的手机响起时，他会立刻抬头看过来。
等待抽干了他的焦虑，留下一种更深的疲惫。
Shirley也开始失眠，深夜坐在客厅里，不开灯，只是盯着窗外。有次深夜起来喝水，忽然看到那盆绿萝——都是某种正在无声枯萎的东西。
第四周，通知来了。不是结果，是一个电话：“请补充提供物业关于监控点位的书面说明。”
Shirley解释了很久，电话那头的人只是重复：“这是复核需要。没有这个，我们无法判断对方视频证据的真伪。”
“可那里根本没有监控——”
“所以更需要物业的书面证明。”
“但他们不肯出——”
“那想想别的办法吧。”
赵律师建议他们再试试。“也许可以找更高层的管理部门？”他说完自己也沉默了。他们都清楚，为了一起十几万的小案子——不，现在加上律师费、鉴定费、交通费，已经超过二十万了——成本有多高。
成本。这个词在这两个月里变得越来越具体。它不仅是钱，是时间，是精力，是一种 slowly eroding something fundamental（慢慢侵蚀某种根本之物）的消耗。
第五周，他们决定不再补充任何材料。“就这些了。”Neil说，“爱怎么判怎么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