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的明朝朝堂，笼罩在辽东战事的阴云与内部动荡的阴影中。这一年，一场由琐事引发的兵变如多米诺骨牌般推倒了朝廷的稳定根基，而锦州前线的惨败则预示着明金战争的又一个转折点已然来临。
后金军于八月迅速包围大凌河城，明军总兵祖大寿率万余士兵被困其中。朝廷急命巡抚孙元化派兵救援，游击将军孔有德奉命率辽东兵勇携带红夷大炮驰援。
然而，途中遭遇大风被迫返航，孙元化误以为孔有德畏战，责令其改由陆路进发。??当孔有德部行至吴桥时，前线明军已在长山口与清军激战，因内讧、风向不利及部分将领临阵脱逃而大败，导致大凌河城彻底孤立。??这场溃败不仅使祖大寿诈降脱身，更间接为后续兵变埋下伏笔。
孔有德部在吴桥因粮饷匮乏、军纪涣散而扰民，一名士兵强抢民鸡引发冲突，激化了与地方士绅的矛盾。??1士兵受辱后群情激愤，在千总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因亏空买马银两而心怀恐惧）的煽动下，孔有德于山东境内发动兵变。叛军攻占陵县、临邑等多座城池，大肆掠夺，迅速壮大。??
孙元化试图招抚，下令沿途州县不得阻截，却错失歼敌良机。叛军最终围攻登州，在耿仲明等内应策反下攻陷城池，明军总兵张可大自杀，孙元化自刎未遂。??兵变导致登莱地区陷入混乱，朝廷被迫任命徐从治、谢琏等官员组织平叛，但叛军凭借火炮优势长期围攻莱州，明军虽顽强抵抗，却屡遭诈降计谋，战事陷入僵局。??
面对辽东失利与山东兵变，崇祯帝及朝臣应对乏力。朝廷初期仍寄希望于招抚，如任命刘宇烈为总督指挥援军，但其主抚政策导致沙河之战明军大败，火炮损失殆尽。??
此时，有心取代周延儒的温体仁等到了机会，当年的科举考试状元陈于泰是周延儒的姻亲，这事绝对可以拿出来做文章，于是，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温体仁先勾结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等，让他们出面弹劾周延儒不能齐家，周家子弟借周延儒的名头横行乡里，把周延儒在崇祯面前的好印象给抹除，然后自己跳出来指责陈于泰中状元是周延儒结党营私。
在明廷与后金战争关键转折点来临的同时。政治斗争白热化，在轮番弹劾下，周延儒被丧失了信任的崇祯罢免，而温体仁却踩着周延儒离去的脚步成为内阁首辅大臣，温体仁在入内阁之初是得到了周延儒的认可和帮助的，现在没多久他就赶跑了周延儒，让朝堂上的其余大臣都看到了温体仁的真面目，给事中黄绍杰就当着崇祯的面直言温体仁是小人，不能重用，崇祯不听，温体仁顺利上位......
但这些事，离陕北太遥远。并不影响教书育人的规划，他看到《识字册》的第一页，画着一穗沉甸甸的谷子——吴先生画的，谷穗歪歪扭扭像条毛毛虫，旁边是斗大的“粮”字，字写得倒是端正。吴先生拿着新刻好的木版（韩师傅刻了三天，手都磨出泡了），在宣纸（高价从马老爷那儿换来的，一张顶一斤粮）上试印，墨迹晕开一片，但字和图勉强能看清。
“成……成了吧？”吴先生不确定地问李健，鼻尖上还沾着墨点。
李健接过纸，对着窗户的光仔细看。“粮”字糊成了一团，谷穗图更像一摊墨迹。他叹口气：“吴先生，这印出来，孩子们能看清吗？”
吴先生挠挠头：“要不……我重画？谷穗画细点？”
“不是画的问题。”李健放下纸，“是印刷技术问题。咱们没印刷经验，墨浓了糊，墨淡了看不清。而且这木版刻一个字就得半天，一套教材几百个字，刻到什么时候？”
正发愁，李定国抱着一摞泥巴走进来：“李叔，吴先生，我有个想法。”
他把泥巴摊在桌上——是河边挖的黄胶泥，已经揉得细腻。他捏起一块，用小刀刻了个“人”字，晾干，然后放进火盆里烤。烤了半个时辰，取出来，泥块硬邦邦的，字迹清晰。
“这是……活字？”吴先生眼睛一亮。
“对！”李定国兴奋地说，“我昨晚读您给我的那本《梦溪笔谈》（其实是残本，只剩几页），上面提到毕昇的泥活字。我想试试。一个字刻一个泥块，烧硬了就能用。要印什么，把字排起来，印完拆开，下次还能用。”
李健拿起那个烧硬的“人”字，字不大，方正，虽然边缘粗糙，但能看清。他笑了：“定国，你这脑子灵光。这个法子好，省时省力。”
活字印刷成了新家峁的头号工程。周大福负责烧制，他的陶窑温度控制最好。李定国带着几个手巧的学生刻字模——先从最常用的五百个字开始。吴先生重新设计版面，字要大，图要简单，排版要疏朗，方便印刷。
但问题接踵而至。泥活字容易裂，烧十个裂三个；排版时字容易倒，印出来歪歪扭扭；墨还是控制不好，不是太浓就是太淡。
试验了一个月，报废了三百多个泥字，才勉强印出一页清晰的。那一页上就三个字：人、口、手，配着简笔画：一个火柴人，一张嘴，一只手。
“成了！真成了！”吴先生捧着那页纸，手在抖，眼泪差点掉下来，“多少年了……我教书多少年了，第一次看到自己编的书印出来！”
李健也很激动。这一页纸，意味着知识可以大规模复制，意味着教育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就从这三个字开始。”他说，“‘人’像站立的人，‘口’像嘴巴，‘手’像五根手指。简单，好认，好写。学会了，就能组词‘人口’‘人手’，还能造句‘我家有五口人’‘我有一双手’。”
“这个思路好。”吴先生抹抹眼睛，“从最简单的、最相关的字开始，孩子们学得快，有成就感。”
《识字册》的编写，成了学堂最热闹的事。每天下课，吴先生、李定国、王秀才、钱书生等人就聚在议事堂，吵得面红耳赤。
王秀才坚持要按《说文解字》的顺序，从“一、二、三”开始教：“识字当从数始，此乃古法！《说文》云：‘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
李定国拍桌子：“农家孩子，先学‘一、二、三’有什么用？数数用手指头就行！不如先学‘牛、羊、鸡、猪’，这些他们天天见，天天喂，学了马上能用！”
钱书生弱弱地说：“要不……先学‘天地玄黄’？《千字文》开头就是这个，多有气魄……”
孙账房拨着算盘插话：“气魄能当饭吃？我看先学‘斤、两、斗、升’，会认秤，会量粮，最实用。”
周郎中慢悠悠：“‘病’‘医’‘药’也得早点学，保命要紧。”
吴先生被吵得头大，最后拍板：“都别吵！咱们投票！同意从‘一、二、三’开始的举手！”
王秀才举手，钱书生犹豫了一下也举手。
“同意从‘牛、羊、鸡’开始的举手！”
李定国举手，孙账房举手，周郎中举手。
三比三平。大家都看吴先生。吴先生捻着胡子想了半天，说：“这样，前二十个字，选最常用、最简单、最贴近生活的。我列个单子：人、口、手、足、日、月、山、水、田、土、木、禾、米、衣、食、住、行、病、医、安。怎么样？”
众人想了想，都点头。这些字确实常用，而且大多象形，好认好记。
于是《识字册》的第一单元定名为“人与生活”，二十个字，每个字配图、组词、造句，还加了一首儿歌——这是李健的主意，说“孩子喜欢朗朗上口的东西”。
编写儿歌成了最欢乐的部分。吴先生憋了半天，憋出一首：“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被李定国打断：“吴先生，这是《三字经》，太文了。我来！”
他想了片刻，念道：“一个人，一张口，一双手，两只脚。太阳出，月亮升，山上树，水中鱼。田里禾，土里长，米做饭，衣遮身。吃饱饭，穿暖衣，有房住，能行走。不生病，有医看，人人安，家家乐。”
虽然押韵勉强，但通俗易懂。大家鼓掌通过。
《算术册》的编写更务实，李健亲自抓。他分四个部分：数数与计算、度量衡、分配比例、简单账目。
数数从实物开始。李健让人做了教具：一百根小木棍，一百颗陶珠（老谢烧的，大小不一，但能用），还有十个算盘（孙账房监制，虽然粗糙，但珠子能拨动）。
“数数不能光念‘一二三’，要动手。”李健在教师培训时说，“让孩子摆木棍，串珠子，拨算盘。手脑并用，记得牢。”
计算题全用实际例子。李健设计了几十道题：“小明家养了三只鸡，今天又买了两只，一共有几只？”“一块地长十步，宽五步，有多少平方步？”“一斤麦子换两个陶碗，你有五斤麦子，能换几个碗？”
度量衡部分，直接教新家峁使用的标准。李健统一了度量衡：一步等于五尺（成人正常步幅），一亩等于二百四十平方步，一石等于一百二十斤（约合现代70公斤）。还教怎么用绳子丈量土地（绳子打结标记），用秤称粮食（自制杆秤）。
这部分最受家长欢迎。以前很多老农种了一辈子地，不知道自家地到底多大，收成全凭感觉。现在孩子学了，回家一量，清清楚楚。
分配比例是重点，也是难点。李健设计了很多实际场景的题：
“联盟今年收粮二十五万斤。要交税三万斤，留种子五万斤，剩下的按人头分。咱们联盟四千八百人，每人分多少？”（答案是约35.4斤）
“建一间砖房需要砖五千块。十个工人干，每人每天能做一百块，几天能完成？”（答案是五天）
“剿匪缴获了二十匹马。民兵队留十匹，剩下的分给各村运输队。咱们有八个村，每个村分几匹？”（答案是1.25匹——这里引入了分数概念）
这些题不仅练算术，还潜移默化地教孩子们联盟的运作方式：为什么要交税，为什么要留种子，为什么要分配。有孩子问：“李叔，为什么剿匪缴获的马不全给民兵队？”李健回答：“因为运输队也需要马运粮运煤。民兵保护大家，运输队服务大家，都重要。”
简单账目部分，孙账房贡献最大。他教了一种“三栏账”记法：收入、支出、结余。虽然简陋，但清晰。孩子们学记账，从记自家收支开始：今天娘卖鸡蛋收入十个工分，买盐支出两个工分，结余八个工分。
《常识册》最杂，也最受孩子们欢迎。分五章：卫生常识、农技知识、安全知识、道德规范、律法基础。
卫生常识由老郎中和秀兰编写。老郎中口述，秀兰整理成孩子能懂的话。配图是秀兰画的，虽然歪歪扭扭，但意思清楚：一张图是一个人对着水缸直接喝水，旁边打个大红叉；另一张图是水在锅里烧开，倒进碗里，打绿勾。还有“洗手图”：饭前便后要洗手，用肥皂搓出泡泡。
农技知识由王石头等老农口述，吴先生整理。除了二十四节气歌，还有各种农谚：“清明前后，种瓜点豆”“麦收八十三场雨”（八月、十月、三月）、“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每句农谚都有解释，配上简单插图。
安全知识是郑老汉的地盘。他讲得生动：“防火就像防贼，灶前清干净，柴火放远点。”“防匪要耳朵灵，听到锣声别往外跑，上墙！咱们的墙高，土匪爬不上来。”“防灾……地震来了往空地跑，别往屋里钻，屋塌了压死人。”配图是郑小虎画的，虽然抽象，但动作夸张，孩子们爱看。
道德规范部分，王秀才憋了半天，最后写了十条，都是大白话：不偷别人东西，不欺负弱小，说话要算话，借东西要还，看到别人有难要帮忙，做了错事要认错，等等。每条后面跟个小故事，有的是历史故事（孔融让梨），有的是新家峁的真事（张三捡到钱还失主）。
律法基础最简单，就是把联盟的规章制度用孩子能懂的话写出来。李健亲自写：“咱们为什么要交粮？因为联盟要用粮养民兵保护大家，建学校让孩子们读书，请郎中给大家看病。为什么要守纪律？因为一个人乱来，比如乱扔垃圾，可能让全村人生病；比如打架，可能引发大冲突。守纪律是为了大家好。”
《常识册》印出来后，不仅孩子看，大人也看。很多成年人不识字，但看图能懂，听孩子念能学。有次李大嘴看见一个老汉蹲在路边，举着《常识册》的“卫生篇”对着太阳看，嘴里念叨：“喝开水……喝开水……我说我老是拉肚子，原来是喝生水喝的！”
四册教材编写完成时，已经是初夏。活字刻了八百多个（常用字加偏旁），排版技术也熟练了。李定国带着印刷组（五个手脚麻利的学生），日夜赶工，印出了六百套教材。虽然纸张是粗糙的草纸，墨色深浅不一，有些页还印歪了，但厚厚四册，捧在手里沉甸甸的。
教材发到学生手里那天，学堂像过年。孩子们排着队，一个一个领书。领到的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宝贝。有孩子当场翻开，指着字念：“人……口……手……我会了！我会了！”
红丫——那个第一个报名的小姑娘——领到书后，跑到吴先生面前，深深鞠躬：“谢谢吴爷爷！我……我一定好好学！”
吴先生眼圈红了，摸她的头：“好孩子，好好学。学好了，将来当先生，教更多的孩子。”
教材不仅用于学堂，还用于夜校、扫盲班。李健规定：所有十六岁以下必须上学，旷课扣家长工分；十六岁以上鼓励上学，上学期间记一半工分（相当于带薪学习）；扫盲班免费，学会五百个字奖励十工分。
开始有些家长嘀咕：“孩子上学耽误干活……”“大人上学，谁挣工分养家？”
李健让苏婉儿算账给大家听：“一个孩子上学，一年联盟补贴三百工分，相当于白得三百斤粮。你让孩子放羊、砍柴，一年能挣这么多？而且孩子识字了，将来能当先生、当账房、当技术员，一个月挣的工分顶你干三个月。大人上学，虽然只记一半工分，但识字了能当小组长、当记录员，工分更高。这是投资，不是浪费。”
账算明白了，大家都支持。甚至有些老人，六七十岁了，也颤巍巍地去扫盲班，说“死之前要认几个字，不然白活了”。
教材的实用效果，很快显现出来。
春耕时，孩子们学了“二十四节气歌”，回家背给父母听：“爹，清明到了，该种瓜了！”“娘，谷雨要下雨，赶紧播种！”父母将信将疑按着做，果然庄稼长得好。
夏收时，学了算术的孩子，帮家里算产量：“咱家这亩地，打了三石麦子，交税三斗，留种五斗，还剩一石七斗。够吃三个月！”算得清清楚楚，不怕粮官克扣（虽然新家峁没粮官，但习惯难改）。
秋粮入库时，几个算术好的孩子被抽去帮忙记账。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数目清楚，进出明白。孙账房看了直点头：“这些孩子，比县城粮店的伙计强！”
连卫生习惯都改善了。孩子们学了“喝开水”，回家监督父母；学了“勤洗手”，吃饭前非要全家排队洗手；学了“垃圾入桶”，看见乱扔的就喊：“书上说了，乱扔垃圾生蚊子，蚊子传疟疾！”
李大嘴有次偷偷往路边扔了块果皮，被他八岁的儿子逮个正着。儿子叉着腰，学先生的样子：“爹！《常识册》第15页，第三条：垃圾入桶，违者罚扫街！你要我告诉李叔吗？”李大嘴赶紧捡起来，讪笑：“爹错了，爹错了……”
教材成了新家峁的“软实力”，也成了对外展示的窗口。周边村子听说新家峁有免费学堂、实用教材，羡慕得眼红。赵家庄的村长厚着脸皮来，想买几套教材。
“李盟主，我们村也想办学堂，可没教材……您这教材，能卖我们几套吗？我们出粮食换。”
李健想了想：“卖可以，但很贵。一套教材，要一石粮。”
一石粮，一百二十斤，够一家人吃一个月。赵家庄村长咬牙：“买！买五套！我们几个村合着用！”
教材流传出去，新家峁的名声更响了。有人说：“新家峁的孩子，七八岁就会算账识字，比县城的孩子还强！”有人说：“他们那教材，画的图真好看，字也实在，不搞虚的。”
而教材的编写团队，也在实践中脱胎换骨。吴先生从老学究变成了务实的教育家，不再张口闭口“子曰诗云”，而是说“这个字孩子用得上吗？”；王秀才从死读书变成了实用主义者，现在教道德规范，全用身边例子；李定国更是成长飞快，不仅教学有一套，还开始思考更深的问题。
一天放学后，李定国来找李健，手里拿着本《算术册》：“李叔，我在教‘分配比例’时，有孩子问：为什么咱们联盟要‘按劳分配’？为什么不能所有人平均分？他说，平均分最公平。”
“你怎么回答的？”李健问。
“我说，平均分看起来公平，但其实不公平。”
李定国认真地说，“比如两个人一起挖煤，张三挖十筐，李四挖五筐。如果平均分，每人七筐半。那张三就会想：我干得多，凭什么和李四分一样多？下次他就只挖五筐，甚至偷懒。时间长了，大家都偷懒，煤就挖不出来，所有人挨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大家才有干劲。但联盟也会照顾干不动的人——老人、孩子、病人，保证他们有基本口粮。这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李健惊讶地看着他。这孩子，不仅理解了，还总结出了道理。
“你讲得很好。”李健赞赏，“教育不仅要教知识，还要教道理。让孩子们明白，咱们的规矩为什么这样定，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李叔，”李定国犹豫了一下，“我在想……能不能编一本《道理册》？专门讲这些道理：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守纪律，为什么要发展生产，为什么要保卫家园。不光给孩子看，也给大人看。让所有人都明白，咱们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建设。”
李健眼睛亮了：“好主意！你牵头编，吴先生指导。这本册子，不用之乎者也，全用大白话，配上插图。让识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听人念也能懂。”
《道理册》的编写，成了新家峁思想建设的开端。李定国带着几个年轻教师，收集联盟里的真实故事：王石头带领开荒的故事，郑老汉训练民兵的故事，秀兰救难产产妇的故事，韩师傅改进工具的故事。每个故事后面，提炼出一个道理：勤劳才能致富，团结才有力量，知识能救命，创新能进步。
册子印出来后，家家户户发一本。晚上，油灯下，识字的孩子念给全家听。很多道理，大人们以前模糊感觉到，现在清晰了；很多做法，以前只是跟着做，现在明白了为什么。
教育，像春雨，润物无声。它不仅改变了孩子，也改变了成人，改变了整个社区的风气。现在新家峁的人，走路挺直，说话有条理，遇事讲道理。外来的人说：“新家峁的人，看着就不一样，眼里有光。”
崇祯四年的秋天，新家峁学堂举行了第一次毕业典礼。五十个孩子完成了五年学业，识字过千，会算账，懂常识，明事理。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虽然多是补丁），站在学堂院子里，朝气蓬勃。
李健看着这些少年少女，心里感慨万千。几年前，他们还是流民的孩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眼神空洞。现在，他们健康、自信、眼里有光。
“孩子们，”李健在典礼上说，“你们是新家峁的第一批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现在朝廷乱了，官也不好当；不是为了炫耀——识几个字没什么可炫耀的。读书是为了明理，是为了让生活更好，是为了有能力帮助别人，建设家园。希望你们记住学到的知识，更记住学到的道理：勤劳、团结、守信、互助。用这些，去创造属于你们的生活。”
孩子们眼神坚定。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改变。而改变他们命运的，不仅是那些粮食和砖房，更是那些印在粗糙纸张上的字句——那些关于人、口、手、日、月、山、水的字句，那些关于怎么算账、怎么种地、怎么做人的道理。
那些字句，像种子，撒在了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
现在，种子已经发芽，长出嫩绿的苗。
未来，这些苗会经历风雨，会长成什么树，开什么花，结什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