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记得崇祯四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正月刚过的时候，新家峁学堂门前的两棵歪脖子柳树就抽了嫩芽，绿得像刚染的布。吴先生站在学堂院子里，看着扩建后的三间大教室——青砖墙，灰瓦顶，木格窗上糊着新纸，心里既欣慰又发愁。
欣慰的是，两年前那个只有五十个孩子、漏风漏雨的草棚学堂，如今变成了能容几百人的砖瓦校舍。发愁的是，学生多得快要溢出来了——去年秋收后，家家户户有了余粮，都想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适龄儿童（七到十二岁）登记数已经突破三百大关，可先生只有三个：他，还有两个老童生，一个叫王秀才（其实只是个童生，但大家尊称秀才），一个叫赵夫子（比王秀才有学问，但结巴）。
“吴……吴先生，”赵夫子结结巴巴地过来，“明……明天开……开学，三……三百个孩子，咋……咋教啊？”
吴先生看着这个说话比老牛拉车还慢的老夫子，叹了口气：“挤着教吧。大教室能坐八十个，咱们分三拨，上下午轮着来。”
“那……那得教……教到啥时候？”赵夫子眼睛都瞪圆了。
正说着，一个扎着羊角辫、脸蛋红扑扑的小姑娘像只小鹿似的跑过来，仰着脸，声音脆生生的：“吴爷爷！我爹说，过了年我就八岁了，能来学堂念书了！我娘给我缝了新书包！”她举起手里一个粗布缝的小包，上面歪歪扭扭绣了朵花，勉强能认出是朵菊花。
吴先生摸摸她的头，挤出一个笑：“好，红丫，开学就来报名。记得带《三字经》——没有的话，学堂有，借给你。”
“我家有！”红丫骄傲地说，“我爹用三斤麦子跟李大嘴叔换的！”
小姑娘欢天喜地地跑了。吴先生看着她的背影，又叹了口气：这是今天第几个了？自从联盟宣布“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学费全免，书本费补贴”后，家长们疯了似的送孩子来。有孩子的欢天喜地，没孩子的甚至动了“借种生子”的念头——春娘昨天还跟他抱怨，说有对夫妻结婚三年没孩子，想找别人“帮忙”，被她骂回去了。
“得招先生啊。”吴先生跺跺脚，决定去找李健。这事不能拖了，再拖，三百个孩子能把学堂房顶掀了。
李健正在议事堂和几个新来的年轻人谈话。这些年轻人是最近半年陆续投奔来的，有的识文断字，有的会算账，有的甚至懂点医术。为首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个子高瘦得像根竹竿，但眼神锐利得像鹰，说话带着浓浓的陕北口音，像在唱信天游。
“李盟主，”少年抱拳，动作干净利落。
“我叫李定国，陕北延安府人，跟随地主家的少爷看过在私塾教书，会读会写会算，还会点拳脚。听说您这儿重人才，不论出身，特来投奔。”
李健看着这个少年，心里一动。李定国——这个名字他太熟了。历史上的李定国，张献忠养子，明末名将，抗清英雄，最后病死在缅甸。现在，这个未来的名将就站在他面前，还是个青涩少年，眼神里有渴望，有警惕，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桀骜。
李定国原是张献忠的部下，张献忠死后，他率军转入滇、黔，旬月之间即破交水、曲靖，占领昆明。
随后，连克呈贡、师宗、通海、河西、蒙自、临安等地，悉平迤东；并于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 年)破沙定洲所据大小三百余寨，平定全滇。
时逢乱世，天下汹汹，李定国以春秋大义自许，倡议举滇、黔、蜀三地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 年)三月，李定国率师东出，不一月，便连下沅州、遂卫、蓝田，、靖州，走马取武冈，进逼宝庆，真可谓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负责镇守湖南的清续顺公沈永忠胆碎心寒，弃宝庆北遁，先奔至省会长沙，再逃至岳州。
沈永忠如此狼奔豚突，则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许多多道、府、州、县官有样学样，一窝蜂跟着逃窜。
于是，李定国跃马横刀，于俯拾之间就几乎遍布湖南全境，可谓英雄盖世，豪气冲天。
六月，李定国兵出祁阳，直取广西门户全州，尽歼清李养性之众，至榕江大破清镇南王孔有德，乘胜取桂林城，迫死孔有德，进而平定广西全省。
不得不说，李定国真是牛！
其自五月底出兵，到了八月中旬，攻无不克、战无不捷，横扫湖南、广西两省清军，真正的雷霆万钧、气吞山河，震撼天地。
顺治皇帝大惊，令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自江宁移赴长沙，另派敬谨亲王尼堪，统十万之众，南下增援湖广。
尼堪，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亦即多尔衮的侄子、顺冶帝的堂兄，身经百战、谙于战阵。
然而，在衡州城北草桥、香水庵一带，李定国亲自率军与尼堪的八旗精兵展开决战，大获全胜，割下了尼堪的首级。
“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
此战过后，天下无数忠于明室的官绅百姓精神大振，交口同称大明中兴有望。
黄宗羲曾神采飞扬地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
不过，明清易势，非李定国区区一名武将可以扭转，大明终于江河日落，大清最后坐拥了天下。
但这并不能掩没李定国善战、敢战之亮色。
李定国在大势已去的背景下，败走磨盘岭，巧施拖刀计，差点砍杀吴三桂，尽歼吴三桂追兵。
李定国入缅救主，以两千精兵攻缅都，把缅王吓得魂飞魄散。
则李定国用兵如神，攻城城下、野战战捷，能以少量的兵力摧败强敌，取敌帅首级于掌股之间，称之为“明末第一名将”，绝不为过。
“定国，”李健示意他坐下，“听说你半年前就来了，在民兵队表现不错，郑老汉夸你是棵好苗子。怎么，不想在民兵队干了？”
“想干，我喜欢当兵。”李定国坐下，腰背挺得笔直，“但我也想继续读书习文断字。我逃荒时，看见太多孩子不识字，被人骗去当苦力，被人卖到妓院。要是他们认得几个字，会算个数，哪怕只会写自己名字，将来日子就能好过些。我……我妹妹就是不识字，被人贩子骗走的，至今没找到。”
他声音低下去，但很快又抬起来：“李盟主，我知道乱世中刀枪、武力重要，但我觉得，笔杆子也重要。刀枪能杀人，笔杆子能救人。”
这话说到了李健心坎上。他看向其他几个年轻人：一个叫孙账房，以前在县城粮店管账，算盘打得噼啪响；一个叫周郎中，祖传医术，但没考过医官，流落至此；还有一个叫钱书生，考了三次秀才没中，心灰意冷。
“你们都想教书？”李健问。
众人点头。钱书生——其实才二十出头，但一脸沧桑——说：“李盟主，我们读了一肚子圣贤书，子曰诗云，之乎者也。可在这乱世，百无一用是书生。能教孩子们识字明理，让他们将来少走弯路，也算没白读这十几年书。”
李健沉吟。教育是大事，老师不光要识字，还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能教出一群只会死读书、满口仁义道德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他记得历史上李定国虽然跟了张献忠，但为人忠义，爱民如子，最后抗清殉国，是个有气节有担当的人。这样的人当老师，应该不会把孩子教歪。
“这样吧，”李健说，“你们先到学堂帮忙，跟着吴先生多多学习，然后再学怎么教书。一个月试用期，合格了，正式聘为教师，待遇从优——每月二十工分，包吃住，年底有奖励。”
“谢李盟主！”众人行礼。
李定国却没马上答应，他问：“李盟主，我能白天教书，晚上去民兵队训练吗？郑叔说我天生是当兵的料，我想学兵法，学打仗。”
李健笑了。这孩子，志向不小。“可以，文武双全更好。但记住，当老师要耐心，但不能把学生当兵练，但最基本的身体素质也可以适当训练，毕竟乱世就在眼前，多一份实力，多一份希望”
“我明白！” 李定国回答的铿锵有力。
于是乎，教师队伍扩充到了十人：吴先生任校长，王秀才、赵夫子、孙账房、周郎中、钱书生，加上李定国和另外四个年轻人。虽然教学经验不足，虽然师资水准也不咋滴。但热情高涨——毕竟，这是乱世中难得的稳定工作，还能实现“传道授业”的理想。
开学那天，学堂院子里像开了锅。三百多个孩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穿新衣的穿补丁的，挤得水泄不通。家长们站在外围，伸长脖子往里看，脸上有骄傲，有期待，也有担忧——担忧孩子学不好，白费了粮食。
吴先生站在台阶上，拿着铁皮喇叭（李大嘴最新发明）喊：“安静！安静！按年龄排队！七到九岁的站左边，十到十二岁的站中间，十三岁以上的站右边！”
孩子们乱哄哄地分了三堆。点完名，吴先生头大了：七到九岁的一百二十人，十到十二岁的一百五十人，十三岁以上的三十人。这怎么教？一个先生管一百个孩子？那不得累死？
分班容易，教学难。更大的问题是教材——只有五十本《三字经》，三十本《千字文》，还是不同版本的，有的字都不一样。很多孩子得共用一本，你扯过来我扯过去，没几天就得散架。
“得编新教材。”晚上，吴先生抱着仅存的几本完整书去找李健，愁眉苦脸，“《三字经》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昔孟母，择邻处’，好是好，但对农家孩子来说，不够实用。他们学了‘孟母三迁’，可咱们新家峁就这一块地方，往哪儿迁？”
李健正在看苏婉儿新做的《联盟收支预算》，闻言抬头：“吴先生说得对。咱们要编实用教材，教孩子们用得上的东西。”
“要编什么样的？”
“要实用。”李健放下账本，走到墙边挂着的新家峁地图前，“教识字，就从日常用字教起：粮食、农具、天气、疾病。教算术，就从丈量土地、计算产量、分配粮食教起。还要教卫生常识——为什么喝开水，为什么勤洗手；农技知识——什么时候播种，怎么施肥；安全常识——防火、防匪、防骗；道德规范——团结互助，勤劳诚实，爱护公物。对了，还要加一点简单的律法——咱们联盟的规章制度，用孩子能懂的话写出来。”
吴先生眼睛亮了：“这个思路好！李盟主，您来定框架，我来执笔！”
“我帮你。”李健说，“把李定国他们也叫上，年轻人脑子活，想法新。”
于是，新家峁第一套实用教材编写委员会成立了。李健任总顾问，吴先生主编，李定国、钱书生等年轻教师为编委，连苏婉儿都参与了——她负责算术部分，说“要跟实际账目结合”。
编写过程比想象中热闹。一群人在议事堂里吵翻了天。
王秀才坚持要加《论语》选段：“不学《论语》，何以明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话多好！”
李定国反对，他嗓门大：“农家孩子，学《论语》有什么用？学了‘学而时习之’，就能多打粮食？不如学怎么算账：一亩地产多少麦子，交多少税，剩多少口粮。不如学怎么种地：深耕浅种，施肥除草。”
钱书生弱弱地说：“可……可圣贤书总是要学的，不然怎么明事理……”
孙账房拨着算盘插话：“我觉着，算术最实用。我当年在粮店，见过太多人因为不会算账被坑。一斤麦子掺二两沙子，你算不出来，就得吃亏。”
周郎中慢悠悠地说：“卫生常识也得教。很多病是吃出来的、脏出来的。教孩子喝开水，勤洗手，能少死一半人。”
吴先生被吵得头大，一拍桌子：“都别吵！李盟主，您说！”
李健一直听着，这时才开口：“都要教，但要有主次。识字、算术是基础，必须扎实。卫生常识、农技知识、安全常识是生活必需，也要教。圣贤书……选几句最实用的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道理在哪都用得上。其他的，等孩子们基础打好了，有兴趣自己学。”
最后折中方案：教材分四册，每册侧重点不同。
《识字册》：收录五百个最常用字，按主题分类。比如“农事类”：耕、种、锄、收、粮、仓；“生活类”：衣、食、住、行、病、医。每个字配图——吴先生画的简笔画，虽然抽象得像鬼画符，但意思到了。还有组词、造句，都是日常用的。
《算术册》：从数数开始，到加减乘除，再到丈量、计算面积体积、分配比例。例题全是实际场景：一块地长二十步宽十五步，算面积；一家人五口，分一百斤粮，每人多少；建一间房需要八百块砖，现有五百块，还差多少。
《常识册》：包括卫生常识（喝开水、勤洗手、垃圾入桶）、农技知识（二十四节气歌、常见作物习性）、安全常识（火灾逃跑路线、遇见土匪怎么办）、道德规范（团结互助故事、诚实守信案例）。
《律法册》：其实就是新家峁的规章制度，用浅显的话写出来：为什么要交税（养民兵、建学校、修路），为什么要守纪律（大家安全），权利（分地、上学、看病）和义务（劳动、纳税、保卫家园）。
争议最大的是“圣贤语录”部分。王秀才坚持要加二十句，李定国说五句就够了。最后吵到李健那儿，李健拍板：十句。选最实用、最没争议的，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教材编写花了整整两个月。这期间，孩子们没书读，吴先生就临时教他们背《九九歌》、认身边的东西：桌子、凳子、窗户、门。李定国带大孩子们去地里，实地测量，回来算面积，虽然没课本，但学得津津有味。
教材编好后，更大的问题来了：怎么复制？新家峁没有印刷术，连雕版都没有。全靠手抄。
吴先生发动所有识字的人，包括刚学会写字的大孩子，一起抄写。议事堂成了大抄书场，几十个人趴在桌上，一笔一画地抄。孩子们抄书，既是学习，又是劳动——抄一页记一个工分，能换糖吃。
李定国字写得好，又快又工整，一天能抄三十页。他边抄边教旁边的孩子：“这个‘算’字，上面是‘竹’，下面是‘目’。古代用竹筹计算，要用心（目）去看。所以算术要用心。”
孩子们学得认真。他们知道，这些书抄出来是给自己用的，格外珍惜。有个叫狗剩的孩子，抄书时滴了滴墨在纸上，急得哭了，李定国安慰他：“没事，这点墨，就当给字点了颗痣。”
终于，三百套教材（每套四册）抄完了。虽然字迹五花八门，有的歪有的斜，但厚厚实实，散发着墨香和纸香。
教材解决了，教学方法又成了问题。传统私塾是先生念，学生摇头晃脑地背，背不出打手心。李健坚决反对：“咱们不体罚。要启发，要互动，要联系实际。”
他亲自示范了一节课，教“耕”字。
先带二十个孩子到地里，看王石头他们耕地。老牛拉着犁，泥土翻卷，孩子们看得入神。回来后在沙盘（木框装细沙）上写“耕”字，李健讲解结构：左边“耒”（古代农具，画了个像叉子的图），右边“井”（井田制，表示田地，画了方格）。然后组词：耕地、耕耘、春耕。再造句：春天到了，我爹去耕地了。
最后，让孩子们用树枝在沙盘上写。写对了表扬，写错了纠正，手把手教。一个叫铁蛋的孩子写了十遍才写对，李健没骂，反而说：“铁蛋有耐心，好样的。”
孩子们兴致勃勃。这种教学法，比干背“耕，耕田之耕”有趣多了。下课后，孩子们还在沙盘上写写画画，互相比赛。
年轻教师们跟着学。李定国教算术时，带孩子们去粮仓，实地测量麻袋高度、粮堆体积，回来算能装多少粮食。孙账房教记账，用真的账本示范，孩子们学怎么记收支。周郎中教卫生常识，带孩子们去河边，演示怎么用肥皂洗手，洗手前后水里的脏东西对比。
课堂活跃了，孩子们爱上学了。以前上学像受刑，现在像玩耍——虽然也得动脑子，但动得高兴。
但新问题又来了：孩子们基础差别太大。同一个班，有的已经会背《三字经》，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有的算数快得很，有的数到二十就卡壳。按年龄分班不合理，聪明的孩子觉得无聊，总捣乱；慢的孩子跟不上，自卑。
“得分级教学。”李健说，“按实际水平分班，每级学不同的内容。学得快的可以跳级，学得慢的可以留级，但留级不是惩罚，是帮助——多学一年，基础打牢。”
分级制实施了。先考试——简单的识字、算术测试。结果出来：三百个孩子，分成了六级。一级（零基础）五十人，二级（会几十个字）八十人，三级（会百字、简单算术）七十人，四级（能读简单文章、二位加减）六十人，五级（能写短文、乘除）三十人，六级（相当于初小毕业）十人。
分级后，教学更有针对性。一级班从“天地人口手”开始教，六级班已经开始学《常识册》里的农技知识，甚至简单的几何。
效果立竿见影。聪明的孩子不觉得无聊了，李健给六级班开了“拓展课”：教他们看地图、写信、甚至简单的记账。慢的孩子也不自卑了，在适合自己的班级里慢慢进步。
教育体系初步成形：蒙学（一至三级，识字算术基础）一到两年，初学（四至五级，加深加常识）两年，高学（六级，实用技能）一到两年。总共五到六年，免费——其实是用联盟税收支付，每个孩子每年成本大约五十斤粮，但对家长来说，就是免费。
但更大的挑战在后面：那三十个大龄孩子（十三到十五岁），很多已经要帮家里干活，不能全天上学。还有几十个成年人——他们小时候没机会读书，现在看着孩子上学，心里痒痒。
“办夜校。”李健说，“晚上上课，白天干活。教材一样，进度慢些。先生……李定国，你愿意教夜校吗？”
“愿意！”李定国毫不犹豫，“我晚上本来就要训练，训练完正好上课。就是……夜校没灯油。”
“灯油联盟出。”李健拍板，“再穷不能穷教育，再黑不能黑课堂。”
夜校开班那天晚上，学堂最大的教室挤满了人。五十多个大孩子，二十多个成年人，有男有女。油灯点了八盏，还是昏暗，但学生们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李定国站在前面，他换了身干净衣服，但袖子挽着，露出结实的小臂——刚训练完。他先教识字，从“夜”“校”两个字开始。
“夜，晚上。校，学堂。夜校，晚上上的学堂。”他声音洪亮，在黑夜里传得很远，“咱们白天干活，晚上学习。累不累？累。值不值？值！因为识字了，就能看懂布告，会算账了，就不会被人骗。咱们不是为科举，是为活得更明白！”
下面的人拼命点头。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手上全是老茧，握笔像握锄头，但他写得认真，一笔一画。他说：“我爹不识字，卖地被骗了，地契上写的是‘永久租赁’，他以为是‘卖断’。我要识字，以后不受骗。”
夜校每晚一个时辰（两小时），风雨无阻。慢慢地，成了新家峁一景。晚上，其他地方都安静了，只有学堂亮着灯，传来读书声、算盘声、讨论声。
教育，像一盏灯，在新家峁点亮。不仅照亮了孩子，也照亮了成年人，照亮了那些曾经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的人。
王秀才变化最大。以前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整天唉声叹气。现在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备课、上课、批作业、家访，晚上倒在炕上就睡，但脸上有光了。他说：“以前读圣贤书，为了科举，为了做官。现在教书育人，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铁蛋会写自己名字了，红丫会算账了，比中举还高兴。”
李定国更是找到了方向。他白天抽空教孩子，晚上抽空教大人，半夜自己还读书——李健给了他几本“兵书”，其实是李健凭记忆写的简易版《孙子兵法》《纪效新书》，夹杂着自己对现代军事的理解，根据地发展壮大，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等。李定国如获至宝，每晚读到油尽灯枯。
“李叔” 有天他对李健说，“我以前觉得，乱世中只有刀枪有用，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现在觉得，教育更有用。刀枪能杀人，能抢粮，但抢来的粮会吃完，杀死的人会更多。教育能让人明理，让人知道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战。有了教育，人就不是野兽，是人。”
李健拍拍他肩膀，没说话。这孩子，悟了。就是不知道为啥叫自己叔？
崇祯四年的时候，新家峁的学堂里，读书声从早响到晚。这声音，在乱世的陕北，是如此珍贵，如此不合时宜——外面是刀兵、饥荒、死亡，这里是识字、算术、希望。
但李健知道，这希望是脆弱的。李大嘴的情报显示：
遍地流民，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物即将再次活跃，马上成为流寇主流，聚众流民数十万；
清兵在关外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入关劫掠，毕竟清兵当家人目前觉得明朝瘦死骆驼比马大，入主中原。怕是把握不住。
朝廷呢？朝廷在加税，在党争，在杀忠臣，在争权夺利。
崇祯在位十来年，一国之首辅，走马观花似的换了好些人，窥一斑而知全豹。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诗，每天都在上演。
而新家峁，这个小小的孤岛，却在努力建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孩子能上学，成人能夜读，病人能就医，老人能善终。
也许，这个世界太小，改变不了大局。但至少，这三百多个孩子，这几十个成人，他们的人生，将因此不同。他们将识字，会算，明理，知道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的尊严。
李健站在学堂窗外，看着教室里认真的面孔。油灯下，孩子们低头写字，大人皱着眉头算数，李定国在黑板上画图讲解。稚嫩的读书声、沉稳的讲解声、拨算盘的噼啪声，混在一起，像一首奇特的交响曲。
他改变不了历史，他知道大明将在十几年后灭亡，清军将入关，华夏将陷入更深的黑暗。
但也许，他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能让他们多识几个字，多明一些理，在乱世中活得像个人，而不是野兽。
教育，是播种。种子撒下去，也许要很多年才能开花结果。也许这些孩子长大后，还是会面对战争、饥荒、死亡。
但至少，他们心里有光。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值得守护的。
窗内，李定国在教夜校学生念一句诗——是李健昨天刚教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孩子们念得磕磕巴巴，但很认真。
窗外，李健笑了。
有光明，就有希望。
有希望，就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