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初春，联合帝国帝都。
中央帝国大学那融合了宏伟的东方古典式屋顶与西式罗马柱廊的校园内，玉兰花刚刚绽放，但国际学生公寓“万国苑”三楼东侧走廊的气氛，却比室外的倒春寒更加凛冽。波兰留学生负责人、来自克拉科夫的扬·科瓦尔采维奇，刚刚从留学生事务办公室出来，手里紧紧攥着一份由校方国际学生管理处主任、海外党背景的欧阳庚教授亲自签发的《注意事项告知书》。他面色凝重地推开分配给波兰留学生的公用休息室的门，十几张年轻而略显紧张的面孔立刻转向他——这些都是来自波兰的公费生，主修机械、化工、冶金等专业。
“诸位，”扬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将那份文件放在中间的橡木桌上，“这是校方，欧阳庚主任刚刚召集我们几个国家留学生负责人开会时，特别、反复强调的事项。与我们直接相关的是第一条：校方强烈建议，不，几乎是明确要求，我们波兰学生，要尽量避免与……与住在西侧走廊的苏联留学生进行非必要的私下接触和交流。”
休息室里顿时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窗外风吹过松针的沙沙声。来自华沙、主修电气工程的斯塔尼斯瓦夫·米库瓦猛地站起身，脸上因愤怒而泛红：“避免接触？为什么？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搞外交对峙的！校方凭什么干涉我们和谁交往？”
“冷静点，斯塔尼斯瓦夫。” 来自罗兹、性格沉稳的化工系学生卡齐米日·诺瓦克示意他坐下，然后转向扬，“扬，校方给出了什么理由？总得有个说法。”
扬·科瓦尔采维奇深吸一口气，复述着欧阳庚主任那带着官腔却又意有所指的话：“欧阳主任说，这是出于‘对全体国际学生安全与和谐学习环境的考虑’。他提到，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目前在校的这批苏联留学生，大约二十人，绝大部分都有……都有军队背景，而且，很多人‘可能’参与过1920年的苏波战争。校方担心，如果我们双方学生因为历史问题发生‘不愉快的摩擦’甚至‘冲突’，将会严重影响中央帝国大学的声誉和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不利于’我们各自学业的完成。”
“军队背景？苏波战争？” 一个来自利沃夫、名叫沃伊切赫的年轻学生声音尖锐地重复道，他的父亲在战争中负伤致残，“意思是，西侧走廊住着的那些人里，很可能就有当年向我们开枪、入侵我们家园的俄国兵？而现在，我们要和他们在一个食堂吃饭，一个图书馆看书？校方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让我们‘避免接触’？” 他的拳头紧紧握起，指节发白。
“校方的措辞很谨慎，但意思很明确。” 扬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欧阳主任暗示，这是‘高层’的关照。我猜测，这‘高层’可能涉及到帝国外交部，甚至更高层。他们不希望帝都，尤其是中央帝国大学这样的学术圣地，成为我们波苏之间历史恩怨的角斗场。这会影响联合帝国与双方的关系，特别是现在他们与苏联还有勒拿河关税、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权等一揽子复杂谈判在进行中。”
斯塔尼斯瓦夫·米库瓦依然愤愤不平：“所以我们就得假装看不见？假装那些可能手上沾满我们同胞鲜血的人不存在？学术交流？见鬼去吧！我绝不会和一个苏联人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麦克斯韦方程组！”
卡齐米日·诺瓦克则显得更理智一些，但也眉头紧锁：“我理解大家的情绪。但校方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冲突一旦发生，无论对错，我们很可能成为牺牲品，甚至可能被遣返回国，那我们将如何面对国内的期望？我们的学业怎么办？”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而且，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校方，或者说联合帝国当局，要如此明确地划这条线？他们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在……隔离我们？防止我们与苏联人接触，会不会也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考量？比如，防止我们之间产生任何超出他们控制的、对联合帝国不利的交流或共识？”
这番话让休息室再次陷入沉思。联合帝国作为一个中立的超级大国，其内部党派林立，对波苏两国的政策本就微妙。北方党可能更倾向于利用波兰牵制苏联，而南方党或许更看重与苏联的潜在商业利益。校方的这个“建议”，背后可能牵扯着帝国高层复杂的平衡术。
就在这时，休息室的门被轻轻敲响。来自学生会、担任国际学生联谊干事的联合帝国本土学生李文博（其父是工业大臣许德华麾下的一名司长）探进头来，他脸上带着程式化的微笑：“科瓦尔采维奇同学，各位波兰的同学，打扰一下。下周学校礼堂有一场关于‘远东能源地质勘探新技术’的学术报告，由龙武集团的高级工程师主讲，机会难得，这是门票。另外，”他看似随意地补充道，“学生会组织的周末西山郊游，报名表我也放这儿了。哦，对了，顺便提醒一下，图书馆三楼的东欧资料阅览区最近在整理，可能有点乱，建议大家暂时先去二楼的期刊阅览室。”
李文博的话听起来是例行公事，但波兰学生们都听出了弦外之音：龙武集团是北方党的核心产业，这场报告是示好也是拉拢；西山郊游是创造与联合帝国本土及其他国家学生（唯独不包括苏联人）交流的机会；而所谓“整理资料”的东欧阅览区，恰好是苏联留学生平时也爱去的地方。校方和学生会，正在用更柔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实施着“隔离”政策。
李文博离开后，扬·科瓦尔采维奇看着桌上那张《注意事项告知书》，沉重地说：“大家都听到了。校方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我个人意见是，在现阶段，我们尽量避免主动与苏联学生发生直接冲突，遵守校规，专注于学业。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历史。我们需要更加团结，互相支持。”
然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完全的隔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几天后，在中央帝国大学最大的阶梯教室“勤政殿”里，一场关于“高等数学”的大课如期而至。波兰和苏联的留学生，因为专业相近，不可避免地坐在了同一间教室。当扬·科瓦尔采维奇和几个波兰同学走进教室时，他们立刻注意到西侧靠窗的位置，已经坐着几个身材高大、穿着朴素但整洁、神色严肃的斯拉夫面孔的年轻人——正是苏联留学生。双方的目光在空中短暂交汇，都迅速移开，教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波兰学生们刻意选择了远离他们的座位，中间隔开了好几排空位，仿佛有一条无形的鸿沟。
讲课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似乎对台下微妙的气氛浑然不觉，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课间休息时，波兰学生们聚在一起用母语低声交谈，苏联学生则沉默地坐在原位，或独自看着窗外。这种刻意的疏远和沉默，比激烈的争吵更让人感到压抑。
课后，在返回公寓的林荫道上，斯塔尼斯瓦夫·米库瓦忍不住低声对扬说：“你看到那个坐在最边上的大个子了吗？我敢打赌，他胳膊上的伤疤是枪伤！他们怎么有脸来这里学习我们的技术？！”
扬没有回答，他只是默默地走着。他想起离国前，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总理的嘱托：“学习知识，建设祖国。” 他也想起在维斯瓦河畔看到的那些亟待修复的桥梁和工厂。理想的重量与现实政治的冰冷，在这所遥远的东方名校里，以一种令人窒息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他知道，这条由校方划出的、充满戒备的界限，将会贯穿他们整个留学生涯，成为每个人心头一道难以愈合的隐形的伤疤。而这，仅仅是波兰在复杂国际格局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微小而真切的缩影。联合帝国的校园，也并非远离政治的象牙塔，它同样是世界格局脆弱平衡的一个折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