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何子谦、赵靖云、陈绍安、林秀珍，这些在云南跺一跺脚都能引来一方震动的人物，此刻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眼中的震惊、困惑、乃至于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都交织在一起，投向窗边那个男人的背影。
他们预想过千百种可能。或许是雷霆震怒，当场下令调集军队，开赴烟区，用枪炮和刺刀强行铲除那些罪恶的花朵。或许是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填补那百分之八的财政窟窿。甚至，或许是一场席卷整个官场的清洗，追究那些与鸦片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官僚。
但他们谁也没想到，林景云的命令，会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请一个商人。
加印十万册书。
这两件事，与那片足以动摇国本的罂粟花海比起来，就像是投入怒海的两颗石子，连一圈像样的涟漪都激不起来。
可正是这种不合常理的平静，才最令人心悸。它背后隐藏的，是一种他们无法揣测的深意，一种超越了眼前困局的、更为宏大的布局。
秘书领命而去，脚步声在死寂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
林景云没有转身，依旧负手立在窗前。他的目光穿过玻璃，越过总督府的院墙，投向这座正在他手中焕发生机的城市。远处，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那是工业的脉搏；街道上，隐约可见来往的车辆与行人，那是商业的血液。
一切都欣欣向荣。
然而在这片繁荣之下，却潜藏着一个正在溃烂流脓的巨大伤口。那个伤口，就是鸦片。
他的思绪，如同一只挣脱了束缚的鹰，瞬间飞越了两年的时光，回到了那个金桂飘香的秋日。
一九二二年，重阳。昆明，翠湖。
那天的阳光，不像夏日那般灼人，也不似冬日那般吝啬，暖洋洋地洒在人身上，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度。湖边的桂花树开得正盛，馥郁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甜得让人心醉。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庾恩锡的“亚细亚烟草公司”正式挂牌开业了。
厂址选在昆明城郊的普吉村，那里地价便宜，又临近交通要道。为了这座工厂，庾恩锡几乎是孤注一掷，变卖了祖上传下来的好几处田产和铺面。庾家在昆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望族，他这个举动，在家族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长辈们痛心疾首，骂他是败家子，是疯子。
庾恩锡没有辩解。
开业那天，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藏青色长衫，头发用发蜡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显得意气风发。他没有像传统商家那样在门口挂满红绸，摆上香案，祈求财神爷的保佑。他的厂门口，只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两排穿着统一蓝色工装的工人，精神抖擞地站着。
另一样，是一台从厂房里特意搬出来的，崭新的德国造卷烟机。那机器通体漆黑，在阳光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充满了力量感。
前来道贺的宾客，大多是昆明商界的名流士绅。他们看着那台狰狞的铁家伙，脸上都带着几分好奇与不解。
“晋候兄，你这是……唱的哪一出？”一个与庾恩锡交好的富商，姓钱，他绕着那台机器走了两圈，伸手摸了摸上面冰凉的铜质标牌，语气里满是惊讶，“这铁疙瘩，就是你说的那个……能吐金子的宝贝？我瞧着，怎么比英国人卖给‘老刀牌’烟厂的还要新式些？”
庾恩锡，字晋候。他闻言，哈哈一笑，脸上洋溢着一种近乎狂热的自信。
“钱老板，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庾恩锡拍了拍那台机器，眼神里满是珍爱，“它不止比英国货新，还比英国货便宜了整整三成！这叫‘德意志制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递了过去。
烟盒是土黄色的硬纸板做的，手感坚实。正面，是两个遒劲有力的烫金大字——“重九”。左下角，用极小的楷书印着一行字：“纪念云南重九起义”。
钱老板接过烟盒，翻来覆去地看，啧啧称奇：“重九……好名字，有气魄！晋候兄，你这是要把爱国两个字，刻在烟卷上卖啊！”
“何止是刻在烟卷上？”庾恩锡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激情与感染力，“我要把它刻进云南人的骨子里！诸位，请随我进厂看看！”
他一挥手，工厂那两扇巨大的铁门，在工人们的推动下，发出“嘎嘎”的声响，缓缓打开。
一股混杂着新晒烟叶的蜜糖甜香和机油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
宽敞明亮的厂房里，一排排崭新的德国机器整齐地排列着，齿轮转动，履带运行，发出“咔嗒、咔嗒”的、富有节奏感的声响。
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久之前还是在崎岖山路上背着沉重烟土的脚夫，满身臭汗，满脸麻木。他们的双手，曾被烟土的油腻浸染得又黑又黄，关节粗大。而此刻，他们穿着干净的工装，在一个头发微卷、高鼻深目的德国技师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学习着如何操作这些精密的机器。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新奇、紧张，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庾恩锡的目光扫过这些工人，眼底深处，有一抹旁人不易察觉的温情。
他对身边的钱老板和一众士绅说道：“诸位请看，这就是我的底气！”
他指向那些正在忙碌的工人：“这些人，以前都是给烟土商帮挑担子的脚夫。风里来雨里去，一趟下来，挣的辛苦钱，还不够自己抽两口大烟。现在，他们在我这里做工，学一门新手艺，每个月有固定的工钱，顿顿能吃上白米饭。他们是工人，是有尊严的劳动者！”
他又指向那些正在运转的机器：“这些机器，是我托了上海的朋友，辗转从德国买回来的。一战打完，德国人急着卖掉这些工业产品换外汇，价格压得极低。我把运费都算上，买下这整整一条生产线，花的钱，比买英国人淘汰下来的那些二手旧设备还要划算！”
最后，他抓起一把旁边木箱里金黄色的烟丝，凑到鼻子下闻了闻，脸上露出陶醉的神色。
“还有这个，我们‘重九’的魂！”他将烟丝展示给众人看，“这不是从美国进口的‘弗吉尼亚’烟叶，也不是从土耳其来的什么稀罕货。这是我们云南自己的土地上，长出来的烟叶！我叫它‘云叶’！是我派人去通海、玉溪一带，说服了当地的几个农户，试种出来的烤烟。成本，比那些洋烟用的进口烟丝，低了足足两成！”
他摊开一本账簿，上面的数字清晰明了。
“用我们云南的工人，开我们云南的工厂，种我们云南的烟叶，造我们云南人自己的香烟！诸位，你们说，我这‘重九’，能不能和洋人的‘白金龙’、‘哈德门’掰一掰手腕？”
整个厂房里，除了机器的轰鸣，鸦雀无声。
那些商人士绅们，一个个都愣住了。他们原本只是来看个热闹，捧个人场，却没想到，看到的竟是这样一番景象。
在他们眼中，庾恩锡一直是个有些理想主义、甚至有些“疯癫”的富家子。可现在，他们才发现，这个“疯子”的每一个疯狂举动背后，都经过了如此精密的计算。
更让他们震撼的，是庾恩锡所展现出的那份格局与野心。
那年头，昆明的空气里总是飘着两种味道。一种，是烟馆里传出的鸦片膏的腥甜，那种味道黏稠、堕落，闻久了让人头昏脑涨，四肢发软。另一种，是时髦的年轻人指间夹着的洋烟的呛香，尤其是英国人的“老刀牌”，铁盒包装，十支就要卖半块大洋，是身份和体面的象征。
鸦片和洋烟，一个在暗，一个在明，如同两张无形的巨网，将整个云南牢牢罩住，贪婪地吸食着这片土地的膏血。
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直到庾恩锡这个“疯子”的出现。
没人知道，在那间挂着“亚细亚烟草公司”牌子的办公室里，庾恩锡的书房正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玻璃罐。
罐子里用福尔马林泡着一只手。那是一只烟农的手，因为常年采割生鸦片，整个手掌的皮肤都被腐蚀得不成样子，指甲脱落，血肉模糊，看上去触目惊心。
在玻璃罐的旁边，还放着一个烧得焦黑的头骨。那是庾恩锡花钱从一个专门收拾“绝户”尸骨的仵作手里买来的，据说，这头骨的主人生前是个大烟鬼，最后穷困潦倒，活活饿死在自家的烟床上，被发现时，连老鼠都啃不动他那被烟火熏得干硬的尸身。
每当有家人朋友来劝他收手，不要再做这种“赔本赚吆喝”的傻事时，庾恩锡就会把他们带到这个玻璃罐和头骨面前。
他会指着那只烂手说：“这是种鸦片种出来的！洋人教我们种，我们种出来，他们再加工成各种毒品，卖回给我们，赚走我们的钱，烂掉我们的手！”
然后他又会指着那个黑色的头骨：“这是吸大烟吸出来的！家破人亡，断子绝孙！洋人卖鸦片是刀，我们自己人也跟着递刀子！”
最后，他会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老刀牌”香烟，狠狠地摔在桌上。
“这东西，也是刀！一把看不见的软刀子！它让我们的年轻人觉得抽洋烟是时髦，是体面，心甘情愿地把一块块银元送到英国人的口袋里！他们用我们云南的银子，造更多的枪炮，再反过来用枪炮逼着我们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卖更多的洋烟和鸦片！你们告诉我，洋烟和鸦片，到底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在吸我们云南人的血！”
他的声音里带着泣血般的悲愤，“所以，我要造出我们自己的烟！一种能让云南人‘体面’的替代品！我要让昆明街头的后生仔觉得，抽我这‘重九’，比抽‘老刀牌’更体面！我要让玉溪、通海的农民觉得，种我这烤烟，比种罂粟更体面，更能养家糊口！”
“我要断了洋烟的根！也要撬动鸦片的根！”
这，就是庾恩锡的“疯”。
开业典礼的喧嚣过后，庾恩锡做了一件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他没有在各大商铺里铺货，而是亲自带着几个工人，在昆明最热闹的正义路街头，摆了一个简陋的烟摊。
他脱下了那身气派的长衫，换上和工人们一样的蓝色工装，手里举着一包“重九”牌香烟，用他那带着昆明口音的官话，大声地叫卖着。
“同胞们，过来看一看，瞧一瞧！云南人自己的香烟，‘重九’牌香烟！”
“九月九，重阳节，我们云南的子弟兵，打响了重九起义的第一枪，赶跑了满清的皇帝！今天，我们‘重九’牌香烟，就要打响第一枪，把那些吸我们血的洋烟，都赶出云南去！”
“爱国的，有骨气的，就来抽一支我们自己的‘重九’！”
他的声音洪亮而富有激情，引得过往的行人纷纷侧目。
有人嗤之以鼻，觉得这个老板是想钱想疯了，竟然亲自上街吆喝。
有人好奇观望，被他那番极具煽动性的话语所吸引。
更多的人，则是在低声议论着。
“重九？这名字倒是有意思。”
“听说是庾家的那个败家子搞出来的，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切，国产的烟，能好到哪里去？一股子土味，呛死人，哪比得上英国的‘老刀牌’来得柔顺？”
就在这时，一个戴着学生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人装的青年，挤开了人群，走到了烟摊前。他看起来不过二十来岁，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但眼神却异常明亮。
他从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几枚攥得温热的铜子儿，递给庾恩锡。
“老板，你刚才那番话，说得好！就凭‘重九’这两个字，我就要买一包！”
庾恩锡看着眼前的青年，心中一热。他亲手撕开一包“重九”，抽出一支递给青年，又为他点上火。
青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他年轻的肺里转了一圈，又缓缓吐出。他闭上眼睛品了品，随即睁开，眼中爆发出惊喜的光芒。
“好烟！”他大声赞道，“这烟劲儿足，醇厚，不呛嗓子，后头还有一股回甘！比我偷偷抽过的‘老刀牌’好抽多了！”
他拿着那包烟，像是在炫耀一件宝贝，对他身后的同伴们说：“你们看，这上面还刻着‘重九’两个字！我爷爷当年就是跟着蔡锷公参加过重九起义的！我抽这个烟，才叫不忘本！这显的是我们云南人的根！”
他的一番话，掷地有声。
周围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
紧接着，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掌声从稀稀拉拉，很快就变得热烈起来。
“说得好！小伙子！”
“老板，给我也来一包！冲着‘重九’这两个字，我也要尝尝！”
“对！不能让洋人把我们的钱都赚走了！我们云南人要支持自己的货！”
人群开始涌动，一只只手伸向了那个简陋的烟摊，递上来的，是一枚枚铜子儿，一张张毛票。
庾恩锡的眼眶，在那一刻，湿润了。
他看到了一颗种子，一颗由他亲手种下的，名为“希望”的种子，在民众爱国的热情中，破土而出，绽放出了第一片嫩芽。
……
“笃、笃、笃。”
办公室门上传来沉稳的敲门声，将林景云的思绪从两年前的那个秋日，拉回到了这个冰冷而凝重的现实中。
他的眼神恢复了惯有的深邃与平静，那段关于庾恩锡的记忆，如同退潮的海水，悄无声息地隐没在他心底的深处，只留下一片坚实的滩涂。
“进来。”他缓缓转身，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门外。
秘书推门而入，身后跟着一个穿着藏青色西装的中年男人。
男人约莫四十出头的年纪，身形略显清瘦，但腰杆挺得笔直。他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镜片后的那双眼睛，透着商人的精明，也藏着一丝文人的儒雅。岁月似乎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密的皱纹，但那份骨子里的锐气与执着，却丝毫未减。
正是庾恩锡。
两年不见，他比记忆中沉稳了许多，少了些当年的意气风发，多了些历经风霜的厚重。
庾恩锡显然有些局促不安。他一进门，就感受到了这间办公室里不同寻常的压抑气氛。何子谦、赵靖云这些省政府的巨头都在，而且一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
他不知道这位权倾云南的林主席，突然把他这个商人叫来，所为何事。
“亚细亚烟草公司，庾恩锡，见过林主席，见过各位长官。”庾恩锡躬身行礼，态度谦恭，却不卑不亢。
林景云没有坐在那张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办公桌后，而是缓步走到待客的沙发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庾先生，不必多礼，请坐。”
他的语气很平和，听不出喜怒。
庾恩锡心中更加忐忑，小心翼翼地在沙发上坐下，只坐了三分之一的位置。
林景云亲自提起桌上的暖水瓶，为他倒了一杯热茶，白色的水汽袅袅升起，在两人之间形成了一道模糊的屏障。
“庾先生，我们不是第一次见了。”林景云将茶杯推到他面前，开口说道。
庾恩锡一愣，努力在脑海中搜索着，却实在想不起自己何时与这位大人物有过交集。
林景云看着他困惑的表情，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
“两年前，翠湖畔，亚细亚烟草公司开业。你在厂门口，跟钱老板夸耀你那些德国机器。”
庾恩锡的眼睛瞬间瞪大了，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还有，”林景云的声音不疾不徐，仿佛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正义路街头，你穿着工人的衣服，举着‘重九’牌香烟，喊着要打跑洋烟。第一个买你烟的，是个戴学生帽的青年，他说，他爷爷参加过重九起义。”
庾恩锡彻底僵住了。
他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在这一刻凝固了。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原来，自己从一开始，就活在这个男人的注视之下。自己那些自以为是的“疯狂”与“豪情”，在这个男人的眼中，或许只是一场提前上演的戏码。
他究竟想做什么？
林景云没有理会他的震惊，他端起自己的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目光穿过氤氲的茶雾，落在庾恩锡的脸上，那目光平静，却又锐利如刀，仿佛能洞穿人心。
“庾先生，你当初说，要用‘重九’，断了洋烟的根，撬动鸦片的根。”
“现在，两年过去了。”
“你的那场仗，打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