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星河把那半块橡皮擦放进证物袋时,指腹触到袋面的褶皱,像摸到了二十五年前那个孩子掌心的汗。技术科的冷光灯照在他脸上,把眼底的红血丝映得格外清晰——从西郊废窑回来后,他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沈队,骸骨的初步鉴定结果出来了。”年轻警员抱着报告进来,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颅骨有钝器击打痕迹,致命伤是胸腔贯穿伤,和螺丝刀的尺寸完全吻合。死亡时间确实在1997年8月,和周佩兰的死亡时间相差不到十二小时。”
沈星河的目光落在报告末尾的备注上:“骸骨左手指骨有陈旧性骨折?”
“是,第三指骨曾被重物碾压,愈合痕迹显示是案发前半年左右造成的。”警员调出x光片,“我们查了赵秀莲的档案,他1997年2月在工厂被机器夹伤过手指,病历记录和这个完全对得上。”
窗外的天已经亮透了,晨光穿过百叶窗,在地上投出一道道竖线。沈星河拿起陈默的笔录复印件,指尖划过“西郊废窑”那行字——当年的卷宗里,警方排查过所有可能的藏匿地点,唯独漏了这个地方。废窑在1996年就因塌方被封了,按理说不该有人去。
“陈建国当年的工友找到了吗?”他忽然抬头。
“找到了三个,都退休了。”小林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两份豆浆,“我刚去见了老王头,他说1997年夏天,陈建国总往西郊跑,有时候半夜才回宿舍,身上带着股土腥味。”
沈星河接过豆浆,吸管戳下去的瞬间,忽然想起骸骨胸腔里的螺丝刀——那是种老式木柄螺丝刀,当年陈建国在工厂当维修工,用的就是这种型号。“老王头还说什么了?”
“他说陈建国那段时间总跟人吵架,好像是为了钱。”小林翻开记事本,“有一次他听见陈建国打电话,说‘那笔钱必须给我,不然鱼死网破’。但没听清对方是谁。”
钱?沈星河的指尖在桌面上敲出轻响。周佩兰和赵秀莲都是普通工人,家境并不富裕。陈建国要的会是什么钱?
“查赵秀莲1997年的银行流水。”他站起身,证物袋在口袋里轻轻晃动,“还有,去医院找陈默,问问他父亲有没有提过‘钱’的事。”
市医院的住院部走廊飘着消毒水味,陈默刚查完房,白大褂的口袋里露出半截钢笔。看到沈星河时,他镜片后的眼睛颤了颤,侧身让进办公室:“我知道你们会再来。”
办公桌上摆着个相框,里面是少年陈默和陈建国的合影,背景是老旧的筒子楼。“我爸坐牢后,我去看过他几次。”陈默摩挲着相框边缘,“他总说对不起赵叔叔,说那笔钱本来是给我治病的。”
“治病?”
“我小时候有先天性心脏病。”陈默的声音低下去,“1997年夏天要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我爸到处借钱,后来赵叔叔找到了他,说有个‘赚快钱’的机会。”他顿了顿,喉结滚动着,“我爸没说是什么机会,只说赵叔叔反悔了,两人吵了起来,他失手……”
沈星河打断他:“赵秀莲为什么要反悔?”
“不知道。”陈默摇摇头,“但我爸说,赵叔叔手里有个东西,能让有些人睡不着觉。他本来想拿那个东西换钱,后来突然说要去举报,我爸急了……”
“什么东西?”
陈默的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个圈:“我爸没说清,只说是个‘账本’。他说周阿姨知道那东西在哪,所以……”
所以周佩兰也死了。沈星河盯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在风里摇晃,像被人攥着的手掌。赵秀莲手里的账本,会和谁有关?
回到局里时,技术科有了新发现。“沈队,我们在赵秀莲骸骨的衣领里,找到一张揉烂的纸片。”警员展开透明证物袋,里面是半张泛黄的收据,上面印着“红星建材厂”的抬头,金额处写着“叁万元”,收款人签名被血渍盖住了,只能看清一个“李”字。
“红星建材厂?”沈星河皱起眉,“1997年的时候,这家厂是不是出过安全事故?”
小林飞快地翻着档案:“对!那年6月,厂房坍塌压死了两个工人,后来被定性为意外。当时的厂长叫李长河,第二年就辞职了,现在在海南做房地产。”
收据上的日期是1997年8月10日——赵秀莲失踪前两天。
“查李长河和赵秀莲的关系。”沈星河把收据拍下来发给网安组,“另外,调红星建材厂当年的事故报告,特别是遇难工人的家属信息。”
傍晚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档案室,沈星河在一堆旧报纸里翻到了当年的报道。标题很醒目:“红星建材厂坍塌事故:违规施工致悲剧”,配图里,穿工装的赵秀莲正接受采访,眉头紧锁,左眉的痣在照片里很清晰。
“找到了!”小林举着一份人事档案冲进来,“赵秀莲当年是红星建材厂的安全员,事故发生后,他提交过一份报告,说坍塌是因为偷工减料,但被厂里压下来了。李长河给了他一笔钱,让他闭嘴。”
沈星河的指尖点在报道里赵秀莲的脸:“所以他手里的账本,记的是偷工减料的证据?”
“很可能。”小林调出李长河的照片,现在的他西装革履,和当年报道里的油腻厂长判若两人,“我们查了他的出入境记录,他明天就要飞海南。”
“扣下他。”沈星河抓起外套,“去机场。”
候机大厅的广播在头顶回荡,李长河正戴着墨镜喝咖啡,看到沈星河亮出的警官证时,他的手顿了顿,咖啡洒在袖口上。“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他扯了扯领带,喉结滚动着。
“1997年8月,你给了赵秀莲三万块,让他隐瞒厂房坍塌的真相。”沈星河把收据拍在桌上,“后来他反悔要举报,你就联系了陈建国,让他‘处理’掉赵秀莲,对吗?”
李长河的脸瞬间白了:“没有!我没有!”
“那笔钱,是你让陈建国去拿的。”沈星河盯着他的眼睛,“赵秀莲把账本藏了起来,陈建国没找到,只能杀了他。周佩兰知道账本的事,所以也被灭口了。这二十五年,你睡得安稳吗?”
李长河的墨镜滑到鼻尖,露出布满血丝的眼睛。他忽然笑了,笑声在安静的候机区格外刺耳:“那两个工人,是赵秀莲的远房亲戚。他本来想拿账本换钱,又怕对不起亲戚……人啊,就是太贪心。”
沈星河看着被带走的李长河,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技术科发来的消息:在周佩兰老宅的地板下,找到了一个铁盒,里面有红星建材厂的偷工减料记录,还有赵秀莲写的遗书,说要把证据交给检察院。
暮色漫进候机大厅的落地窗,沈星河掏出那半块橡皮擦,在灯光下,小熊图案的轮廓依稀可见。他仿佛看到二十五年前那个夜晚,十岁的陈默攥着这半块橡皮,在黑暗里奔跑,身后是燃烧的工厂,和两个男人的争吵声。
手机响了,是小林:“沈队,遇难工人的家属找到了,他们说明天要来局里,谢谢咱们还了他们亲人一个公道。”
沈星河嗯了一声,挂了电话。晚风从窗外吹进来,掀起他的衣角,像一声迟到了二十五年的叹息。他把证物袋放进包里,转身走向出口——外面的路灯亮了,沿着街道连成一串,像铺开的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