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庙外认了“契爷”之后，村子似乎真的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
屋顶夜间那粘腻的爬行声和含糊的低语消失了，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驱散或禁止了。路过村口老井时，那股子钻裤脚的阴冷寒气也淡了许多，虽然我依旧不敢靠近，但不再觉得那井口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死死地盯着我。甚至连仓库里那次的惊魂遭遇，也仿佛真的成了一场被过度解读的噩梦。
日子仿佛被一只大手强行掰回了“正常”的轨道。我和弟弟、伙伴们玩耍，帮祖婶做些零碎家务，听父母商量着明年开春是不是真要送我去镇上读小学的事。阳光下的村庄，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切看起来都和别的普通村庄别无二致。
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那种变化不在外界，而在我的感知里，更在那份沉重如枷锁的“名分”之中。
恐惧并未消失，只是转化了形态。它不再是突如其来的惊骇，而是一种弥散在空气里、无处不在的隐性的“注视”。有时我独自在院子里晒太阳，会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悸，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阴影里、在墙缝后、甚至在高远的天空上，冷漠地“看”着我。那目光没有温度，没有情绪，只是一种确认般的巡视，确认它的“所有物”是否安在。
祖叔抽烟抽得更凶了，那呛人的烟味几乎成了他的铠甲。他看我的眼神愈发复杂，那里面有关切，有松了一口气的疲惫，但更深处，是一种我那时还无法完全理解的、沉甸甸的负罪感。仿佛他用一个沉重的秘密，替换了另一个更迫在眉睫的危险。他有时会下意识地摩挲着那根刻满符文的赶牛棍，眼神飘向老鸦冲的方向，喃喃自语：“稳住了…暂时稳住了就好…”
“契爷”的名分像一道无形的烙印。它似乎提供了一种保护，阻隔了那些过于直接和凶险的侵扰，但它也像一根线，牢牢地系在了我的魂魄上，线的另一端，则深深埋在那座青面红脸、邪异莫名的破庙深处。我能模糊地感觉到那种联系，不强烈，却无法挣脱。它让我在获得短暂安宁的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我与此地某种深藏的、非人的力量，产生了无法切割的关联。
父母对这一切毫无察觉，他们只是高兴地看到我身体似乎结实了些，晚上不再惊悸啼哭。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规划我去镇上读书的事情，甚至开始攒钱准备学费和新书包。看着他们充满希望的脸，我心里堵得难受。他们以为我是去奔向更广阔的天地，殊不知，我可能是带着一个沉重的“债主”，离开这个它力量最盛的地方，去往一个未知的、可能同样隐藏着其他规则的世界。
一天下午，我鬼使神差地独自一人走到了村尾，远远地望着那座被杂草和藤蔓半掩的破庙。我不敢靠近，甚至比认契爷之前更怕靠近它。因为以前怕的是未知，是里面可能冲出来的东西。而现在怕的，是那种已经确立的、冰冷的“联系”。我知道，那里面有什么东西，知道我来了。
夕阳的余晖给破庙镀上了一层残破的金边，却丝毫无法减轻它的阴森感。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时，我清晰地看到，庙门口那丛枯黄的野草，无风自动，异常诡异地向着我的方向倒伏了一下，像是……一个冰冷的回应。
我吓得头皮发麻，转身就跑，一路冲回家，心脏狂跳，直到看见祖叔蹲在门槛上抽烟的熟悉背影，才稍微安定下来。
祖叔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村尾的方向，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没说话，只是重重地吸了一口烟，然后缓缓吐出。烟雾缭绕中，他的脸色晦暗不明。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没有血瞳鼠，没有水怪，也没有鹞鹰。只有那座破庙，庙里那尊神像依旧青面红脸，长须垂胸。但它没有动，只是那双石刻的眼睛，仿佛透过梦境，冰冷地、持续地注视着我。没有威胁，没有恶意，只是一种纯粹的、物主般的审视。
我惊醒了，却没有以往噩梦的惊恐冷汗，只有一种深沉的、无处可逃的冰凉，从梦境蔓延到心底。
父母终于做出了决定。过完这个年，就送我去镇上的小学念书。手续托了亲戚在办，母亲开始为我缝制新衣，父亲偶尔会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到了镇上要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
我点头，心里却像压着一块冰。离开的日子越近，那种无形的束缚感似乎就越清晰。我不知道离开这片滋生它的土地，那位“契爷”会如何反应？是力量减弱，还是会因此被激怒？城镇里，有没有能察觉或者制约这种东西的存在？
祖叔在我临行前一夜，把我叫到他的屋里。他从那个宝贝木柜最深处，取出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块暗沉沉的木牌，上面刻着一些扭曲复杂的符文，中央却空着，没有神像也没有名号。
“这个……你收着。”祖叔的声音干涩，他将木牌塞进我手里，那木头触手冰凉，却奇异地带着一丝祖叔常用的烟丝味。“放在枕头底下，或者贴身带着……万一……万一觉得不对劲，就想想阿叔，想想咱家的灶火……”
他没有说明白这木牌的具体用处，但我懂了。这是另一道护身符，或许是他们这一脉流传下来的最后一点压箱底的东西，用来平衡或者说抵御那名分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紧紧攥着那块木牌，喉咙哽咽，说不出话。祖叔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走吧，走了也好……外面的世界大，也许……有别的路子。”
第二天清晨，我背着一个崭新的、母亲连夜赶工缝制的布书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和那块用红布包着的冰冷木牌。父母脸上洋溢着期盼的笑容，弟弟羡慕地看着我的新书包。
我回头看了看祖叔祖婶。祖婶眼睛红红的，塞给我两个热乎乎的鸡蛋。祖叔站在门槛阴影里，依旧蹲着，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烟雾笼罩着他，看不清表情。他只是对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快走。
我跟着父母，踏上了那条通往镇上的黄土路。每一步，都感觉像是踩在无形的线上，线的一端在我脚下，另一端，却牢牢系在身后那座渐行渐远的破庙里。
我没有再回头去看那口老井，也没有去看老鸦冲的方向。
我知道，有些东西，是甩不脱的。
它给了我暂时的安宁，也给了我一个终身无法摆脱的“名分”。
前方的城镇笼罩在晨雾中，看起来熙攘而陌生。那里有学校，有新的生活，也可能有新的、未知形态的“诡异”。
认下“契爷”后的那份诡异的平静，像一层薄冰，覆盖在村庄和我们家的生活之上。冰层之下，暗流依旧涌动，只是换了形式。于我，是那无处不在的、冰冷的“注视”；于家，则是另一种更为现实、却也裹挟着命运无常的波澜。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以前做老师、放电影，后来跑去广东打工，回村后总觉得种地不是长远之计，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想重新撑起这个家。那段时间，村里渐渐有了些变化，镇上、县里开始有一些工程，修路、挖地基，需要一种叫做“挖掘机”的新鲜玩意。村里有个叫阿伟的后生，比父亲小几岁，头脑活络，不知从哪里学会了开这铁家伙，据说在外面包点小工程，赚了些钱，每次回村都穿着簇新的夹克，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惹得不少人眼热。
父亲和阿伟以前关系就不错，阿伟小时候家里穷，父亲还偷偷给过他铅笔作业本。这次阿伟回来，父亲便常去找他喝酒聊天。几杯散装米酒下肚，阿伟唾沫横飞地讲着外面世界的机会，讲开挖机如何挣钱，比种地、比打工强多了。父亲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亮得吓人。
“哥，这玩意儿，是技术活，也是风口！学会了，饿不死！”阿伟拍着父亲的肩膀。
母亲在一旁听着，脸上既有期盼，也有担忧：“那铁疙瘩，贵吧？学起来难不难？危险不？”
“嫂子，放心！我先带哥去看看，试试手！不难学！胆子大，心细就行！”阿伟打着包票。
就这样，父亲几乎天天往镇上的一个采石场跑，那里有阿伟认识的一个老板，有台旧挖掘机。父亲去给人家帮忙，不要工钱，就为跟着师傅学操作。那段时间，父亲每天回来都满身油污，疲惫不堪，但眼神里的光却越来越亮。他会在饭桌上，用筷子比划着操纵杆的动作，嘴里模仿着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跟我们讲挖斗怎么用力，怎么找准角度。
我发现，当父亲全身心投入到这件事上时，他身上那种因“契爷”名分而带来的、只有我能隐约感知的压抑感，似乎被冲淡了一些。或许极度的专注和谋生的渴望，本身就能产生一种强大的阳气，暂时抵御了那些阴翳的侵蚀。
然而，祖叔对此却并不乐观。有一次父亲兴奋地说起开挖机的前景，祖叔蹲在门槛上，只是闷头抽烟，半晌才沙哑地说了一句：“那铁家伙，动静太大，伤地脉……小心点好。”
父亲正在兴头上，没太在意：“阿叔，现在时代不同了，靠机器吃饭了。地脉不地脉的，顾不上了，得先顾嘴。”
祖叔不再说话，只是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后的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担心的不仅是地脉，更是怕这巨大的“动静”，惊扰了某些本就不安分的东西，或者打破了他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脆弱的平衡。
几个月后，父亲竟然真的学会了，虽然不算精通，但基本操作已经没问题。阿伟也够意思，帮他联系了一个去广东潮州那边工地的活，说是那边大开发，急需开挖机的司机，工资比家里高好几倍。
消息传来，母亲又喜又忧。喜的是家里终于有了个盼头，忧的是广东那么远，父亲一个人去，她不放心。父母关起门来商量了几个晚上，最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父亲先去，如果稳定了，母亲就带着弟弟过去，一家人还是在一起。而我，则暂时留在村里，跟着祖叔祖婶继续上学。
理由听起来很充分：我身体刚好转，经不起折腾；转学手续麻烦；祖叔祖婶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虽然更多是他们照顾我）；家里的田地也不能完全抛荒……
但我心里清楚，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那个无法言说的“契爷”。父母或许懵懂地感觉到我离不开这片土地，或者说，离开可能会发生更不好的事情。祖叔肯定在背后用他的方式劝说过了。这个决定，是对现实无奈的妥协，也是对我身上那份“名分”无声的敬畏和恐惧。
我知道，我要被留下了。
尽管对城镇有恐惧，对未知有不安，但当真正意识到父母和弟弟将要远行，而我被独自留在充斥着诡异记忆和无形契约的村庄时，一种被遗弃的冰冷感，比那“契爷”的注视更刺骨地扎进了心里。
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家里的气氛变得奇怪，一种混合着希望、离愁、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弥漫开来。母亲开始疯狂地收拾东西，把能带走的打成包裹，不能带走的仔细收好，反复叮嘱祖婶米缸在哪油盐在哪。她给我缝新衣服，眼睛总是红红的。
父亲变得沉默了许多，只是更卖力地帮着祖叔做些重活，把屋前屋后修缮了一遍。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愧疚和不舍，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或许他觉得，把我留在祖叔身边，是当下最安全的选择。
弟弟还小，不懂离别之苦，只知道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坐大汽车，很兴奋。
最难受的是祖叔。他抽烟抽得几乎到了骇人的地步，常常一整夜都蹲在门口，烟火明灭不息。他看着我时，那沉甸甸的负罪感几乎要溢出来。仿佛把我留下，是他一手造成的，是他用那些鬼神之说，捆绑住了我的人生。他几次张嘴想对我说什么，最终都化为一串剧烈的咳嗽和更加浓重的烟雾。
临走前夜，父亲把我叫到跟前，从那个随身多年的、磨破了皮的黑色人造革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铁皮铅笔盒，上面印着“九九乘法表”和鲜艳的卡通图案。这是他特意去镇上供销社买的。
“小生，”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在家要听话，好好跟祖叔祖婶过，好好读书。等爸在那边站住脚，情况好了，就……就接你过去。”他的话说的有些犹豫，似乎自己也不完全确信这个承诺。
我接过铅笔盒，冰凉的铁皮触感让我一颤。我点了点头，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阿伟就开着一辆破旧的拖拉机来了。父母和弟弟的行李不多，就几个编织袋。母亲抱着弟弟，哭成了泪人，反复摸着我的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红着眼圈，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提起行李，决绝地转身爬上拖拉机。
祖婶在一旁偷偷抹眼泪。祖叔则蹲在屋檐下最深的阴影里，整个人几乎被烟雾吞没，只有烟头那一点红光，在微明的晨曦中剧烈地颤抖着。
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了，巨大的噪音撕裂了村庄清晨的宁静。弟弟似乎被吓到了，哇的一声哭起来。母亲赶紧哄着他。
车子缓缓开动，卷起一片尘土。我追到路口，看着那辆载着我至亲的拖拉机，在黄土路上颠簸着，越来越远，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那一刻，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静得可怕。巨大的孤独感像冰冷的潮水，彻底淹没了我。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冰冷的铁皮铅笔盒。
从此，我和父母弟弟，隔着的不仅仅是千山万水，还有一份沉重得无法言说的、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秘密契约。
我转过身，看到祖叔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走到了我身后。他脸上的皱纹仿佛一夜之间又深了许多，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一种近乎悲壮的责任感。他伸出粗糙的大手，重重地按在我的肩膀上。
“回吧。”他只说了两个字，声音沙哑得厉害。
家，一下子空荡了。虽然祖叔祖婶还在，但那种完整的、属于一个核心家庭的热闹和生气，随着拖拉机的远去而抽离了。吃饭时桌上少了好几副碗筷，晚上睡觉听不到父母的低声交谈和弟弟的梦呓，只有老屋木梁偶尔发出的“吱呀”声和窗外无休无止的风声。
我变得更加沉默，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帮祖叔祖婶做家务上。只有在忙碌时，才能暂时忘记那如影随形的“注视”和噬骨的孤独。
父亲偶尔会托人捎信回来，信上说他们在潮州安顿下来了，工地活很多，他很忙，弟弟上了当地的幼儿园，母亲在工地食堂帮工。信里总是嘱咐我听话，好好学习。每次来信，祖婶都会念给我听，然后小心翼翼地收好。我能从信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父母在新环境里拼搏的艰辛，以及那份对我深藏的愧疚和牵挂。
我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地生活，为了我，也为了这个家的未来。而我，也被困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之上，背负着无形的枷锁，同样在挣扎。
那个“契爷”的名分，在我独自留守后，似乎变得更加清晰。它的“注视”不再仅仅是冷漠的巡视，偶尔会带上一种极淡的、难以形容的“情绪”。有时我考试得了表扬，心里刚有一丝高兴，便会没来由地感到一阵轻微的寒意，仿佛那股力量在表达它的不悦，不喜欢我将注意力过多地投向别处。有时我生病发烧，昏沉中，那注视又会变得格外“专注”，甚至带上一丝…审视物品是否完好般的关切？这种扭曲的“联系”让我不寒而栗。
祖叔成了我唯一的依靠和屏障。他更加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接送我上下学，晚上必定检查我枕头下的木牌是否放好。他依旧抽烟，但眼神里的负罪感渐渐被一种坚定的守护所取代。他似乎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一切，来填补我父母缺席的空缺，并抵御那来自虚无的侵蚀。
我们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新的、脆弱的平衡。一边是远方父母为生计的奔波，一边是乡村里一老一少面对无形力量的孤守。挖机的轰鸣声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潮州，而它所引发的家庭变迁，却让我更深地陷入了老家这片土地的诡异漩涡之中。
那条连接着我和破庙的无形之线，并未因距离而拉断，反而因为我的孤身一人，而绷得更紧，更加敏感了。
我知道，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这场战争，注定只有我，和身后日渐苍老的祖叔，以及那块冰冷的木牌，来共同面对。前方的路，漫长而未知，弥漫着晨雾，也深藏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冰冷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