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靠近器物尚且不敢投掷，唯恐损坏器物，何况是亲近君主的大臣呢？用廉耻礼节来约束君子，所以对大臣可以赐死而不公开处刑侮辱，因此黥刑、劓刑等肉刑不施加于大夫，就是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制，臣子不敢计算君主车马的年龄，踩踏君主马匹草料的人要受罚；见到君主的几案和手杖要起立，遇到君主的乘车要下车，进入正门要快步行走。君主宠信的大臣即使有过错，也不对他们施加刑罚杀戮，这是为了维护君主的尊严。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预先防止对君主不敬的行为，也是为了礼遇大臣而激励他们保持节操。
如今从王侯三公这样的尊贵人物，都是天子要改变神色以礼相待的对象，在古代就是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现在却让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遭受黥面、割鼻、剃发、断足、鞭笞、辱骂、弃市等刑罚。这样的话，殿堂岂不是没有了台阶吗？遭受刑罚侮辱的人，不是太受逼迫了吗？大臣们若不讲廉耻，岂不是手握重权的高官却怀着奴仆般无耻的心思吗？望夷宫事变中，秦二世被处以重刑，就是“投鼠不忌器”这种习惯造成的。
我听说鞋子再新，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也不能用来垫鞋底。那些曾经身居高位、备受宠信的大臣，天子都要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也要俯首跪拜表示敬畏。如今他们有了过错，皇帝可以罢免他们，可以贬黜他们，可以赐死他们，甚至可以诛灭他们。但如果将他们捆绑拘押，用长绳捆缚，押送司法衙门，编入劳役队伍，让狱吏小卒对他们辱骂鞭打，这恐怕不是让百姓看到的合适做法。那些卑贱之人若习以为常地认为，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这样对待尊贵之人，这不是教化天下的正道，也不符合尊崇贵者的礼制传统。
那些曾经受天子敬重、被百姓尊崇的大臣，即便要处死也该保有尊严！怎能容许卑贱之人如此肆意侮辱他们呢？豫让曾侍奉中行氏，后来智伯攻灭中行氏，他便转投智伯门下。等到赵襄子灭掉智伯，豫让不惜毁容吞炭，誓死要为智伯报仇，五次行刺都未成功。有人问豫让为何如此，他回答说：“中行氏待我如普通人，我便以普通人的方式回报；智伯以国士之礼待我，我自当以国士之节相报。”同一个豫让，先前背叛旧主投靠仇敌，行为如同猪狗；后来却坚守节操尽显忠义，品行堪比烈士。这都是君主对待臣下的态度决定的啊。
如果君主对待大臣如同对待犬马，大臣就会以犬马自居；如果君主对待大臣如同对待囚徒，大臣就会以囚徒自处。他们就会变得顽固无耻、卑劣下贱、毫无节操，既不讲究廉耻，也不自爱自重，只求苟且偷生。见到利益就趋之若鹜，遇到机会就巧取豪夺。君主一旦失势，他们就会乘机作乱；君主遭遇祸患，他们就只顾自保，袖手旁观；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会欺君卖主、谋取私利。这样的臣子对君主有什么好处呢？臣子人数众多，而君主孤身一人，国家政务都依赖臣子办理。如果臣子都寡廉鲜耻、苟且偷安，那么受害最深的必定是君主。
因此古代礼制不要求平民遵守，刑罚不施加于大夫，这是为了激励受宠大臣的节操。古代大臣因不廉洁而被罢免，不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因行为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而获罪，不直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因软弱无能不胜任职务，不直说无能，而说“下官不职”。所以即使确定大臣有罪，也不会直呼其罪名，仍然委婉地为他避讳。当时丞相绛侯周勃被免职回到封国，有人告发他谋反，于是被逮捕关押在长安狱中，所以贾谊用这件事来讽刺当时的做法。
因此那些应当受到严厉谴责的大臣，听到责问时，就会自己戴上丧冠，用盘盛水，上放佩剑，前往请罪之室认罪。君主不会派人捆绑押解他们。犯中等罪过的，听到命令就自行解除印绶请罪，君主不会让人扭着脖子施加刑罚。犯大罪的，听到命令就面向北行再拜之礼，跪地自尽，君主不会派人揪着头发处决。君主会说：“这是大夫您自己有过错，我对您已经以礼相待了！”君主以礼相待，所以群臣都自觉保持尊严；用廉耻来约束他们，所以人们都注重节操品行。
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若不以节操品行回报君主，那就不配为人！当教化成功、风俗确立后，作为臣子就会为君主忘记自身，为国家忘记家庭，为公义忘记私利，不因利益而苟且趋附，不因祸患而轻易逃避，一切以道义为准，这都是君主教化的结果。因此，宗室之臣会誓死扞卫宗庙，执法之臣会誓死守护社稷，辅政之臣会誓死效忠君主，守边之臣会誓死保卫疆土。所以说圣人有如金城般坚固的防御，正是通过这样的教化达成的。
他们愿意为我赴死，所以我才能与他们共生；他们愿意为我牺牲，所以我才能与他们共存；他们愿意为我承担危险，所以我才能与他们共享太平。正如《左传》所说“则夫致死焉”，也是指他们愿意效死。他们注重品行而忘记私利，坚守节操而秉持道义，因此可以托付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托付年幼的君主。这都是激励廉耻、推行礼义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呢！不这样做，反而长期沿用旧制。所以说这是最令人叹息的事。以上是关于君主不应当挫辱大臣的第五项叹息。
在历代奏疏中，以汉代人的作品最为典范，其中气势最雄浑、道理最明晰的，尤其以《治安策》为最佳。所以千古以来的奏议，都推崇这篇文章为绝唱。现在流传的版本中“可流涕者”少了一条，“可长太息者”少了一条，《汉书》所记载的，恐怕还不是贾谊的完整原文。贾谊写这篇奏疏时，应当在汉文帝七年，年仅三十岁。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治国方略和秦朝的统治方法无不精通，对汉朝的内外政事无不通晓，这似乎是天赋异禀，不是仅靠学习就能达到的。
奏议以意思明白清楚、人人都能理解为要旨。后世读这篇文章的人，可能会觉得其中提到的名称过于古奥，使用的字词过于典雅，似乎一时难以理解。殊不知在汉代，这些都是人们共同使用的名称，日常惯用的字词，也就是人人都能明白的表达方式。
就名称而言，文中提到的淮南王、济北王，就像现在说的端华、肃顺；文中说的匈奴，就像现在说的英吉利；文中提到的淮阴侯、黥布、彭越、韩信、张敖、卢绾、陈豨这六七位，就像现在说的洪秀全、李秀成、石达开、张洛刑、苗沛霖、奤匪、回匪；文中说的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就像现在说的江忠源、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文中说的郡国，就像现在说的府厅；文中说的傅、相、丞、尉这些官职，就像现在说的司、道、守、令。
再从用字来看，文中用的“厝”字，就像现在用“置”字；文中用的“虖”字，就像现在用“乎”字；文中用的“虑”字，就像现在用“大致”；文中用的“执”字，就像现在用“势”字；文中用的“亡”字，就像现在用“无”字；文中用的“亶”字，就像现在用“但”字。文中用的“几幸”，就像现在用“冀幸”；文中用的“隃”字，就像现在用“逾”字；文中用的“县”字，就像现在用“悬”字。
由此类推，当时通用的名称和惯用的字词，必定是人人皆懂的。既然如此，那么现在撰写奏章，也应当使用当今通用的名称和惯用的字词，这样就可以了。
刘向／极谏外家封事
臣听说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却常常面临危难；没有不希望政权长存的，却常常遭遇灭亡：这都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子的方法。那些掌握权柄、把持朝政的大臣，没有不成为祸患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他们长期把持国政，世代执掌朝纲，最终田氏取代了齐国，六卿瓜分了晋国，崔杼杀害了他的君主齐庄公，孙林父、宁殖驱逐了他们的君主卫献公，又杀害了卫殇公，季氏在自家庭院使用天子规格的八佾舞乐，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时僭用天子礼乐，他们专擅国政，最终驱逐了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执掌朝政，扰乱王室秩序，导致王子朝、王子猛争夺王位，经过多年才得以平定。
所以《诗经》说：“周王室大乱。”又记载：“尹氏杀害王子克。”这是极其严重的乱象。《春秋》记载成败，记录祸福，像这样的事例很多，都是因为臣子势力过盛而君主权力衰微，下级官员丧失为臣之道所导致的。所以《尚书》说：“臣子如果作威作福，就会危害你的家族，祸乱你的国家。”孔子说：“俸禄不由公室发放，政令出自大夫之手，这是国家危亡的征兆。”
秦昭王的舅舅穰侯魏冉和泾阳君、华阳君，把持国政独揽大权，对上假借宣太后的威势。这三人的权力比昭王还大，家产比秦国国库还富足。秦国因此陷入极度危险，幸亏昭王醒悟采纳范雎的建议，秦国才得以延续。秦二世将大权交给赵高，让他专横跋扈独断专行，蒙蔽大臣视听，最终导致阎乐在望夷宫弑君的祸乱，秦朝因此灭亡。这些近代的事例并不遥远，就是汉朝取代秦朝的原因。
汉朝建立后，吕氏家族专横跋扈，擅自封王。吕产、吕禄倚仗吕太后的宠信，占据将相高位，掌控南北两军兵权，享有梁王、赵王的尊贵地位，却贪得无厌，企图危害刘氏江山。幸赖忠义大臣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人竭尽忠诚，诛灭吕氏，刘氏天下才重获安宁。以上列举历代权臣祸国的案例，自然引出王氏专权的问题。如今王氏一族中，乘坐朱轮华盖高车者多达二十三人，身着青紫官服、头戴貂蝉冠冕的官员充斥朝堂，如鱼鳞般密集排列在皇帝左右。
大将军独揽大权，五侯骄横奢侈、权势滔天，他们共同作威作福，专断独行、为所欲为。表面上假装治理朝政，实则行为污浊不堪，这就是所谓的“乱”。所谓“寄”，就是假托之意，他们本身行为污浊混乱，却伪装成清正廉明；心怀私利，却假托为公。他们倚仗太后的尊贵地位，利用外戚的身份关系，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等官员都出自他们的门下。他们掌控朝廷要职，结党营私。对阿谀奉承者就提拔重用，对违逆不满者就打击迫害，让说客为他们游说造势，让执政大臣为他们说话撑腰。
他们排挤打压皇族宗室，使皇室宗亲孤立衰弱。对那些有才能智慧的宗室成员，更是百般诋毁不予重用。彻底断绝宗室参与朝政的机会，不让他们在朝廷任职，唯恐他们分走自己的权力；还屡屡提及燕王、盖主谋反的旧事来离间皇帝与宗室的关系，却刻意避谈吕氏、霍氏专权的前车之鉴。他们内藏管叔、蔡叔那样的叛逆之心，外表却打着周公辅政的旗号。兄弟把持要职，宗族势力盘根错节，纵观上古至秦汉历史，外戚专权僭越的严重程度，没有能比得上王氏的。即便是周朝的皇父、秦国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田蚡、吕氏、霍氏、上官氏这些权臣，都比不上王氏。以上充分说明了王氏家族权势滔天的状况。
事物发展到极盛时必定会有异常的征兆预先显现。汉昭帝时，泰山突然出现冠石，上林苑中倒下的柳树重新立起，而后孝宣帝即位。如今王氏先祖在济南的坟墓旁，梓木棺柱竟生出枝叶，茂盛地长高超过屋顶，树根深入地中。这里的“垂”字应为“臿”，“臿”与“插”同义。即便是当年泰山立石、上林柳起的异象，也比不上这梓柱生枝的征兆明显。这分明预示着王氏将要篡夺汉室江山。刘向的忠直之言发自至诚，所以他能预见未来的变局。读到“王、刘不并立”等话语时，至今仍仿佛亲眼看见他当时涕泪俱下的模样。
仿佛还能听到他悲泣的声音。形势不可能两全其美，王氏与刘氏终究不能共存。如果王氏稳如泰山，那么刘氏就会危如累卵。陛下作为汉室子孙，肩负守护宗庙的重任，却眼看着国家大权旁落外戚之手，使刘氏皇族沦落为奴仆。即便不为自身考虑，又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妇人以夫家为内，以娘家为外，王氏专权对皇太后也并非福分。以上说明王氏得势则刘氏危殆。当年孝宣皇帝不授予舅父平昌侯、乐昌侯大权，正是为了保全他们。
明智之人往往能在灾祸未成形时就消除隐患。陛下应当颁布明诏，广施德政。亲近宗室子弟，给予信任；疏远外戚势力，不让他们参与朝政，令其全部退居府第。效法先帝的做法，厚待外戚以保全其家族，这才是真正符合太后心意、保全外戚福祉的上策。
让王氏家族永续富贵，保全他们的爵位俸禄；使刘氏江山长治久安，不丧失国家政权。这样才能使内外亲族和睦相处，为子孙后代谋划万世基业。若不实行这个策略，田氏代齐的悲剧就会在今天重演，晋国六卿专权的局面必将在汉朝出现，给后世子孙带来祸患。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不可不深思熟虑，不可不及早谋划！《易经》上说：“君主不慎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慎密就会丧失性命，机密大事不慎密就会导致失败。”恳请陛下深思熟虑，审慎处理机密要事，借鉴历史教训，采取稳妥之策，确保江山稳固。长久侍奉皇太后，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幸事！
西汉时期的奏章文章堪称古今第一。西汉前期以贾谊、晁错为最，后期则以匡衡、刘向为优。贾谊、晁错以才气见长，匡衡、刘向以学问取胜，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尤其欣赏刘向字子政的忠君爱国之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迫不得已的忧思，其赤诚足以感天动地。因此他的见解精辟而不炫耀，气势充沛而不骄矜。他预见到王氏必将篡权，想要及早防范，却又没有诛灭王氏的念头。他心地平实，指陈事实确凿可信，都源于“忠爱”二字，贯穿全文而周密无间。我们若要学习他的文章，首先要学习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根基牢固了，文章自然枝繁叶茂。
刘向／论起昌陵疏
臣听说《易经》上说：“安定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这样才能自身平安而国家可保。所以圣明的君主广泛观察历史兴衰，彻底探究事理，从而明辨是非。真正的王者必须通晓“三统”更替的道理，明白天命所授予的对象是广泛的，并非只限于一家一姓。孔子谈论《诗经》时，读到“殷商臣子勤勉敏捷，在周京行灌鬯之礼”的诗句，感慨叹息道：“天命真是伟大啊！善德不能不传给子孙，因此富贵没有永恒，若非如此，王公贵族靠什么来警戒谨慎？百姓靠什么来劝勉向善？”这里的“萌”字与“甿”字相同，指从事农耕的百姓。孔子大概是感伤微子启臣服于周朝，而痛惜殷商的灭亡。
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明，也无法感化丹朱这样的不肖之子；即使具备大禹商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教导末代子孙桀纣这样的暴君。从古至今，没有永不灭亡的王朝。当年汉高祖消灭秦朝后，本打算定都洛阳，因感悟刘敬的谏言，自认德行不及周朝但胜过秦朝，于是迁都关中，既效法周朝的德政，又凭借秦地的险阻。王朝的存续长短，取决于德行的厚薄，所以应当常怀戒惧之心，不敢讳言灭亡。孔子所说的“富贵无常”，正是这个道理。以上说明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应当实行薄葬以避免后世盗掘。
汉文帝在霸陵时，北望山陵，心中感伤悲怀，回头对群臣说：“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再用麻絮和漆填塞缝隙，这样坚固的陵墓难道还能被打开吗？”这里“陈”是施加的意思。用石头做外椁，再用麻絮斩碎填塞，并在其中涂漆，就像我们家乡用瓷灰和漆密封棺材的做法一样。
张释之上前劝谏说：“如果墓中有让人贪图的珍宝，即使把整座南山都封锢起来也还会有缝隙；如果墓中没有值得贪图的东西，即使不用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死亡是永恒的事，而国家却有兴衰更替，所以张释之这番话是为长远考虑。汉文帝听后醒悟，于是实行薄葬，不起高大的坟丘。以上通过国家兴衰的道理，引出汉文帝实行薄葬的贤明之举。
《易经》上说：“古代安葬死者，用柴草厚厚包裹，埋藏在荒野之中，不起坟堆也不立标记。后世的圣人改用棺椁。棺椁的使用，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随葬品极其简朴。舜葬在苍梧山，两位妃子没有合葬；禹葬在会稽山，没有改变当地的山川形貌；商汤的葬地没有记载；周文王和周公葬在毕原；秦穆公葬在雍地的囊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在武库附近，这些地方都没有高大的坟丘。这些都是圣明的帝王、贤能的君主和智慧之士深谋远虑、为后世着想的做法。
那些贤能的臣子和孝顺的子孙，也都遵循先人遗愿实行薄葬。这确实是侍奉安葬君父、尽忠尽孝的最高表现。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时十分简朴。孔子将母亲葬在防地，只称古墓而不起坟丘，说：“我是个四处漂泊的人，不能不做个标记。”于是筑了四尺高的坟，遇到大雨冲垮后，弟子们重修时告知孔子。孔子流泪说：“我听说，古人不重修坟墓。”这实际上是不赞同重修的做法。延陵季子到齐国后返回，儿子去世，葬在赢博之间，墓穴深度不及泉水，用日常衣服入殓，封土成坟，坟的高度仅能遮住手肘。
坟丘的高度仅能遮住手肘，不能遮蔽全身，并不算高。季子却说：“骨肉终将归于尘土，这是天命；而灵魂气息则无所不在。”赢博距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季子没有将儿子归葬故乡。孔子前往观看后说：“延陵季子的做法完全符合礼制。”所以孔子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舜和禹是忠臣，周公是贤弟。他们安葬君主、父母和亲人的方式都很简朴，并非刻意节俭，而是确实符合礼制的本意。宋国的司马桓魋制作石椁，孔子说：“不如让它快点腐朽！”秦相吕不韦召集有识之士编撰《春秋》，也主张薄葬的道理，这些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以上列举了历代圣贤实行薄葬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