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与戒烟往事里的乡村记忆
父亲的老烟斗还挂在堂屋的墙钉上，红褐色的烟杆被岁月摩挲得泛着温润的包浆，铜制的烟锅边缘有些许磨损，却依旧透着一股沉甸甸的质感。每次回老家收拾屋子，我总忍不住伸手摸一摸那冰凉的烟锅，指尖触到烟杆上深浅不一的纹路时，思绪总会不自觉地飘回去年回乡的那个午后——就是在那天，我偶遇了于叔，也听他讲起了关于家风、担当与戒烟的乡村故事。
那天的阳光格外柔和，穿过村口老槐树的枝叶，在水泥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提着给母亲买的点心刚走到巷口，就看见一位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老人坐在墙根下的小马扎上，手里捧着一本翻得有些卷边的书，看得格外专注。走近了才认出，是多年未见的于叔。他的眼镜片厚得像瓶底，透过镜片能看到他眼角的皱纹，可眼神依旧清亮，像藏着星星。“这不是小子吗？多久没回村了！”于叔抬头看见我，连忙合上书站起身，声音洪亮得不像年过七旬的人。
墙根下还坐着几位纳鞋底、聊家常的乡亲，见我来了，都热情地招呼着。我顺势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先给旁边几位抽烟的大爷递了烟，又转向于叔：“于叔，您也来一根？”没想到于叔却摆了摆手，笑着说：“哎呀，我戒了。”
我这人向来爱开玩笑，听他这么说，立刻故意瞪大了眼睛：“哟，是我婶婶的家规太严，管着您不让抽了？”这话一出口，墙根下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哈”笑了起来，于叔也被逗得眼镜都滑到了鼻尖，他伸手推了推眼镜，脸上满是笑意。我怕他误会，连忙补充道：“没事没事，叔叔，我跟您开个玩笑，您别往心里去啊。”
“没关系没关系，”于叔摆了摆手，语气里满是温和，“你是不知道，我已经戒了好多年了。”我有些惊讶，印象里于叔以前是抽烟的，便追问：“可我记得您以前烟瘾不小啊，啥时候开始戒的？”于叔想了想，慢悠悠地说：“我现在是彻底戒了，从2020年开始就没碰过。不过最早想戒烟，还是因为咱们国家第一次提无烟日的时候——那是1987年，当时定的是4月7号。”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于叔对无烟日的日子记得这么清楚。他见我疑惑，又接着说：“后来没过两年，世界无烟日就改成5月31号了，跟咱们国家的无烟日也统一了日子。那时候我就想着戒烟，可没坚持下来，直到2020年身体提醒我，才真正把烟彻底戒掉。”
听他这么一说，我连忙把烟盒收了起来，不好意思地说：“哦，原来您早就戒了，那我就不强让您了，可别因为我这一下勾起您的烟瘾。”于叔笑着拍了拍我的胳膊：“行行行，你这孩子还是这么周到，放心吧，早没瘾了。”
我们重新坐回阴凉里，话题也从戒烟慢慢聊到了过去。于叔说：“你别看我现在戴副眼镜像个‘文化人’，其实我就高中毕业。不过在我们那会儿，能读完高中可不简单，全村也没几个。”他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几分自豪，也有几分对旧时光的感慨。我这才知道，于叔的父亲，也就是我们都尊称为于爷爷的老人，曾是孟县林场的负责人，还是一位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我爹这辈子，最讲‘规矩’二字，对我和我弟存国的要求，严得没话说。”于叔的话匣子一打开，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家风故事，就像涓涓细流般缓缓淌了出来。
于爷爷年轻时在孟县林场工作，从普通的护林员干到负责人，靠的全是踏实肯干和一股子韧劲。那时候林场条件艰苦，冬天要顶着寒风巡山，夏天要冒着酷暑护林，于爷爷从来没喊过一声累。作为老布尔什维克，他把“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刻进了骨子里，对自己严格，对子女更是近乎“苛刻”。于叔说，他小时候最怕的就是父亲的眼神，只要自己做错一点事，父亲不用说话，光是那严肃的目光扫过来，他就会立刻低下头承认错误。“我爹常说，做人要正派，做事要公道，尤其是家里有人当干部，更不能搞特殊化。”这句话，于叔记了一辈子，他的弟弟于存国也记了一辈子。
于存国比于叔小几岁，年轻时曾担任我们村的副村长、副支书，是村里出了名的“实在人”。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每次村里有活动，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个笔记本，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遇到老人小孩，总会停下来聊上几句，笑容特别亲切。于叔说，存国刚当村干部那会儿，于爷爷特意找他谈了一次话，语气严肃：“你在村里当干部，是村民信得过你，不是让你给家里谋好处的。要是敢用职权安排自己人，就别认我这个爹。”
那时候，正是村里集体经济最活跃的年代，村办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先是建了加油站，解决了村民加油难的问题；接着又办了液化气充装站，家家户户再也不用推着小推车去镇上换气；后来，纸箱厂、工程塑料厂也陆续投产，甚至还办起了自己的学校和建筑队。最多的时候，村里的企业有近十个，还按工种编了八九队，村民们不用再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企业多了，人员安排就成了大问题。那时候，不少村民都托关系想进效益好的企业，有些村干部也悄悄把自己的亲属安排进了轻松的岗位。可于存国却从没这么做过。他的儿子当时刚高中毕业，在家待业，有人劝他：“存国，你儿子要是进塑料厂，谁还能说个不字？”可于存国却摇了摇头：“我爹说了，不能搞特殊化。厂里要招人，得按规矩来，谁符合条件谁上，我儿子也得排队。”最后，他的儿子还是靠着自己的本事，通过考试进了纸箱厂，从最基础的打包工做起，一点一点往上干。
不仅是在亲属安排上，于存国在工作中更是处处为村民着想。他分管村里的农业，深知“靠天吃饭”的苦。那时候，村里的田地大多没有灌溉设施，遇到干旱年份，玉米、小麦就会减产，村民们看着干裂的土地，急得直掉眼泪。于存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在村两委会议上提出：“必须给地里打水井、通上电，不能再让村民们靠天吃饭了！”可这个提议刚提出来，就有人反对：“打水井、拉电线要花不少钱，村里的资金本来就紧张，要不缓缓再说？”
于存国却不肯放弃，他一次次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还带着村干部们去地里考察，挨家挨户地给村民做工作。“咱们现在多花点钱，以后年年都能有好收成，这是为子孙后代谋福利啊！”他的真诚和坚持打动了大家，村里最终同意了他的提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于存国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跟着施工队一起选井位、拉电线，皮肤晒得黝黑，鞋子磨破了好几双。有一次，他因为过度劳累，在工地上晕了过去，醒来后喝了碗红糖水，又接着干活。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村里所有的地块都打上了水井，通上了电。每当干旱的时候，村民们打开水泵，清澈的井水就会顺着水渠流进地里，滋润着干涸的庄稼。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们村成了全区第一个告别“靠天吃饭”的村子，农业生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光景。
我至今记得上高中时的情景。那时候，我每天要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的中学上学，每到玉米丰收的季节，整条马路都成了“晒粮场”。从村南头到北头，几里地长的马路上，铺满了金黄的玉米，像一条长长的金色地毯。阳光洒在玉米粒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空气里弥漫着玉米的清香。就连村里的小巷里，也堆满了玉米，村民们拿着木锨，一边翻晒着玉米，一边聊着家常，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我每次走在晒满玉米的路上，都要小心翼翼地踩着玉米间隙走，生怕踩坏了村民们的劳动成果。有时候，遇到村里的老人在翻玉米，他们还会笑着喊我：“小子，慢点走，别摔着！”那时候的我，虽然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可看着眼前的丰收景象，心里总是暖暖的，满是自豪。因为我知道，这金黄的玉米背后，是于存国和村干部们的付出，是全村人共同的努力。
于叔还跟我聊起了于爷爷戒烟的故事。于爷爷年轻时爱抽烟，烟瘾很大，每天都要抽好几烟斗。可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让他戒烟。于爷爷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烟斗收了起来，再也没抽过一根烟。“我爹就是这样，只要是对的事，说做就做，从不拖泥带水。”于叔说，于爷爷戒烟的坚持，还有当年国家推行无烟日的倡导，都潜移默化影响了他，让他后来也有了戒烟的决心。
那天下午，我和于叔、乡亲们聊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着村里的变化——原来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泥泞的小路变成了水泥马路，可那些关于戒烟的闲谈、家风的坚守、丰收的喜悦，却依旧清晰。就像父亲的老烟斗，虽然早已不再使用，却承载着岁月的故事，见证着乡村的变迁。
如今，每当我再看到父亲的老烟斗，就会想起于叔戒烟时的坦然，想起于爷爷的严格家风，想起于存国的无私担当，想起那个晒满玉米的金色秋天。那些记忆，就像一颗颗饱满的玉米粒，被岁月珍藏在心底，每当想起，都会让人心里暖暖的，充满了力量。因为它们不仅是乡村的记忆，更是一代人的精神传承，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暖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