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的夏秋之交，关内道与河东道的广袤土地上，正经历着一场剧变。随着吴堡寨、盐池张氏、马场刘氏等几个跳得最凶的地方豪强被新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剿灭，其族长伏诛，田产抄没，家族星散的消息如同最凛冽的寒风，吹遍了所有尚存观望或抵触心思的世家豪族心头。那火炮的轰鸣与燧发枪的弹雨，不仅摧毁了反抗者的坞堡和肉体，更彻底击垮了旧势力们心中最后一道抵抗的壁垒。
血腥的镇压带来了意料之中的震慑效果。各地清丈田亩、登记造册的工作阻力大减，虽然依旧存在拖延、隐瞒等软性对抗，但公开的、激烈的武装反抗几乎绝迹。朝廷派出的御史和干员们，手持新式丈量工具和标准章程，在少量新军或忠诚府兵的护卫下，得以相对顺利地深入乡里，将以往被世家豪强隐匿的大量田亩，逐渐清查出来，登记在官府的鱼鳞图册之上。
然而，李世民和他的核心智囊团深知，纯粹的武力镇压只能换取一时的顺从，而非长治久安。要真正将这项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推行下去，并减少社会动荡，必须在挥舞大棒的同时，适时地抛出一些胡萝卜，进行利益交换，将一部分失去特权的势力，引导到新的、对朝廷同样有利的发展轨道上来。
在两仪殿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房玄龄、长孙无忌、林昊等人向李世民汇报了新政推行的最新进展，并着重讨论了后续的“安抚”与“引导”策略。
“陛下，”房玄龄捋须道，“雷霆手段已显其效，各地豪强如今已是惊弓之鸟，不敢明面抗拒。然，其心中怨怼与损失感依旧存在，若长期压抑，恐生他变。是时候，将林郡公此前所提‘疏导’之策，付诸实施了。”
长孙无忌补充道：“臣与户部、工部、市舶司官员议过，可向这些地方势力开放一些非核心领域，尤以海外贸易为佳。此业利润丰厚，正可弥补他们因纳税而损失的部分收益。且将其资本引向海外，亦有助缓解国内土地兼并之压力。”
林昊对此深表赞同，并提出了更具体的操作方案：“陛下，可颁布敕令，允许民间资本自行组建船队，采购货物，从事海外贸易。但需加以规范管理：其一，所有出海货物，必须通过朝廷指定的官办码头进行集散、装卸；其二，所有出港船只及货物，须接受市舶司的严格检查，确保无违禁之物；其三，按货物价值，课以合理的商税。如此，朝廷既能掌控贸易大局，收取税赋，又能将这些势力的注意力引向海外。”
李世民仔细聆听着，眼中精光闪动。他明白，这不仅是经济手段，更是高明的政治策略。他最终拍板：“准！便依此议。由中书省拟定细则，昭告天下。尤其要向关内、河东两地，以及那些损失较大的世家，明确传达此意。告诉他们，朕并非要绝其生路，只要遵纪守法，大唐海阔天空，自有其新的用武之地！”
很快，一道道补充诏令和政令从长安发出，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朝廷明确表示，鼓励民间参与海外贸易，并将在登州、莱州、扬州、广州等主要港口，设立或扩建官办码头和市舶司机构，为民间商船提供停泊、补给、货物检验及征税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朝廷的官方贸易船队，也愿意与具备实力的民间商队合作，共享部分航线信息，甚至提供一定的武装护航。
当这些旨在“疏导”和“补偿”的政策传到各地，尤其是传到那些刚刚经历“割肉”之痛的世家豪族耳中时，所引起的反响是复杂而迅速的。
起初是惊疑不定。他们被朝廷的铁腕吓破了胆，不敢相信皇帝会如此“仁慈”地给他们指出一条新路。
“这……这不会是朝廷的诱饵吧？等我们投入巨资组建船队，再来个一网打尽？”一些谨慎的族老提出质疑。
然而，当看到朝廷确实在实实在在地建设官办码头，市舶司的章程也写得清清楚楚，甚至有一些与朝廷关系较近、或者本就涉足沿海贸易的家族已经开始试探性地行动时，观望者们终于坐不住了。
巨大的利益诱惑，以及在国内失去土地暴利后寻求新出路的迫切需求，最终压过了疑虑。一场由朝廷政策引导、世家豪族资本驱动的“下海”热潮，开始在关内、河东乃至更广阔的地区悄然兴起。
卢承宗虽然人在长安，心灰意冷，但家族的生存本能驱使着他必须做出决断。在反复权衡，并派出心腹子弟实地考察了登州港后，他最终拍板：“抽调三成家族能动用的流动资金，再变卖部分关内非核心田产，组建‘卢氏海贸商行’！先从熟悉的丝绸、瓷器入手，租用可靠海船，派得力旁支子弟带领，走倭国、南洋航线！”
卢氏数百年来积累的人脉和商业经验此刻发挥了作用。他们很快与江南的丝商、越窑的窑口搭上了线，利用以往的内陆销售网络反向采购优质货源。第一批满载丝绸和精美瓷器的卢家商船，在贞观十二年秋，于登州官办码头接受了市舶司的检查，缴纳了关税后，缓缓驶向大海。尽管前途未卜，风险巨大，但这标志着这个古老的门阀，开始艰难地转身，试图在蓝色的海洋上寻找家族延续的新希望。
崔琰的家族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们并未急于自己造船，而是利用其在山东、河北一带的影响力，联合了几个关系密切的地方豪族，共同出资，组建了一个“联合船运社”。他们集中资金，委托登州、莱州的造船作坊建造两艘大型海船，同时利用各家在不同地域的产业，收购北方的皮毛、药材，南方的茶叶、漆器，目标直指利润极高的南海香料贸易。他们深知自家缺乏远洋航行经验，还特意重金招募了几位有经验的岭南籍水手和通译。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降低了单个家族的风险，也展现了他们在新形势下的适应能力。
河东道的柳氏，原本主要依靠汾河谷地的肥沃土地和盐池获利。新政推行后，其利益受损严重。但他们很快发现了新的机会——河东地区盛产优质的枣、杏干、核桃等干果，以及品质上乘的铁矿，柳氏当机立断，利用以往积累的财富，在汾河沿岸建立干果加工工坊，同时投资了一个小型铁器作坊，生产农具、铁锅等民用铁器。他们的船队（或合作的船队）计划将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沿着黄河东下，转运至沿海港口，再销往海外。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倭国和南洋，认为这些地方对这些商品会有需求。
一些原本就地处沿海，或与沿海地区联系紧密的地方豪强，行动更为迅速。例如江南的顾氏，本就与海商有往来，新政之前就小规模涉足海外贸易。如今朝廷政策明朗，他们立刻扩大规模，增造船只，不仅继续经营对倭国、琉球的贸易，更开始尝试沿着海岸线，将南方的香料、珍珠、珊瑚运往北方，再将北方的特产运回南方销售，做起了大规模的海上“转口贸易”。他们对于官办码头和市舶司的检查制度适应得最快，甚至开始研究如何合理归类货物，以便缴纳更少的税款，体现了商人的精明。
面对这股兴起的民间下海热潮，朝廷设立的市舶司忙碌异常。官员们严格按照章程，对每一艘出港船只进行登记，对货物进行仔细检查，严防违禁品流出，同时按照价值抽取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三不等的“抽解”（实物税）或“博买”（官府收购部分货物），为国库带来了新的、可观的收入。
官办码头也因此繁荣起来，泊位费、仓库租赁费、搬运费等等，都成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进项。朝廷的官方船队有时也会与这些民间船队交流信息，甚至在遭遇海盗威胁时提供有偿庇护，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尽管失去了土地上的免税特权，让这些世家豪族感到切肤之痛，但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可能更加巨大的利润前景，像一剂强效的镇痛药和兴奋剂，开始抚平他们的怨怼，并激发起新的野心。他们逐渐意识到，顺从新的游戏规则，或许真的能在另一片天地里，重现甚至超越往日的辉煌。
李世民站在长安城头，听着户部关于市舶司税收日益增长的汇报，嘴角露出了深沉的微笑。他知道，自己不仅用武力扫清了改革的障碍，更用利益这根缰绳，成功地套住了这些曾经桀骜不驯的巨兽，并将他们的力量，引导向了为大唐开拓蓝色疆土、积累财富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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