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筠之乱的硝烟刚刚散尽，北汉的边患尚未完全平息，但汴梁城内的政治空气，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微妙。建隆二年（961年）的那个夏秋之交，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在那些手握重兵的宿将心头。党进刚刚因平叛之功接受了皇帝的丰厚赏赐，旌节荣耀犹在眼前，但他敏锐地察觉到，陛下看他们的眼神，在嘉许与亲近之外，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果然，不久后，一场改变了北宋政治格局，乃至影响此后数百年国运的事件，在一种看似轻松和睦的氛围中上演了——这便是着名的“杯酒释兵权”。
那是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宫中设下私宴，受邀者仅有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几位最核心的禁军高级将领，以及刚刚立下大功的党进。宴无好宴，这个道理，在权力场中混迹多年的人都懂。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摒退左右，忽然放下酒杯，长长叹息一声，面露忧戚之色。他对诸位兄弟般的将领推心置腹，言及自己夜不能寐，若非诸位拥戴，岂有今日？然而，“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而卧也。” 话锋一转，他又道，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求无非富贵安乐，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一番话，说得众人冷汗涔涔。这并非赤裸裸的威胁，而是裹着糖衣的警醒，是给予体面台阶的最后通牒。皇帝不愿学汉高祖、明太祖那般屠戮功臣，但也绝不容许“黄袍加身”的故事有重演的可能。
党进坐在席间，握着酒杯的手稳如磐石，内心却已是波涛翻涌。他脑海中瞬间闪过了无数画面：杜重威兵败后自己的无奈从军，郭威帐下的奋勇拼杀，高平血战的九死一生，以及不久前在高平山谷设伏擒贼的酣畅淋漓……他的一切地位、荣耀，都来源于他手中的兵权和他麾下的铁骑。交出兵权，无异于自断臂膀。
然而，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赵匡胤温和笑容背后的决绝，感受到了那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五代武夫专权、朝代更迭如走马灯的局面，必须终结。陛下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的赵家天下，而不是又一个被骄兵悍将所左右的短命王朝。硬顶下去，石守信等人或许还能凭借资历和情分稍作周旋，而他党进，一个并非陛下嫡系、以勇猛着称的“降将”，下场可想而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他早在杜重威府中就学会的道理。
于是，当石守信等人涕泣叩头，表示感恩陛下指点迷津时，党进也毫不犹豫地离席拜倒，声音洪亮而恳切：“臣本边塞粗人，蒙陛下不弃，委以重任，常感惶恐。如今四海渐安，臣愿交还兵权，为陛下镇守一方，以报天恩！”他的表态，干脆利落，甚至带着几分武人的耿直，让赵匡胤颇为满意。
次日，以石守誉为首的众将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军职。赵匡胤一概照准，并给予极其丰厚的赏赐。党进主动交出了铁骑都指挥使的印信，换来了彰信军节度使的旌节，镇守颍州（今安徽阜阳），防范来自淮南的南唐残余势力。
这一转变，标志着他从中央禁军统帅向地方军政长官的转型。离开汴梁那天，他没有太多留恋，只带了部分亲兵和家人，便赴颍州上任。他知道，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
彰信军节度使，管辖数州之地，职责远非单纯的军事可比。他需要管理地方的军政、民政，安抚百姓，征收赋税，处理诉讼，还要与州府的文官们，如知州、通判等协同办事。起初，他极为不适应。处理公文让他头大如斗，面对文绉绉的讼词更是心烦意乱。他习惯了下令，习惯了在战场上用刀剑说话，如今却要学着在案牍之间、在人情往来中解决问题。
但他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务实态度。他自知不擅文墨，便大胆任用有才能的文吏处理日常政务，自己则牢牢抓住军权和对大局的掌控。他定期巡营，颍州的驻军在他的整顿下，军纪肃然，战斗力并未因远离京师而懈怠。对于地方政务，他只听取最精要的汇报，抓住钱粮、治安等核心问题，做出决断。他收敛了在禁军中那份张扬的杀气，对待士绅百姓，力求宽简。有时断案，遇到疑难杂症，他甚至会用最朴素的道理来裁决，虽偶有笑谈，却也往往能切中要害，让人服气。
文官们表面上对他这位节度使保持尊重，但背地里，依然流传着关于他“莽撞”、“不学无术”的议论。一次，某位转运使在公务往来中，言语间隐含机锋，暗讽武将粗鄙。党进听出了弦外之音，却并未如年轻时可能的那样拍案而起，只是哈哈一笑，转而与对方讨论起颍州堤防修缮的工程所需人力物资，用具体而实际的公务，将对方的机锋化解于无形。这种应对，让那文官也暗自惊讶。
在颍州的岁月里，党进逐渐习惯了这种封疆大吏的生活。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息，每日练武不辍，但心态已平和了许多。他开始真正关注辖境内的民生利弊，兴修水利，鼓励农桑。他意识到，让百姓安居乐业，同样是巩固边防的重要一环。这种转变，并非刻意伪装，而是在新的职位和年龄增长下，自然而然的成长。那个只知道冲锋陷阵的猛将党进，正在向着一个懂得“治术”的方面大员悄然演变。然而，他骨子里的那份果决与悍勇，并未消失，只是被更深地掩藏了起来，直到需要它再次迸发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