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临时救国政府的成立和那份《合作框架条约》的签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死水，在残存的安南社会激起了剧烈而复杂的波澜。
恐惧、屈辱、愤怒、绝望，以及一丝在绝境中看到生存希望的扭曲释然，交织在每一个听闻此消息的幸存者心中。
顾影疏和她所代表的国家安全局，深谙“权力需要平衡，更需要让步”的法则。
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固然高效，但长期维持统治的成本过高，且容易催生持续不断的抵抗火种。
因此，在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绝对优势后，一套精密的“驯化”与“捆绑”机制开始运转。
首先是对阮文泰为首的临时政府官员阶层进行“收买”与“赋能”。
国家安全局的代表，一位表情淡漠、眼神锐利的年轻官员，在条约签署后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
对着一众心怀忐忑、又难掩对权力渴望的安南临时政府官员，宣布了几项“善意举措”。
所有临时政府部长级以上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将自动获得“复兴根据地友好人士”身份，享有与根据地中级官员同等的物资配给额度，包括但不限于优质粮食、安全饮用水、药品、乃至少量的香烟和酒类。
这些在末世中堪称奢侈品的物资。
同时，他们将入住经过加固和清洁、配备了独立发电机和净水系统的原政府高级官员宅邸或酒店套房，并配属一支由经过审查的安南人组成的护卫队。
更重要的是，条约中规定，所有在安南运营的、由根据地控股或指定的企业（包括红河平原农业发展公司、安南矿产开发总公司、海防港务集团等）。
其年度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将作为“行政管理津贴”和“地方发展基金”，拨付给安南临时政府支配。
这笔巨款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会以各种名目奖金、补贴、特殊经费流入阮文泰及其核心圈层的腰包。
这使得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根据地对安南的经济掠夺深度绑定。
国家安全局“顾问团”虽然拥有对高级官员任命的否决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中低级官员的任命，只要不涉及关键部门，通常会尊重阮文泰的提名。
这给了阮文泰一定的培植亲信巩固个人权力的空间，让他感觉自己并非完全的傀儡，至少能在自己的“小朝廷”里行使部分“君权”。
这种有限的权力滋味，如同毒品，会让人逐渐沉迷并产生依赖。
临时政府核心成员及其家族，享有有限的司法豁免权，除非犯下“严重危害复兴根据地利益及驻军安全”的罪行。
否则不受根据地军事法庭的直接审判（但国家安全局依然拥有随时进行“调查”和“约谈”的权力）。
这为他们提供了一层保护伞，使其可以相对“安心”地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些让步和贿赂，效果立竿见影。
阮文泰等人最初签署条约时的那一丝不安和羞耻感，迅速被实实在在的权力享受和物质满足所冲淡。
他们开始主动为根据地的政策辩护，弹压内部不同的声音，并积极配合国家安全局的各种要求。
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地位、财富乃至生命安全，都已与根据地牢牢捆绑。
反对根据地，就是反对他们自己的荣华富贵。
同时，为了给这套掠夺体系披上合法性与“互利”的外衣，并真正激活安南的经济潜力以服务于根据地，一个被宣传机器冠以“安南复兴计划”的大规模投资计划，也随之启动。
根据地的地质勘探团队在军队护卫下，深入安南北部的山区和沿海大陆架，利用先进技术重新评估矿产资源。
很快，数个大型稀土矿、高品质煤矿、锡矿和钨矿被确认并开始建设露天或井下开采设施。
原有的部分油田和气田也在根据地工程团队的努力下恢复生产。
这些资源开采出来后，大部分通过修复的铁路和港口，直接运往桂柳、岭南等工业基地，成为根据地工业引擎的“粮食”。
一些非核心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如纺织厂、鞋厂、农产品加工厂、简单五金工具厂等，被鼓励或直接投资设立在安南。
这些工厂利用安南相对低廉的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一部分供应安南本地市场，更多的则作为“根据地制造”的商品，出口或者说返销到复兴根据地及其他受其控制的区域，赚取贡献点或换取其他物资。
这使安南的工业体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对根据地的深度依附性，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产业链。
为了保障资源运输和军队调动的顺畅，连接安南北部主要矿区、产粮区与港口、边境的公路、铁路和桥梁被优先修复和升级。
这些工程由根据地工程兵部队主导，大量征用安南本地劳工，支付微薄工资或仅提供食物，既完成了战略建设，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问题，但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安南的资源。
而在所有这些投资中，最具战略意义、也最能体现顾影疏“精准控制”思想的，莫过于对红河三角洲农业的改造。
根据条约，红河三角洲核心区域的数百万亩良田，被直接划归由“远征”系统直属的“红河平原农业发展公司”管理。
这家公司与其说是一个企业，不如说是“远征”系统在农业领域的触角延伸。
原本土地上的安南农民，无论是自耕农还是前地主，一律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仅在完成公司下达的生产指标后，可以获得固定的“复兴盾”工资和勉强糊口的口粮配给。
他们从独立的农民，变成了农业公司的“合同工”，被编入一个个生产大队，在严厉的监管下进行劳动。
根据地提供了经过命运科技实验室基因编辑优化的“超稻”种子。
这种水稻具有惊人的抗逆性抗旱、抗涝、抗常见病害和高产特性，单位面积产量远超旧时代的任何品种。
同时，海量的化肥、以及成千上万架农业无人机被调集至红河三角洲。
整个红河三角洲被划分成网格，每一块土地的数据都通过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实时汇聚到“远征”系统的农业管理子模块中。
系统根据数据模型，自动生成最优的灌溉、施肥、施药方案，并通过无人机编队精准执行。
农业公司的管理层和核心技术员全部由根据地派遣人员担任。收获的粮食，在填饱本地“合同工”和临时政府基本需求的肚子后。
绝大部分都被作为“战略储备”和“偿付债券利息的实物资产”，通过武装运输队，源源不断地运回复兴根据地。
红河三角洲，这个昔日的“安南粮仓”，如今彻底变成了林禹战争机器和金融体系的“营养液输送管”。
在这一系列组合拳下，安南临时政府的权力性质和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演变。
最初，阮文泰等人还试图在某些非核心领域保留一些自主决策的影子。
但随着根据地投资的涌入，特别是“行政管理津贴”的发放，临时政府的官僚体系迅速腐化并加深了对根据地的依赖。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权力”并不来源于治理安南民众的能力或民意支持，而是完全来源于能否让根据地满意，能否高效地配合完成资源掠夺和秩序维持的任务。
他们的角色，从最初或许还带有一丝“曲线救国”幻想的政客，彻底沦为了依附于根据地庞大躯干上的“买办”阶层。
他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
协助镇压反抗，利用对本地情况的熟悉，帮助国家安全局和根据地驻军甄别定位、清剿抵抗组织。
维持表面秩序， 管理日益庞大的安南伪军和警察队伍，用于弹压底层民众的不满和零星的抗议，
确保资源开采和农业生产不受干扰。
充当缓冲层， 所有来自根据地的苛刻命令、物资征调、劳工招募，都通过临时政府的名义下达。
这使得安南民众的怨气首先指向了阮文泰政府，而非幕后的根据地，有效转移了矛盾。
文化粉饰， 按照根据地宣传部门的要求，临时政府控制的媒体开始大量宣扬“复兴根据地无私援助”、“共同抗击末世”“
在根据地帮助下恢复生产生活”等论调，极力淡化条约的不平等性，将根据地的掠夺描绘成“必要的合作”和“通往复兴的唯一道路”。
国家安全局则隐身在幕后，通过“顾问团”和无处不在的特工网络，牢牢掌控着大局。
他们允许甚至鼓励临时政府内部存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派系斗争和腐败，因为这有利于分而治之，防止其形成统一的对抗力量。
只要阮文泰等人保持“忠诚”和“有用”，他们的些许贪腐和内部倾轧，在顾影疏看来，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必要成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畸形的、高度依附性的买办政府模型在安南逐渐固化。
这个政府的存在，不是为了安南的民族利益或民众福祉，其核心功能只有一个。
作为复兴根据地高效汲取安南资源、维持地区控制、并承担底层民众怨恨的“白手套”和“减压阀”。
在升龙府原市政厅，如今挂上了安南临时救国政府和新成立的“红河平原农业发展公司”两块牌子的建筑里，阮文泰坐在宽敞奢华的办公室里。
品尝着根据地特供的绿茶，看着窗外正在被清理和重建的街道。
他知道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骂名，但他更清楚，离开了根据地的支持，他和他的家族瞬间就会被愤怒的民众或其他军阀撕碎。
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紧紧抱住这根唯一能让他活下去并享受权力的粗壮大腿，哪怕这意味着出卖故土的一切。
而在遥远的复兴根据地指挥中心，顾影疏看着屏幕上关于安南“农业丰收在望”、“矿业生产步入正轨”、“临时政府有效维持秩序”的一系列绿色指标，嘴角掠过一丝冰冷的弧度。
让步？那不过是给狗戴上的镶钻项圈，看似华丽，却依旧牢牢攥在主人手中。
她要的，是整个中南半岛，都变成复兴根据地这台战争机器下，一个安静而高效的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