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场吵得最凶的会，有人反对，有人沉默，有人迟疑，有人改口，AI能根据这些发言节奏、关键词重合度、情绪走向，绘制出一张“共识演化图”。
这张图不是决定谁赢，而是告诉大家：
?哪个观点是在什么时候被接受的？
?哪个环节曾激烈争执？
?谁曾被压制，谁在沉默中改变立场？
张浩第一次看到这张图，感叹：
“我们过去靠记忆讲制度史，现在靠数据讲制度真相。”
……
第二阶段，蜂窝平台在所有讲理广场布设“制度投影终端”。
这不是屏幕，是一种动态“轨迹墙”：
?每条制度卡贴上后，屏幕显示它的Id、失败次数、修订人；
?点击任何一点，可展开轨迹动画，看每次修改的全过程；
?居民可扫码签字，也可留言反对，全部同步上链；
?若有反对票超过三人，系统自动触发“修议机制”，并点亮“制度议变灯”——告诉所有人，这条制度，正在被质疑。
广场上，群众围在这块墙前，像看选秀节目一样点评：
“这个制度上个月刚改过，居然又有人反对？我来翻下那次修议录像。”
“咦，这里失败三次都没换责任人，是不是说明签字流于形式了？”
“你看这轨迹图，好看的很，一路红线到蓝光，全是修出来的。”
讲理，不再只是纸笔手签。
而是数字化、结构化、可视化——让制度的“每一笔变动”都留下痕迹。
蜂窝平台上线新首页，首页中心按钮只有四个字：
“我不同意”
点进去，是一整套流程指引：
?你可以对任何一个制度卡提出反对；
?你需要写明反对理由；
?你必须签字；
?系统会将你的反对挂上链；
?如果你的反对成为制度修改的第一推动，那你将成为该制度“修议发起人”之一，署名记录永存轨迹链。
许佳音看着这个功能上线时说：
“这才是蜂窝的终极样子。”
“制度不是让你认的，是让你敢反对的。”
……
几周后，全国多地开始尝试“数字蜂窝试点”。
不仅在广场、村委、学校，就连城市企业也主动提出“将项目决策纳入讲理链备案”。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深圳一家上市公司发文表示：
“我们决策层引入蜂窝讲理链，所有战略会议纪要均上链记录；所有执行项目必须附带‘失败备案模板’；所有KpI制度，允许员工反对并匿名修议。”
网络哗然。
“企业也蜂窝了？”
而评论区最热的留言是：
“不是企业蜂窝了，是他们终于知道——规矩不是你定的，而是大家签的。”
……
那天晚上，蜂窝平台公布链上第10万条制度轨迹。
编号：YwJZ-
名称：xx街道夜市摊位分配制度（第七版）
失败记录：三次
修议次数：五次
轨迹发起人：个体户黄老板
修议发起人：环卫处临工杨叔
签字总数：146人
反对总数：13人
最终版本：含临时调整位、红黄灯制度、投诉责任卡
评论区一片掌声。
有人说：
“这是中国第一套进了链的街头制度。”
“从此以后，每一个吵完了才签的规矩，都有证据。”
“讲理，从此可以存档。”
“讲理链”上线后仅三个月，便引起了一场国际学术界的小型地震。
起初是日本东京大学社会治理研究所发布了一篇简报：
“我们正在研究中国大陆蜂窝制度平台推出的共识演化链，其独特之处在于——该机制并非由中央权力或高等机构制定，而是由一线群众在实践中逐步反推构建，具有前所未有的‘下沉逻辑自洽性’。”
这份简报迅速被翻译成英文，并在欧美社交网络中流传。
很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瑞典隆德大学先后发布专题研究计划，标题统一指向：
“来自中国的原生社会共识记录系统研究”
在这些研究计划中，有两个词不断被强调：
“原生”“下沉”
一位德国社会学教授在研究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蜂窝制度之所以独特，不在于它多高效，而在于它足够原始、真实、充满摩擦。它没有被润色、没有被规范统一，它就是一个个个体‘不服’之后所形成的实际妥协。”
“它让我们看到，治理并不是一套流程，而是一串愿意被留下的争议。”
……
不久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系蜂窝平台，提出一个正式邀请：
“我们希望将蜂窝制度作为‘全球南方治理机制创新案例’之一，纳入联合国年度《社会发展报告》第二章‘非政府机制下的制度演化’部分。”
蜂窝团队收到函件后，内部会议沉默了整整三分钟。
张浩打破沉默：“我们这是不是——快变成联合国样板了？”
许佳音缓缓摇头：“不，我们不能成为样板，我们只能成为提醒。”
刘伟接过话：“我们要告诉他们——制度不是模板导入，而是争议数据积累。”
最终，蜂窝制度提交了一份极为特殊的报告版本：
不是用英文写成的ppt，也不是制式政策文本。
而是一整套讲理链的数据样本：
?50条制度全链追踪档案（含失败视频、签字图谱）；
?1张“中国制度轨迹分布热图”；
?1份“制度争议反对率统计分析”；
?1段纪录片节选剪辑（标题：《我们从不同意开始》）。
报告封面印着一行话：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governance looks like at its first breath, listen to the people when they say: I disagree.”
——“如果你想知道制度在最初是怎么呼吸的，请去听一听那些说‘我不同意’的人。”
这个版本递交后，引发联合国报告编撰组的集体讨论。
有人质疑：“这样杂乱、缺乏中心人物、没有稳定框架的机制，是否值得被国际治理结构学习？”
一位非洲顾问当场回应：
“我们国家也是这样起家的。蜂窝制度让我们看到，治理不是先有制度再有争议，而是先有争议，然后有人愿意留下这些争议，才变成制度。”
最终，《2026年度联合国社会发展报告》第二章第8节，专门设立小节：
“蜂窝：从讲理到共识的中国样本”
文中这样写道：
“蜂窝制度代表了一种极端接地气的治理思路——不是将制度模板从上而下植入，而是将争议轨迹从下而上封存。”
“讲理链作为第一个由基层群众主导发起、自动生成治理责任路径的数据体系，标志着制度演化第一次拥有了被全程记录的技术可能性。”
“在蜂窝体系中，失败不是隐瞒的尴尬，而是展示的资本。”
……
这一节发布之后，全世界多个发展中国家争相联系蜂窝平台。
?印度某邦希望引入讲理链作为“农户水权共管系统”的底层工具；
?墨西哥某社区组织请求复制“失败记录墙”，用于处理暴力冲突后的制度恢复；
?肯尼亚某难民营更试图以蜂窝机制搭建“食物分发责任签字卡”系统，解决分配腐败。
蜂窝平台没有急于外推，而是只给出四个字的回复：
“失败先交。”
意思是：
你要引入蜂窝，先拿你最失败的制度来，写下来，贴出来。
这个条件虽然苛刻，但真正留下来继续沟通的，都是认真的。
他们开始派代表来中国。
不是去北京上海，而是进村——去龙虎村、去东川、去陈家村，看那张张揉皱的签字卡，听那一次次翻桌前后的视频，亲手按下一枚“我不同意”的红印。
有位非洲小伙，在讲理广场蹲了三天，最后拍下一段视频：
“我在这儿看到了一件奇妙的事。”
“人们不是在抱怨政府，也不是在乞求改变。”
“他们只是说——我们有话说，我们愿意签，我们愿意修。”
“我想把这种规矩，带回家。”
……
蜂窝制度，至此完成了从村口泥地，到全球治理教材的进化。
但它没有变得高大上，也没有变得高冷，而是更简单：
“规矩，就是讲清楚的那一次‘我不同意’。”
平台首页那一行字，也悄然换成：
“we don’t export systems. we share arguments.”
——“我们不输出制度，我们共享争议。”
蜂窝制度走上联合国的那一刻，许多国人终于意识到——那一套曾经被称为“贴墙上的土办法”的东西，已经不再只是制度。
它正在成为——一种文化语言。
而真正的转折点，是一部叫做《我们不同意》的话剧，在北京小剧场里悄然上演。
剧没有主角，没有叙事主线，也没有情绪高点。
它就像一场慢慢展开的“共议会”：
?第一幕，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对着一条“如何分配楼道卫生任务”的制度争论不休；
?第二幕，加入了邻居、居委会、保安、快递员，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不满、误解、反对意见而来；
?第三幕，所有人各自签字，然后有人反悔，触发失败；
?第四幕，重新修订，反复协商，有人离席，有人回归；
?最后一幕，观众被邀请上台，参与“最后一次修订流程”。
全程两个小时，观众却几乎没人提前离场。
有人看完后写下观后感：
“这不是话剧，是我们生活里每天都发生却从不被记录的争吵。”
“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讲不清’也写进台词。”
“蜂窝制度不是技术，是一种表达方式。”
这部剧意外爆红，被业内称为“非制度人类学影像化尝试”，更被文化学者定义为：
“社会共识生成的可叙述剧场样式。”
随后，全国各地的小剧场陆续开始排演自己的“讲理剧”。
?上海有一出叫《爸妈不同意》的家庭共议剧，把“大学填报志愿”当成制度争议过程来演；
?成都一群初中生自导自演《我们不想排轮岗》，以“教室扫地轮班制”为主线复刻蜂窝签字流程；
?广州某民办高校上演《毕业项目失败备案演出》，学生在台上“实名签署失败责任卡”，由观众扮演评审委员会重新投票；
这些剧都有一个共同点——
不讲结果，只讲过程；不追正解，只追可改；不造主角，只留下共识演化的痕迹。
……
而蜂窝平台则顺势推出“讲理文化发展计划”，并设立三大创作资助方向：
1.讲理文学
鼓励以真实制度争议为线索写作散文、小说、剧本、诗歌；
2.讲理剧场
支持剧团、校园、社区、小剧场以蜂窝制度为结构进行非虚构戏剧创作；
3.讲理游戏
资助互动型、共识演化型、签字模拟类电子游戏开发。
没多久，第一批作品涌现：
讲理小说：《签字那一夜》
故事围绕村子夜间突发水管爆裂事故，一群人深夜召开议事会，过程中层层反对、反转、背锅、坦白、签名，最后所有签字人按手印时，天亮了。
一位编辑评论：
“从没见过一部小说，全篇都是对话和制度草稿，但我居然看得热泪盈眶。”
讲理剧本：《责任人未在场》
以公司制定奖惩制度为背景，一名员工因制度执行错误被误罚，牵出整套制度漏洞。在不断反驳、争执、签名、修订的反复中，公司决策机制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