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清晨，几辆载着下乡青年的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停在厂门口。
车轱辘上还沾着未干的泥浆，几个青年跳下车时，膝盖上的补丁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闻讯赶来的家属们立刻围了上去，却见这些原本意气风发的孩子红着眼眶，“哇” 地一声哭了出来：“吃高粱米就盐水，太苦了！”
人群中有人不解地问：“咋连菜都没有？”
一个青年抹着眼泪解释，声音带着哭腔：“地里的菜还没长起来，队里也不给发，只能拿开水化点大粒盐，吃饭时用筷子尖蘸一下，就着硬邦邦的高粱米饭往下咽……”
这话像根刺，扎得盛国琳心口发疼。
他的三儿子盛明伟此刻正在青年点受苦，想到儿子啃着干涩的高粱米，就着盐水的模样，这位平日里硬朗的汉子眼眶也红了。
夏义峰同样坐立难安，小儿子夏天单薄的身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几个家长一合计，脚步匆匆地往徐志海办公室走去。
“徐厂长，孩子们实在遭罪……” 盛国琳哽咽着开口，其他家长也你一言我一语地恳求。
徐志海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片刻后说道：“这样，以后给青年点的物资，厂里直接派送，不再经过村里。之前的事，咱们看破不说破，还得和村里维持好关系。”
很快，农场调拨了新粮，冷库搬出冻鱼，菜窖里的白菜萝卜也被装上卡车，外加几吨过冬的煤。
四天后，满载物资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向国村，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打着旋儿。
青年点的冬天格外漫长。
天还没亮，青年们就跟着社员们扛着锄头往山上走，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
修梯田的活计又累又枯燥，手掌磨出血泡是常有的事。
晚上回到漏风的平房，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大家只能翻翻皱巴巴的报纸，或者凑在一起聊聊家里的事。
好在厂里定期送来物资，搭配着生产队分发的口粮，生活勉强能维持。
每到送物资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前五天，白面馒头、红烧肉的香气能飘出老远；
中间五天，虽然没了细粮，但腌菜和粗粮饼也能管饱；
到了最后五天，大家只能勒紧裤腰带，把苞谷面糊得稀稀的，就着咸菜疙瘩度日。
夏天回家探亲时，特意从家里带了条腌鱼，想感谢生产队长的照顾。
推开队长家的门，浓烈的酒香扑面而来。
队长正坐在土炕上，面前摆着一盘小葱蘸大酱，一盘煎豆腐，自斟自饮。
见夏天来了，热情地招呼他一起喝两杯。
辛辣的白酒下肚，夏天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连骨头缝里都是热乎的。
第二天，夏天又找上门，挠着头说：“叔，我们点里的兄弟们都馋酒，您看……”
队长一拍大腿，笑得满脸褶子：“敢情是馋这口了！”
没过几天，院子里就支起了酒缸，十三口大缸，十口埋进地窖，三口用来兑酒售卖。
青年点的小伙子们血气方刚，没几天就练出了酒量。
盛明伟更是成了 “酒王”，半斤白酒下肚，面不改色。
大家把家里寄来的钱，大半都换成了辛辣的烧酒。
12 月 6 日，厨房的米缸见底了。
做饭的女青年急得直掉眼泪，站在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明后天就没吃的了，这大雪封山的，厂里的车还能来吗？”
众人挤在厨房里，看着缸底那点可怜巴巴的高粱米，心里都凉了半截。
雪越下越大，鹅毛般的雪花很快把门堵得严严实实。
有人从窗户翻出去，用铁锹铲出一条窄窄的小道。
青年们躺在炕上，肚子饿得咕咕叫。
盛明伟突然开口：“那年厂里后勤卖麻花，我排了老长的队，刚拿到手就咬了一口，那叫一个香……”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
高贵咽了咽口水，接话道：“在弹尾的时候，我抓过蚂蚱、知了，架在火上烤，外焦里嫩！还有一回，抓了条蛇，放锅里炖，那汤鲜得哟……”
此时的周山正沉浸在大雪的欢乐中。
他在院子里滚雪球，和吴权、吴伟一起堆雪人。
枯枝做手臂，石子当眼睛，雪人咧着嘴，仿佛在笑。
可在国村的青年点，却是另一番光景。
盛国琳守在电话机旁，一遍遍地追问纪保田：“车啥时候能走？孩子们还等着粮食呢！”
纪保田在电话那头信誓旦旦：“路通了就发车！放心，每次送的量都富余！”
可他不知道，生产队队长克扣的口粮，早就变成了酒缸里的琼浆。
高贵用口粮换来的苹果，偷偷塞给了做饭的女青年；换来的酒，则成了大伙苦中作乐的慰藉。
饿了一天肚子，夏天躺在炕上，轻轻哼起了歌：“躺在炕上想三线，三线的欢乐已不见……”
苍凉的歌声在屋子里回荡，唱得大伙鼻子发酸。
不知谁喊了句：“别唱这丧气话！”
夏天顿了顿，清了清嗓子，声音突然变得激昂：“躺在炕上想起党，党的指引是方向……”
歌声穿透风雪，飘向远方，仿佛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簇小小的火苗，照亮了这群年轻人倔强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