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四九城迎来一场冷雨。
而在京冬总部，一场低调却意义重大的董事会会议刚刚结束。几个小时后，一份题为《京东2027年度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透明白皮书（试行版）》的文件，被正式上传至官网、并通过多家财经媒体同步发布。
这份白皮书系统披露了过去三年间京东在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捐赠流向、项目成效与第三方审计数据。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全新板块——京冬“校友捐赠机制探索”试点计划，明确提出将从清华、人大等几所高校开始，通过“定向捐赠 + 第三方评估 + 教育基金监督”的制度化模型，尝试建立“稳定、可追踪”的企业回馈通道。
这份白皮书一经发布，瞬间登上微博热搜。
【#京冬回应捐赠争议#】【#白皮书制度试点#】【#企业捐赠的正确方式#】等话题接连爆了上来，点赞、转发与评论呈现裂变式增长。
李晓薇紧盯着各项数据变化，第一时间指示凡星传媒旗下的运营团队进行“话题引导”：
“主打关键词是‘信任机制’、‘制度回应’，不能再用过去那种煽情风格，要走专业、冷静、有力量。”
与此同时，李一凡正在星城市委会议室召开闭门研讨会。
与会的不再只是潇湘省级干部，而是来自四九城的三支队伍——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研究局，以及财政部直属的政策机制实验处。
领队的，是李一凡的“老熟人”，发改委主任林建国亲自推荐的一位副司长——曹景文。
“我们这次下来，不只是看你们这套企业公益机制能不能用。”曹景文话锋直入，“更重要的，是想看看——这种试点机制能不能从星城这座新型城市，推到大夏更多区域。”
李一凡不动声色地一笑：“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他亲自拿出准备好的几份材料，清晰列出：
1. 星城市试点流程：从公众捐赠争议起点，到制度回应机制建立，再到媒体传播配合，形成制度闭环；
2. 政企双向协调机制：以市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第三方机构参与，推动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监督”的协同治理模式；
3. 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模板：不仅包括制度文本、流程图，还包括配套考核指标与激励政策建议，尤其适用于“产业型城市”。
这三份材料让调研组颇为震动。
“你们准备得太细了。”曹景文不由自主地点评。
“我们不是准备，是已经在做。”李一凡淡淡一笑，“京东这次主动公布白皮书，就是试点成功后的一个信号。”
他顿了顿，又道：
“企业不是怕捐钱，是怕捐错。制度不是限制企业回馈，而是保护他们的善意不被误解。”
会议结束后，调研组成员当场表态，将会尽快向国务院政策协调小组提交一份专题报告，建议将“星城公益行为制度机制”作为“2028年度全国公共治理机制改革试点”的一项重点预选议题。
而就在当晚，“大夏日报”旗下政经评论栏目也刊出一篇重磅长文——《从京东白皮书看企业善意的制度通道》。
文章写道：
“京冬的制度探索，固然得益于企业自律与公众期待，但更得益于一个城市的制度设计勇气。星城市正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标准化的策源地。”
一石激起千层浪。
原本还在犹豫是否披露公益项目的几家互联网平台，也悄悄开始内部商议是否参照星城方案，建立类似制度机制——毕竟，没人想成为下一个“被全网审判的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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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潇湘省委办公厅内部也悄然起风。
省委书记赵建国听取汇报后，拍板道：
“李一凡这步棋，下得漂亮，不止是市域治理问题，这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延展实践。”
“让省委政研室配合他，做一次面向全省的机制归纳总结，年底之前报到中央改革办。”
副省长林浩民则私下向秘书感叹：“现在中央很多制度改革，都要看星城的脸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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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对此却表现得异常冷静。
在办公室，他面对赵斌的兴奋语气，只淡淡说道：
“制度只是开始，信任是根本。”
“下阶段，我希望你和晓薇对接，把这套机制写进‘凡星治理模型’里去。不止做事，更要让人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做。”
赵斌点头：“明白了，哥。”
当晚，李一凡独自走出办公室，站在星城夜色之中，望着高楼之间若隐若现的霓虹灯。
他知道，这座城市正在成为全国“制度标本”。
但他更清楚，棋局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