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末，四九城天干气燥，风卷落叶，大夏政研系统却在悄然升温。
大夏行政学院、大夏办公厅改革局、科技部高新司三方联合发起的“地方制度标准化模型”评估课题正式启动，公开邀请六省市参与制度评测与对标。
潇湘、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四川入围。
制度之争，变成了公开竞标。
在收到中央函件第二天，赵建国就召集潇湘省委常委办公会议，通读全文后目光扫过全场，语气低沉：
“标准化，意味着要定规则。”
“而一旦进入‘标准化’程序，规则制定权很可能不再由潇湘一家说了算。”
“这场竞争，不是争风头，是争生死。”
李一凡坐在末席，额角轻轻一跳。
他很清楚，这意味着——潇湘样本，从“备案”走向“推广”，必须面对全国改革力量的围猎。
果不其然，仅一周之内，江苏省制度设计办副主任带队抵达星城市，提出“技术交流”，实际派出6人小组进入平台后台考察。
三天后，广东、浙江也相继来访，名为合作，实为摸底。
而浙江团队走后第三天，中央制度模型实验室微信群中忽然流出一张“浙江制度治理平台界面截图”。
与潇湘样本极度相似。
主界面上的“监督节点预警”和“组织响应等级图谱”，几乎与星城市平台一模一样。
星城市平台办主任贾宏业怒气冲冲地将截图递给李一凡：
“这不是抄，这是偷！”
李一凡盯着那张图看了足有十秒，忽然说道：“启动版本认证机制。”
贾宏业一愣：“您是说……？”
“是，立即对平台所有核心功能发布统一版本说明，附带源头机制逻辑，用技术方式做制度指纹。”
“让他们抄得了样子，抄不了骨头。”
三日后，潇湘制度平台对外发布《Sx-SZ平台功能模块认证书》。
该文档共计87页，涵盖平台最核心的八大模块与26个子模块，每一页都注明模块研发时间、原始版本代号、起始单位签章。
文末附李一凡亲笔落款：
“制度之事，贵在溯源。”
“功能可模仿，思想不可复制。”
此举引发中央高度关注。
大夏办公厅改革局副局长程敏在例行汇报会上明确提出：
“潇湘方面已具备制度标准化条件，建议优先进入国家推荐目录。”
但紧接着，大夏编办一纸意见送至高层，提出：
“为避免制度碎片化，建议六省制度成果联合编入《国家制度治理通用标准》，统一发布。”
这份文件，看似中立，实则直指潇湘：
一旦“联合发布”，原始性、解释权、主导力，统统瓦解。
潇湘省委常委会议上，赵建国摊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完。
沉默片刻后，他看向李一凡：
“一凡，如果我们点头，这套制度你还能掌握吗？”
李一凡没有迟疑：“不能。”
“那你建议呢？”
“不同意联合发布。”
“但我们可以提出对等方案——全国每一套机制标准，必须拥有制度源头标识。”
“来源地、原始团队、制度架构逻辑，必须具备明确归属。”
赵建国点头：“这就是你说的‘制度专属标识符’？”
李一凡答：“没错，用制度身份做规则登记。谁创的制度，谁拥有解释权。谁篡改逻辑，一眼识破。”
“而不是把别人的平台换个名字，说成自己的原创。”
当晚，潇湘省委办公厅拟定《国家治理制度标准构建建议函》，核心条款如下：
1. 平台机制一律登记原始设计地、起始版本、创始架构逻辑；
2. 制度名称不得随意更换，需注明“源自版本”与“改进版本”之间的差异；
3. 国家通用版本可由中央归并整理，但必须保留原始制度发源信息，不得“去出处化”；
4. 建议国家层面建立“制度治理标准化联盟”，由潇湘牵头，设标准号与分级制
赵建国亲自批示：“此为生死之争，必须寸步不让。”
十月底，中央制度推进办正式发文，采纳潇湘提议：
“自2021年起，国家制度标准统一设立制度来源码，实行编号溯源管理，制度样本注册并锁定归属。”
“潇湘样本被定为2020年国家治理机制编号001号标准，其他各地标准以此为基础开展适配对标。”
当晚，星城市制度平台总部，灯火通明。
贾宏业将文件挂在墙上，手指那串编号“NGS-2020-Sx-001”，喃喃道：
“这串编号，就像咱们打下的印。”
“谁都不能抹去。”
李一凡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
他知道，这场博弈，潇湘守住了原始解释权，也守住了制度尊严。
而他，也即将从一位地方官员，迈向制度领域的国家级操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