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一章：被篡改的病历与重生的审视
市中院刑事审判庭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般的清冷。赵桐权走上审判长席时，目光落在被告席上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身上——陈明远，四十九岁，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即使身处被告席，举手投足间仍带着几分医生的沉稳，只是镜片后的眼神，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慌乱。这场景让赵桐权的思绪微微一沉，“上一世”他曾审理过一起类似的医疗事故案，主刀医生因篡改病历被追责，他当时只盯着“是否构成犯罪”的法律界限，却没看到那些被篡改病历影响的患者家庭，如今再面对陈明远，心里那杆法律的秤，多了层对“医者初心”的沉重考量。
“被告人陈明远，公诉机关指控你于2022年8月至2023年3月间，在担任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期间，为掩盖其对患者刘志明的诊疗过失，篡改、伪造病历资料，导致刘志明因延误治疗死亡；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医疗器械供应商回扣共计12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医疗事故罪、受贿罪，事实是否属实？”赵桐权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清晰而冷静，带着一种穿透专业壁垒的锐利。
陈明远推了推眼镜，声音带着刻意维持的平静：“我没有篡改病历！刘志明的死亡是其自身病情突然恶化所致，与诊疗无关；所谓的‘回扣’，是供应商支付的学术会议赞助费，并非个人所得。”
“请公诉人出示证据。”赵桐权看向公诉席，脑海里已浮现出“上一世”的教训——医疗类犯罪往往涉及专业知识，病历的真实性、诊疗行为的合规性，这些细节的认定需要结合医学常识与法律规定，稍有疏忽就可能偏离真相。上一世那个案子，他因轻信了被告人“学术探讨”的辩解，忽视了篡改病历背后的诊疗失误，导致判决结果引发患者家属的长期申诉，如今再面对堆积如山的卷宗，心里多了层对“专业证据”的审慎拆解。
公诉人孙检察官起身，将一份卷宗在桌面上磕齐，最上面是刘志明的病历原件与复印件的对比图，红笔标注的修改痕迹触目惊心。“审判长，各位陪审员，经侦查查明，2022年11月，患者刘志明因冠心病入住市第一医院，由被告人陈明远主刀进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术后第三天，刘志明出现胸闷、心律失常等症状，陈明远未及时安排复查，仅开具了常规药物。”
大屏幕上随即跳出心电监护记录：“11月18日凌晨3时，刘志明心率骤降至40次\/分钟，家属多次呼叫医生，陈明远直至上午9时才到达病房，此时刘志明已出现心源性休克。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中午死亡。”
孙检察官调出病历修改记录：“我们在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后台发现，陈明远在刘志明死亡后，多次登录系统，将‘术后未及时复查’改为‘患者拒绝复查’，将‘未及时到场抢救’改为‘家属阻拦治疗’，甚至伪造了一份刘志明的‘自动出院申请书’，落款日期为死亡前一天。这些修改行为，被系统日志完整记录。”
她播放了一段法医鉴定视频：“经尸检，刘志明的死亡原因是术后血管吻合口出血，未及时发现导致心包填塞，属于典型的诊疗过失。如果陈明远在术后48小时内安排超声检查，完全可以早期发现并干预，避免死亡后果。”
孙检察官补充道：“关于受贿罪，我们在陈明远的办公室搜出17张银行卡，流水显示，医疗器械供应商‘康泰公司’每月向其账户转入3至5万元，共计126万元，转账时间与该公司中标医院器械采购项目的时间完全吻合。陈明远在审讯中承认，这些钱是‘感谢费’，用于‘关照’该公司的业务。”
辩护席上的郑律师举手，声音带着专业的严谨：“反对！公诉人混淆了‘诊疗失误’与‘医疗事故罪’的界限。”他调出冠心病诊疗指南：“冠状动脉搭桥术后血管吻合口出血的发生率约为3%，属于难以预见的并发症，并非诊疗过失。陈明远的修改行为，是因家属情绪激动，为避免纠纷进行的‘表述修正’，主观上无掩盖过失的故意。”
郑律师播放了一段医学专家的证言录像，画面里的老教授说：“根据现有资料，陈明远的手术操作符合规范，术后处理也在常规范围内，患者死亡更多与自身血管条件有关，不宜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他补充道：“所谓的‘回扣’，实为康泰公司赞助陈明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费用，有会议邀请函和报销凭证为证，属于合法收入。”
“合法收入？”孙检察官冷笑一声，调出陈明远的出入境记录，“这些‘学术会议’期间，陈明远从未离开本市，所谓的‘参会’纯属虚构。我们还发现，康泰公司供应的心脏支架，价格比市场价高出40%，而陈明远是医院采购委员会的成员，正是他力排众议将该公司列为首选供应商。”
她拿出一份患者家属的录音：“刘志明的妻子说，手术后第三天，她跪着求陈明远‘给老头子做个检查’，陈明远却说‘小题大做，死不了’——这就是辩护律师所说的‘常规处理’？”
赵桐权翻看着卷宗，注意到一个细节：陈明远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一本泛黄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扉页上有他刚入职时的签名：“以患者生命为最高准则”，而在这本誓言的最后几页，却贴着医疗器械的报价单，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利润空间”。这强烈的反差，让他想起“上一世”那个医生办公室里悬挂的“救死扶伤”牌匾，背后却藏着利益输送的账本，如今再看陈明远，镜片后的冷静更像是一种职业性的伪装。
“被告人陈明远，”赵桐权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你声称修改病历是‘表述修正’，为何在系统日志显示你修改了23处关键记录后，又删除了自己的登录痕迹？为何伪造的‘自动出院申请书’上，患者的签名与住院时的签名笔迹完全不同？”
陈明远的手指紧紧攥着白大褂的衣角，指节泛白：“我……我是怕家属闹事，想让病历‘更规范’些……签名是护士代签的，我没细看……”
“没细看？”孙检察官追问，“你作为主刀医生，连患者的签名都不核对？这不是疏忽，是故意造假！”
郑律师仍在坚持：“即使存在诊疗失误和经济问题，陈明远的行为也不构成医疗事故罪。根据刑法规定，医疗事故罪要求‘严重不负责任’，而本案更多是技术层面的争议。至于受贿罪，126万元中有89万元用于科室建设，并非个人挥霍，可酌情从轻。”
赵桐权的指尖在“医疗事故罪”与“受贿罪”的法条上轻轻敲击，法律规定“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上一世”的经验告诉他，对于此类案件，量刑不仅要考虑数额与后果，更要考虑行为对行业公信力的破坏——医生篡改病历、收受回扣，伤害的是患者对医者的信任，这种无形的危害往往比有形的损失更深远。
“被告人陈明远，”赵桐权的声音沉稳下来，“你在诊疗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及时处理患者的术后并发症，造成死亡后果；为掩盖过失，篡改、伪造病历，其行为已构成医疗事故罪；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回扣，为供应商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数罪并罚。”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考虑到你并非蓄意追求患者死亡，受贿款项中有部分用于科室建设，可酌情从轻处罚，但医疗事故罪与受贿罪均需依法惩处，体现法律对医疗行业廉洁性与规范性的维护。”
最终，赵桐权拿起法槌：“被告人陈明远犯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26万元，上缴国库。”
法槌落下的声响在庭内回荡，陈明远的眼镜滑到鼻尖，他望着旁听席上刘志明家属举着的“还我丈夫公道”的牌子，突然捂住脸，发出压抑的呜咽。曾经的“名医”光环，在这一刻彻底碎裂。
赵桐权合上卷宗，窗外的阳光透过高窗照进来，落在那本《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复印件上，“为病家谋幸福”几个字被阳光照得格外刺眼。他知道，这个判决既没有纵容医疗领域的失职与贪腐，也准确界定了罪与罚的边界，更给所有医者敲响了警钟——这或许就是重生的意义，在法律的框架内，让每一次裁决都能穿透专业的壁垒，守护最朴素的生命伦理，让白大褂上的污点，终究逃不过正义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