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莽改制梦与东汉财政的暗流
长安城的未央宫，在经历了汉武帝时期的煊赫与后几代的承平、动荡之后，似乎总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自王政君太后临朝，王氏外戚权倾朝野，最终，王莽——这位以“周公再世”之名行篡汉之实的外戚，终于在一片虚伪的“天命所归”声中，登上了帝位，国号为“新”。
王莽登基之初，便以革除西汉末年积弊、恢复上古三代之治为己任，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波及社会各个层面的“托古改制”运动。其经济思想，深受《周礼》等儒家经典的影响，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却也因其不切实际和过于激进，为新朝的速亡埋下了伏笔。
他首先针对的是土地和奴婢问题。颁布“王田令”，宣称天下土地皆为“王田”，不得买卖，按人口重新分配，试图解决土地兼并的痼疾。然而，此举触动了从豪强地主到中小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最终不得不草草收场。“私属令”试图将奴婢改为“私属”，禁止买卖，同样因脱离现实而难以推行。
在商业和财政领域，王莽推行了“五均六筦”之法。“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立五均官，负责管理市场物价，调节商品供应，征收工商税，名义上是为了平抑物价，防止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实则是将国家权力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角落，增加财政收入。“六筦”则是对盐、铁、酒实行国家专卖，铸钱权收归国有，对名山大泽的开发利用征税，以及推行“赊贷”——由政府向民众提供低息贷款，用于祭祀、丧葬或经营生产。
这些措施，看似是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贫富，实则是将汉武帝时期的专卖政策推向了极致，并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包装。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执行“五均六筦”的官员多是昔日的富商大贾或地方豪强，他们与贪官污吏勾结，打着均平的旗号，行聚敛之实，使得物价飞涨，百姓负担更加沉重。
币制改革更是王莽改制中最为混乱和灾难性的一环。他在位期间，频繁更改币制，发行了包括金、银、龟、贝、钱、布等在内的数十种货币，种类繁多，换算复杂，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导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每一次币制改革，都伴随着对民众财富的一次洗劫。
王莽的大“司法”（此处应指涉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改制，本意或许有其善良的初衷，试图构建一个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但其思想过于复古，脱离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加之用人不当，吏治腐败，手段强硬，最终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绿林、赤眉起义。曾经辉煌一时的新朝，如同一个仓促搭建的舞台，在短暂的喧嚣后，便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轰然倒塌。
（视角转换，承接东汉财政）
昆阳一战，刘秀以少胜多，最终扫平群雄，定都洛阳，建立了东汉王朝。经历了新莽末年的战乱，社会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光武帝刘秀及其后继者，吸取了西汉灭亡和王莽改制失败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
东汉的财政制度，正如前朝遗绪与现实需要的结合体，多承接西汉旧制，但也根据时代变迁有所调整。
田租收入，依旧是东汉财政的基石。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鉴于当时战乱初定，军粮需求迫切，且不少地方通过屯田已初见成效，仓廪渐有积余，遂下令恢复征收田租，实行“以亩定税”，税率一度定为“三十税一”，与西汉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一脉相承，旨在鼓励农桑，恢复生产。
至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为了更合理地征收田租，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朝廷对田租的征收办法进行了调整，将全国田地按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定税。这相较于之前的“以亩定税”，更为精细，也更能体现赋税的均平原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问肥瘠，一刀切”的弊端。
然而，和平时期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尤其是皇室奢靡、外戚宦官专权之时，额外的加征便应运而生。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皇宫的部分宫门，这本是天灾，灵帝却以此为名，加税天下田亩十钱。这“亩税十钱”，便是东汉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田赋附加之始。此举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得后世在正税之外，巧立名目的附加税日益增多，成为民众不堪承受的负担。
盐铁政策，东汉初期也曾短暂恢复过专卖。但到了和帝即位的章和二年（公元88年），在朝野上下的呼声中，废除了盐铁专卖制度，改为课税。这意味着政府不再直接经营盐铁的生产与销售，而是允许民间自由经营，政府则通过征收盐税和铁税来获取财政收入。当时的冶铁业，除了政府直接控制的部分用于制造兵器和重要农具外，民间可自由经营车马用具及生活用具等。这一政策的转变，一方面是对王莽时期严苛专卖政策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壮大，他们渴望从盐铁之利中分得一杯羹。
东汉一朝，似乎与灾荒格外有缘，地震、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每当灾情发生，政府往往面临巨大的赈灾压力，财政亦受影响。在此背景下，对于酒的政策也时有调整。有时为了节约粮食，或因灾荒歉收，政府会下令禁止卖酒，酒税自然也无从征收；有时则开禁，允许民间酿造和销售，此时可能会征收一定的酒税，但并非定制，时兴时废，未成常例。
卖官鬻爵，这一在西汉武帝时期为筹措军费而偶尔为之的权宜之计，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在桓帝、灵帝时期，竟演变成了公开的、制度化的敛财手段，其规模和腐败程度远超前代。桓帝时，宦官弄权，政治腐败黑暗，卖官已非秘密。到了灵帝时期，更是公然在西园设立“西邸”，专门负责标价鬻爵。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地方守令，皆可明码标价，出钱购买。据记载，当时三公之位的“暗价”高达一千万钱，九卿五百万钱。甚至还可以“分期付款”，即先交一部分钱上任，然后再加倍偿还。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以一亿钱的巨款买得了太尉之职，这笔钱比当时的“官价”高出了十倍不止，其荒唐与腐败可见一斑。卖官所得，并未充实国库以解财政之困，而是大多流入了皇帝的私囊，用于其奢靡享乐。这种赤裸裸的权力交易，不仅败坏了吏治，使得官员上任后无不疯狂搜刮民脂民膏以回本，更使得政治彻底失去了公信力，民心尽失，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至于算赋、口赋、更赋、徭役等这些主要针对编户齐民的人头税和力役负担，东汉大体上仍依据西汉旧制，未有大的变动。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更赋是对应服役者不服役时缴纳的代役钱，徭役则是成年男子应服的劳役。这些赋税徭役，是国家控制人口、征发劳动力和获取稳定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普通民众最基本的负担。尽管东汉初年有所减轻，但随着王朝的衰落和财政的窘迫，这些赋税徭役的实际负担往往会通过各种附加和摊派而加重。
东汉的财政，便是在这样一种承续与变异、稳定与动荡、常规收入与畸形敛财交织的复杂局面下运行着。它既有对西汉制度的继承，也有对现实挑战的应对，更有末世衰亡的征兆。田租的调整、盐铁专卖的废除、附加税的出现、卖官的泛滥，以及传统人头税和徭役的延续，共同构成了东汉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图景，也折射出这个王朝从建立、兴盛到逐渐走向衰亡的历史轨迹。而这一切，都将在后续的历史洪流中，对中国社会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