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渐浓，天空显得格外高远，阳光为开始泛黄的大地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农技站里，关于秋收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林枫起草的那份“秋收农机具统筹调配与技术保障方案”，在经过陈站长和几位领导的商议修改后，最终定稿并下发各公社。
与往年相比，这份方案多了几分务实和弹性。虽然核心仍是强调标准化和计划性，但增加了“流动技术服务小队”的建制，明确了常用配件的分级储备要求，甚至在附件中提供了一些针对常见突发故障的应急排查流程图——这些流程图清晰易懂，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林枫过去在基层积累的经验，只是被包装成了标准的“操作规范”。
方案下发后，林枫被临时抽调到秋收指挥部下设的技术协调组，负责与各公社保持热线联系，跟踪农机具运行状况，处理技术咨询。这让他有了一个更直接的窗口，观察这套优化后的方案在真实战场上的表现。
秋收伊始，电话便络绎不绝。有报告收割机刀片磨损过快的，有咨询晾晒机最佳转速设置的，也有请求协调跨公社借用专用设备的。林枫依循方案和既有规程，沉着应对。他注意到，那些前置性检修做得好的公社，故障率明显偏低；“流动技术服务小队”的设想虽然刚刚起步，但在处理几个公社的联合收割机协同作业调度上，已经初显成效。
然而，旧的痼疾依然存在。一天，柳林公社再次打来紧急电话，还是那台老出问题的大型收割机，这次是变速箱异响严重。公社技术员判断需要更换一套核心齿轮组，而县里的储备库里，该型号的配件恰好缺货。
“林技术员，能不能想办法从其他县调拨？或者……有没有临时的处理办法？这大片麦子等不起啊！”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熟悉的焦急。
林枫查遍了调配记录，确认该型号配件确实紧缺，周边县市也暂无富余。他沉吟片刻，对着话筒说道：“临时办法有，但只能应急，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可以尝试彻底清洗变速箱，更换全部机油，检查并紧固所有连接螺栓，有时候异响是由于杂质或松动引起的。这样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但必须尽快找到配件彻底维修。”
他没有提任何“非标”改装，给出的完全是标准维护手册里允许的、极限化的清洁和紧固操作。但这已经是目前条件下，唯一可能争取时间的办法。
“好！好！我们马上按您说的试试！谢谢林技术员！”对方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放下电话，林枫心情复杂。他再次在规则的夹缝中，为基层提供了一个喘息的空间。但这空间如此狭窄，终究治标不治本。
秋收在忙碌与各种小插曲中稳步推进。总体来看，今年的协调效率和故障响应速度比往年有所提升，林枫参与起草的方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陈站长在一次内部小结会上，不点名地肯定了方案中“一些创新性的举措”对保障秋收起到的“积极作用”。
这算是官方层面一种含蓄的认可。林枫注意到，刘干事看他的眼神更加复杂了，混合着审视、忌惮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
就在秋收过半，一切看似平稳时，一个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让林枫的心猛地一紧——青石峪公社的周大山，那个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留党察看的老支书，在参加公社组织的秋收义务劳动时，因劳累过度，引发旧疾，被紧急送往了县医院。
消息是雷明山通过一个极其隐蔽的渠道传递给林枫的。雷明山在纸条上只写了简单的时间和医院名称，没有多余的话。
林枫握着那张纸条，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周支书的身影，他那布满皱纹却坚毅的脸庞，还有那幅寓意深远的炭画，瞬间涌上心头。这位倔强的老人，即使在遭受如此不公的打击后，依然没有放弃对土地和集体的责任，最终倒在了劳作的第一线。
一股强烈的冲动驱使林枫想去医院看看他。但他立刻冷静下来。他现在是农技站的“重点”人员，周支书是“戴罪之身”，任何公开接触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不仅会连累自己，更可能给病中的周支书带来新的麻烦。
他强迫自己坐下，将那股翻腾的情绪压下去。他不能去，至少不能明目张胆地去。
思考良久，他利用一次去县印刷厂核对秋收宣传册清样的机会，找到了吴师傅。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一小包托人买来的、适合病人吃的精细点心和一张折叠好的、只画了一株迎着风雨的劲草的纸条，塞给了吴师傅，低声说了句：“麻烦吴师傅，想办法交给县医院内科12床的周大山，别说谁给的。”
吴师傅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了然，他默默接过东西，点了点头，什么也没问。
做完这一切，林枫回到农技站，继续投入到秋收的热线支持工作中。他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声音依旧沉稳，处理问题依旧高效。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那根名为“周大山”的刺，扎得更深了。
秋收的砝码，一端是逐渐显现成效的技术优化和体系微调，另一端，则是像周支书这样，被时代的洪流裹挟、付出沉重代价的个体。丰收的喜悦背后，总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牺牲与悲壮。林枫在这场秋收中，既看到了变革的微小可能，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坚守的代价与沉重。他知道，前路依然漫长，他必须带着这份沉重，更加谨慎，也更加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