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腊月三十，除夕夜。
新家峁议事堂里挤得水泄不通。不仅联盟委员会十五名成员全数到齐，各行业代表、学堂教师、医院大夫、各工坊匠头、各村屯长，甚至还有从马家庄、赵家堡、王家屯等周边六个村子赶来的村长——他们有的骑着骡子天不亮就出发，就为了赶上这场年终大会。
堂内烧着三个大炭盆，炭火噼啪作响，驱散了陕北冬日的严寒。人们搓着手，哈着白气，眼睛却都盯着台上那幅巨大的地图——那是吴先生带着几个学生花了三个月时间绘制的《新家峁及周边形势图》。羊皮拼接，用矿物颜料精心绘制：新家峁联盟的核心区域用朱砂标成醒目的红色，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周边受影响的二十四个村子用赭石涂成黄色，如众星拱月；更远的州县用墨灰淡淡勾勒，模糊而疏离。
红色区域已经连成一片，北至无定河，南抵延河支流，东接黄河峡谷，西邻白于山余脉。方圆三百里，俨然一个小小国度。
李健走上台时，堂内瞬间安静。这个年仅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半旧的靛蓝棉袍，腰间系着寻常布带，但站在那里自有一种沉稳的气度。五年光阴，从饥荒中挣扎求生的流民首领，到如今掌控核心地区近万人生死的盟主，辐射范围稳步增长，岁月在他眉宇间刻下了超越年龄的坚毅。
“各位乡亲，各位朋友，”他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入耳，“今天是崇祯五年的最后一天。咱们聚在这里，不只为辞旧迎新，更为看清脚下的路，望见前头的天。”
台下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仰头看着他。这五年来，这个年轻人带着他们从吃观音土、啃树皮的绝境，一步步走到今天有粮有衣有房有田的日子。他的话，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我先说几个数字。”李健示意赵小满。这个二十出头的钱庄掌柜站起身，捧着一卷账册，声音还有些紧张，但吐字清楚：
“截止腊月二十九，新家峁联盟核心区人口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分属十三个屯。受联盟直接影响的周边村镇人口，合计约计二十万人。”
堂内响起一片吸气声。二十万！这个数字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核心区耕地九万两千亩，其中水浇地三万八千亩。今年粮食总产二八十二万斤，人均储粮三百斤左右，可支撑八个月。”
“住房：砖瓦房覆盖率百分之八十，剩余为夯土房，无窝棚。人均居住面积一丈见方。”
“教育：学堂三座，蒙学两所，技校一所。在册学生六百一十三人，教师二十二人。成人扫盲班学员一千二百人。”
“医疗：医院两座，医疗点八个。有坐堂大夫三人，医士九人，接生员、护理员十八人。今年接生婴儿二百零四个，夭折七个，成活率九成六。”
“武装：民兵保卫队接近二千人，分属四个大队。装备铁甲九百二十副，皮甲三千副；弓一千三百张，弩七百具；刀一千二百把，矛八百杆；战马、驮马共计一千一百匹。”
念到此处，赵小满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经济：流通券累计发行五十万三千张，目前流通四十二万张。钱庄实储粮食九十五万八千斤，盐十一万二千斤，布一万九千三百匹，铁料三十万斤。全年交易总额折合流通券五十一万张。”
“工业：铁匠坊四座，木工坊六座，陶窑三座，砖窑五座，染坊、造纸坊、皮革坊各一座，共计二十余座工坊，工匠四百余人。”
“贸易：月均外来商队十二支，主要来自山西保德、太原，陕西榆林、延安，甘肃庆阳。贸易网络覆盖陕北东部、山西西部、陇东、陕北边镇的部分区域。”
每一个数字念出来，都像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五年！仅仅五年！从一片荒芜的土峁，到如今人口近万、粮草充足、武装齐备、贸易兴旺的共同体，这哪里是发展，简直是神迹。
但李健话锋一转，声音沉了下来：“数字是冷的，账本是死的。可这些数字背后，是咱们每个人的血汗。”
他走下台，在人群中慢慢踱步，目光扫过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记得五年前的腊月三十，也是在这片土地上的破窑里，咱们数十人，分一锅观音土熬的糊糊。赵大娘把那碗糊糊让给三娃，自己饿死了。记得不？”
台下有人开始抹眼泪。那些记忆太深，深到不敢轻易触碰。
“我记得修第一段围墙时，是崇祯二年的二月，天还冷着。王石头你带着人，手冻裂了，血滴在土坯上，你说‘这墙得结实，得护住咱们的娃’。我记得不？”
王石头红着眼眶，用力点头。
“我记得第一次打土匪，是崇祯三年的秋天。郑小虎你那时才十五，握矛的手在抖。打完仗，你在墙角吐了，我说‘怕不怕’，你说‘怕，但更怕他们抢咱们的粮’。我记得不？”
郑小虎挺直腰板，声音哽咽：“记得！”
李健走回台上，声音提高了：“咱们为什么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李健有三头六臂，会什么仙法。是因为三条——”
他竖起一根手指：“第一，团结。咱们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不管来自哪里，姓什么，到了这儿，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坑一家人，一家人护着一家人。”
竖起第二根手指：“第二，务实。不搞虚头巴脑的，就解决最实在的问题：怎么吃饱，怎么穿暖，怎么住安生，怎么防住土匪和官兵的刀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啃，一块砖一块砖地垒。”
第三根手指竖起：“第三，敢闯敢试。没种子，咱们自己育；没工具，咱们自己打；没规矩，咱们自己定。从曲辕犁到流通券，从民兵制到钱庄，哪一样是书上写的？哪一样不是咱们摸着石头过河，试出来的？”
堂内掌声雷动。这些话说到每个人心坎里去了。这五年，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李健抬手压了压掌声，转身指向身后那幅巨大的地图：“但今天，我要说，咱们已经不是一个村子，甚至不是一个联盟了。”
他顿了顿，一字一顿：“咱们是一个‘地区’——新家峁地区。”
“地区？”台下嗡地炸开了锅。这个词太新鲜，太有分量。
“对，地区。”李健的手在地图上划过，从红色的核心区延伸到黄色的辐射带，“以新家峁为核心，辐射周边三县交界处，涵盖二十四个自然村，三百多里方圆。这些村子，有的像马家庄这样正式加入了联盟；有的像赵家堡，跟咱们签了互助协议；有的像王家屯，虽然没签文书，但用咱们的种子，买咱们的农具，孩子送咱们这儿上学，病人抬咱们这儿治病。”
他列举出更具体的证据：“这半年，周边村子改种咱们推广的‘晋麦五号’两千三百亩，用咱们的铁制农具四千七百件。二十四个村子中，有十八个开始流通咱们的券——虽然他们自己不发行，但愿意用粮食、布匹跟咱们兑换。有九个村子，把纠纷送到咱们这儿调解。上个月，十里铺和张家洼争水，是我带人去断的案。”
这些事实摆出来，所有人都震撼了。他们埋头种地、打铁、烧窑，只知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却不知道影响力已经悄无声息地扩散了这么远。
“这就是大地区的形成。”李健的声音在安静的堂内回荡，“不是靠刀兵征服，不是靠官府任命，是咱们一天天过日子过出来的榜样，吸引着别人往这儿靠；是咱们的粮食、铁器、流通券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把大家连在了一起。”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点着那些黄色区域：“这些村子，用咱们的高产粮种，使咱们的工具，花咱们的券，信咱们的理。实际上，他们已经跟咱们呼吸同一种空气，活在同一个秩序里了。”
堂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每个人都在消化这番话的含义。成为“地区”，意味着什么？
“成为地区，意味着更大的担子。”李健的声音严肃起来，“咱们不能只管自己吃饱穿暖了，得想着这一片二十几万人怎么活得好。明年，我计划做三件大事。”
他伸出三根手指，每伸一根，声音就重一分：
“第一，成立‘地区议事会’。邀请周边所有村子的代表，定期聚在一起，商量防匪、救灾、修路、通商这些大事。一家说了不算，大家商量着来。”
“第二，推行‘地区通制’。统一斗秤尺，统一流通券，统一基本的规矩——比如怎么收税，怎么断案，怎么征兵。让这片土地上的人，做生意不用换算七八种斗，走路不用怕七八样规矩。土匪流寇来了，我们得有起码的自保能力。所以我们的民兵队也得加强。”
“第三，共建‘地区公业’。修三条主路，把核心区和主要村子连起来；在无定河上修个水坝，解决下游五万亩地的灌溉；沿边界设十八个哨所，民兵轮流驻守，保一方平安。”
这三条，条条都像巨石投水，激起千层浪。台下彻底沸腾了。
王石头挤到台前，压低声音：“李头儿，这……这不成了小朝廷吗？让官府知道了……”
“朝廷？”李健摇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王哥，你想想，这五年，朝廷给过咱们一粒粮、一文钱吗？咱们饿死的时候，朝廷在哪儿？咱们被土匪抢的时候，朝廷在哪儿？陕北饥民数百万，易子而食，遍地流民，朝廷的赈济在哪儿？”
他目光扫过全场：“不是咱们要自立，是朝廷的手伸不到这儿，伸到了也只会要粮要丁。咱们自己管自己，不称王，不立号，就为了在这乱世里，让跟着咱们的百姓有条活路，有过日子的指望！”
这话说得坦荡，说得悲壮。堂内许多老人想起了这些年官府的无能、贪腐、横征暴敛，眼眶都红了。
李健看向那几个坐在前排的外村村长：“马村长、赵村长、王村长，你们几位，愿意参加这个‘地区议事会’吗？”
马家庄的马保田第一个站起来。这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穿着打补丁的棉袄，但腰板挺得笔直：“李盟主，我们马家庄今年种了你们给的种子，多收了三成粮；用了你们打的犁，省了一半畜力。跟着你们，有饱饭吃，有安稳觉。我们村三百二十户，愿意！”
赵家堡的赵老栓也站了起来，声音有些抖：“我们堡子小，才八十来户，年年遭土匪。去年腊月，要不是新家峁的民兵及时赶到，全堡都得遭殃。加入地区，有兵护着，我们求之不得！”
王家屯的王有福犹豫了一下，问：“那……赋税咋办？咱们现在给朝廷交一份，再给地区交一份，可交不起啊。”
“地区内的税，只交一份。”李健回答得干脆，“按田亩和人头收，十税一，比朝廷的三十税一轻。而且收多少、用在哪儿，议事会说了算，账目每月张贴，人人可查。绝没有层层加码，绝没有火耗淋尖！”
这话让几个村长眼睛都亮了。朝廷的税，名义上三十税一，可加上辽饷、剿饷、练饷，加上官吏层层盘剥，实际到百姓头上，十税三四都不止。而且收上去不知去向，修河堤的银子能贪，赈灾的粮能卖。新家峁这里，十税一，还用在修路、建学、养兵这些看得见的地方，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我们屯加入！”王有福下了决心。
“我们也加入！”“算我们一个！”
六个村长全表了态。堂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不是征服，是归心。
李健点点头，示意大家安静：“好，具体怎么入，权利义务怎么定，年后咱们细细商量。现在我说说明年其他的打算——”
他走回台中央，声音重新变得沉稳有力：“工业生产要扩大，特别是铁器和农具。孙铁匠，明年你要带出三十个徒弟，铁产量翻一番。韩师傅，新式织机要造出五十台，把棉布成本降下来。”
“军事不能松。郑叔，民兵队要轮训，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训一个月。李定国，”他看向坐在角落的少年，“你的队伍要扩到数百人，做到百里之内，一日可达。”
“教育是大计。吴先生，技校要开新科：农科、工科、医科、算科。咱们不光要识字，更要学本事。”
“民生要改善。春娘，公共浴室正月就开工，要让老百姓冬天也能洗上热水澡。老谢，图书馆的砖瓦你抓紧烧，开春就要动工。”
每一项都有具体目标，有负责人，有时间表。听着听着，人们眼中燃起了火——那是对明日的期待，对更好生活的渴望。
“总之一句话，”李健最后总结，声音提得很高，“明年，咱们要从‘挣扎求活’转向‘精心过日子’。不只要自己过好，还要带着这一片二十几万人一起过好！咱们要在这乱世里，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活法，让天下人都看看：老百姓靠自己，靠团结，靠实干，也能把日子过得红火，过得有尊严！”
“好！”堂内爆发出震天的喝彩。人们站起来，拼命鼓掌，许多人泪流满面。这五年受的苦、流的汗，在这一刻都值了。
散会时，已是申时末。夕阳的余晖透过窗纸，把议事堂染成一片暖金色。人们却不愿散去，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激动地讨论着“地区”“工业”“技校”这些新词，眼睛里闪着光，脸上映着霞。
李健独自走出议事堂，登上西边的了望塔。这是他养成的习惯——每当要做重大决定，每当感到压力，就上来看看这片土地。
塔高五丈，是去年秋天才建成的。站在塔顶，整个新家峁尽收眼底：整齐的砖瓦房排列成棋盘格，炊烟袅袅升起；打谷场上，孩子们在追逐嬉戏；更远处，田垄如织，虽然冬日一片土黄，但来年春天，那里将再次铺满绿色。
而目光再放远，周边那些村落的方向，也能看见零星灯火。那些灯火以前是孤立的、微弱的，如今在他的想象中，正被一条条道路连接起来，被同一个秩序笼罩，逐渐连成一片温暖的光海。
这片土地，正在以一种缓慢而坚定的方式醒来。而他，是那个唤醒它的人。
这感觉太复杂。有成就感，像看着自己亲手栽下的树苗长成林；有压力，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还有一种深切的孤独——有些话，有些担忧，他只能自己咽下。
五年前刚穿越时，他只想活下去，最多带上那几十个同命相连的人。现在，他要对数万核心人口负责，对二十万辐射人口负责，甚至对这个刚刚成型的“地区”的未来负责。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改变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这种权力，重如泰山。
然而，无论前方道路如何崎岖难行、荆棘密布，他都别无选择，唯有咬牙扛起这如山般沉重的责任与使命！只因他深知那段被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那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不忍直视的时代画卷——在那个名为“崇祯”的年号下，陕北地区已是一片荒芜凄凉之景，土地干裂如龟甲，草木枯槁似朽木，饿殍遍地，甚至出现了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现象！而更可怕的还在后头呢……
紧接着到来的崇祯六年，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即将席卷而来。那些穷凶极恶的流寇们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疯狂肆虐着，所到之处皆是残垣断壁、哀鸿遍野。无辜百姓惨遭涂炭，生命在这片曾经繁荣昌盛的土地上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展望接下来的十几载光阴，更是一幅黯淡无光、前途未卜的景象。整个华夏大地仿佛陷入了无尽的深渊之中，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频繁发生。昔日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随之黯然失色，逐渐走向衰落和沉沦。
他要在这片黑暗里，守住一方光明。今天宣布的“大地区形成”，就是这光明的基石。他要让这片地区成为乱世中的诺亚方舟，成为文明的火种库，成为未来重建的模板。
也许这希望很渺茫，也许最终仍逃不过历史的洪流。但至少，他在做，这些人在做，这二十万人正在被影响。
塔梯传来脚步声，沉稳有力。是李定国。
少年已经长得比李健还高半头，肩膀宽阔，眼神锐利如鹰。他穿着一身半旧的皮甲，腰挎长刀，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刚毅果敢，威武不凡。
他走到李健身旁，并肩眺望，“您今天说的地区快速反应队，我想带。”
李健侧头看他：“定国，你刚十九岁。”
“虚岁二十了。”少年语气坚定，“我读《孙子》《吴子》两年，跟郑爷练刀练枪两年，带过百人队，剿过三股匪。上个月在黑风岭，我带三十人击溃八十土匪，还有骑兵队的经验，您知道的。”
李健沉默。这少年是块璞玉，而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这半年他带的民兵小队，三次剿匪皆胜，有勇有谋，更难得的是爱惜部下，不滥杀俘虏。历史上那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李定国，在这个时空，正在他的羽翼下长出雏鹰的翅膀。
“好。”李健终于点头，“给你三百人，一百骑兵，两百步卒。允许你单独成军进行训练，也允许你在能力范围之内，向周边区域的小股流寇，马匪出兵。给你半年时间，练出一支能打硬仗、能跑远路的精锐。能不能？”
“能！”李定国立正，像真正的军人。他的眼睛亮得惊人，那是终于等到展翅机会的激动，也是深感责任重大的郑重，“定国必不负李叔信任！”
“记住，”李健拍拍他肩膀，手感结实，“咱们养兵，不是为了杀人掠地，是为了护住这片土地，护住这上面的百姓。刀要利，心要善。”
“我记住了。”少年重重地点头。
看着李定国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已经褪去了少年的单薄，有了将领的雏形——李健心里稍安。
人才，是新家峁最宝贵的财富。李定国、赵小满、苏秀兰（学堂最年轻的女教师）、孙铁匠的大徒弟、吴先生最得意的学生……这些年轻人正在成长，将成为这片土地未来的脊梁。
他要做的，是给他们舞台，给他们方向，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放手让他们飞。
夕阳完全沉下去了，西天只余一抹暗红。寒风骤起，吹得塔顶的旗帜猎猎作响。李健裹紧棉袍，准备下塔。
就在这时，他看见议事堂的灯还亮着。
不止议事堂。钱庄、学堂、医院、铁匠坊……许多地方的窗户都透出灯光。隐约能听见争论声、算盘声、读书声、打铁声。这个岁除的夜晚，许多人没有回家守岁，而是在为明年的计划忙碌。
吴先生带着几个学生在整理会议记录；王石头和几个屯长在争论修路的路线；赵小满在灯下核对账目；孙铁匠在工棚里试验新的淬火法；春娘带着妇女组在赶制明年春耕要用的手套……
这种自发的、蓬勃的活力，让李健喉头有些发哽。他们不是在被动地执行命令，而是在主动地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才是真正的希望，比任何武器、任何粮食都珍贵的希望。
李健走下了望塔，没有回家，而是转身走向灯火通明的议事堂。
推开门，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堂内七八个人围着一张大方桌，桌上摊着地图、账本、草图。炭盆里的火正旺，映得每个人脸上红彤彤的。
“李盟主！”众人见他进来，纷纷起身。
“坐，都坐。”李健摆摆手，走到桌边，“商量什么呢？”
“我们在算修路的工料。”王石头指着地图上画的几条红线，“从咱们这儿到马家庄，三十里，得架两座桥。到赵家堡二十里，但得过一道沟，要么挖隧道，要么绕五里……”
“我们在排明年的教学计划。”吴先生推过来一张单子，“蒙学要扩到四百人，技校开四科，每科招五十人。教师不够，得从今年毕业的学生里挑好的，边教边学……”
“我们在算铁料。”孙铁匠的大徒弟递上另一张纸，“要打三百副新甲，五百把刀，还要备着农具翻新，至少需要生铁五万斤。可咱们现在的矿，一年只能出三万……”
李健笑了，真正的、舒展的笑：“慢慢说，一样一样来。咱们有的是时间——至少今晚，咱们一起把这江山，画得更清楚些。”
他拖了张凳子坐下，拿起炭笔。众人重新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讨论起来。烛光在每个人眼中跳跃，那些光点汇聚在一起，竟比堂内的灯火还要明亮。
窗外，零星的鞭炮声开始响起——那是等不及的孩子在提前庆祝新年。在这饥荒连年、流寇四起的崇祯五年最后一天，在这陕北高原的一隅，竟然还有人在放鞭炮，在期盼新年。
这本身，就是一场无声的胜利。
而更大的战役，还在前方。李健知道，从今夜起，新家峁不再是一个求生存的据点，而是一个正在成型的地区，一个乱世中的异数，一个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变数。
他要带领这片土地，走过未来十几年的血雨腥风。直到真正的光明降临，或者，直到他们自己成为光明。
那一刻也许很远。但今晚，在这烛光摇曳的议事堂里，在这群眼睛发亮的人们中间，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正在靠近。
子时的更鼓远远传来。崇祯五年过去了，崇祯六年的第一天，正在曙光中缓缓而来。
那曙光将首先照亮这座议事堂，照亮堂内这群不知疲倦的人，然后照亮整个新家峁，照亮这片刚刚被命名为“地区”的土地。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而历史的长河，将在这个夜晚，在这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悄悄分出一道支流。这道支流也许细弱，但它流向的方向，是不同的可能。
这可能的起点，叫新家峁。
这可能的未来，叫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