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山体滑坡的威力也太大了。”
他记得自己明明在回榆林的盘山公路上，那辆二手面包车正播放着《最炫民族风》——这是他特意下载的，为了在崎岖山路上保持清醒。然后就是一阵天旋地转，车子像被巨人捏在手里的玩具，翻滚着坠向黑暗。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在他躺在干裂的黄土地上，天空是那种未经污染的瓦蓝色，蓝得有些过分，蓝得让人心慌。空气里有股奇怪的味道——不是汽车尾气，不是工业废气，而是……粪土、草木灰和某种难以形容的贫穷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我在哪儿？”他尝试坐起来，浑身像散了架。然后他看到了自己的衣服。那件为了回城述职特意穿上的深蓝色夹克，现在破成了流苏装。裤子膝盖处磨出两个大洞，露出里面——等等，这是什么？明朝风格的粗布衬裤。李健盯着自己腿上那条灰扑扑、粗糙得像砂纸的裤子，脑子开始宕机。
“我这是……摔进哪个古装剧拍摄现场了？”他环顾四周。没有摄像机，没有导演，没有穿着羽绒服玩手机的工作人员。只有望不到头的黄土坡，稀疏得像中年男人头顶的枯草，以及远处几间低矮的、随时可能被风吹走的土坯房。最诡异的是，那条盘山公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最多两米宽的土路，路面上布满深深的车辙印——不是轮胎印，是木头车轮压出来的痕迹。“不好！”李健猛地想起什么，挣扎着爬起来，“我的背包！”
他在周围摸索，终于在五米外的土沟里找到了那个陪伴他三年的军绿色登山包以及种粮。登山背包裂了个口子，但东西基本都在：
扶贫文件袋：里面的报告还在，就是沾满了土
工作笔记三本：记录着王家沟所有数据
智能手机：屏幕碎了，按开机键毫无反应（优雅的黑色板砖）
充电宝：同样阵亡
土豆种子：用密封袋装着，完好无损（感谢现代农业技术）
一包压缩饼干：只剩三块
多功能军刀：还能用
那个LEd台灯：居然没坏，但没电就是摆设
一盒创可贴和基本药品
最重要的：一份打印的《明末陕北社会调查报告》——这是他硕士论文的简化版，当初打印出来是为了“在扶贫工作中汲取历史教训”
李健颤抖着翻开那份报告，第一句话就让他血液凝固：
“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大旱，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百姓初食蓬草，继而食树皮，终至人相食……”
他抬头看看天，看看地，看看自己身上的破衣服。一个荒谬的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
“不会吧……”他喃喃自语，“建国后不许成精，但没说不许穿越啊。”
为了验证这个可怕的想法，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找路人。
他沿着土路走了十分钟，终于看到一个人——准确说，是一个蜷缩在路边的身影。那是个中年男人，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灰布衣服，瘦得只剩骨架。他正用一把生锈的小刀，小心翼翼地剥着榆树皮——不是整片剥，是只刮最里面那层可以吃的部分。李健的扶贫经验告诉他：这是饥荒年的吃法。
“大哥，问一下……”他开口，声音干涩。那人抬起头。李健看到了一张被饥饿刻满沟壑的脸，眼睛大得吓人，但眼神空洞。
“今年……是哪一年？”李健问。那人盯着他看了几秒，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崇祯皇爷坐朝的第一年。”
哐当。李健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塌了。
第二，看货币。
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包——还好在。但里面的东西让他哭笑不得：身份证（李健，汉族，1993年生……在此刻等于“未来产物”）银行卡三张（在此刻等于“精美卡片”）
现金326元（在此刻等于“花不出去的废纸”）超市会员卡、理发店会员卡、奶茶店集点卡（在此刻等于“精神污染”）唯一有用的可能是：一个打火机。
第三，最后的挣扎。
李健找到一个稍高的土坡，登上去眺望。没有电线杆，没有信号塔，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痕迹。只有连绵的黄土丘陵，像巨大的、贫瘠的坟墓。远处有炊烟升起——不是工厂烟囱，是真的、用柴火烧出来的、细弱的炊烟。风吹过，带来远处的声音：不是汽车鸣笛，不是手机铃声，而是——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啜泣，和某种牲畜有气无力的哀鸣。“完了。”李健一屁股坐在地上，“真穿了。”
而且穿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间和地点之一：明末的陕北。
李健是陕西人，会说方言。但明末的陕北话和现代还是有区别。他尝试和那个剥树皮的男人交流：
“大哥，这儿是哪个村？”
男人：“王家峁。”（发音像是“王姐猫”）
“离延安府多远？”
男人抬头，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百八十里咧。你去？”
“我……”李健语塞。男人继续剥树皮，自言自语：“去啥去，府城里也没粮。官仓早空了，老鼠都饿跑咧。”
李健蹲下来，从背包里摸出半块压缩饼干——包装纸已经破了，他用手指掰了一小块，递给男人。男人的眼睛瞬间亮了。
那不是普通的“看到食物”的眼神，而是濒死之人看到救命稻草的眼神。他颤抖着接过，没有立刻吃，而是先闻，再舔，最后才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然后他哭了。没有声音的哭，就是眼泪从干涸的眼眶里涌出来，在脏脸上冲出两道沟。“这……这是啥？”他哽咽着问。
“饼干。”李健说，“压缩饼干，顶饿。”
“饼……干？”男人重复这个陌生的词，“甜的？咸的？咋这么实沉？”
“就是……干粮。”李健不知道怎么解释食品工业。男人把剩下的那点饼干渣小心地包在一片大树叶里，塞进怀里。“留给娃。”他说。
李健心里一酸。“你孩子多大？”
“五岁。还有个三岁的。”男人顿了顿，“婆姨去年饿死了。”
沉默。黄土高原的风呼啸而过，卷起沙尘，打在脸上生疼。
那个男人叫王石头——是的，跟王家沟的老支书同名。这让李健恍惚了一下。
“你是干啥的？”王石头问，“看你衣裳怪模怪样，口音也怪。”
李健大脑飞速运转。说自己是扶贫干部？不行，解释不清。说自己是商人？看这落魄样也不像。说自己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在这乱世死得更快。
最后他决定用半个实话：“我是……逃难的。家里遭了灾，一路往北走。”
“往北？”王石头眼睛睁大，“北边更荒！蒙古人还时不时来抢。你往北干啥？”
“我……”李健语塞，“我听说那边有……有活路。”
王石头摇摇头：“这世道，哪还有活路。”
他继续剥树皮，手法熟练得让人心疼。李健看着他瘦骨嶙峋的背影，那个熟悉的冲动又上来了——他想做点什么。
就像在王家沟，看到贫困户家里漏雨，他就想修屋顶；看到孩子没学上，他就想办夜校。
现在，他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崇祯元年的春天，靠吃树皮维持生命。
“王大哥。”李健开口，“你们村……还有多少人？”
“王家峁？原先三十七户，现在……”王石头顿了顿，“还剩二十二户。饿死的，逃荒的，卖儿卖女的。”
三十七户。这个数字击中李健。王家沟也是三十七户。历史像个残忍的玩笑，在四百年前和四百年后，安排了同样的起点。
“如果……”李健缓缓说，“如果我有办法，让大家不饿死，你信吗？”
王石头转过头，眼神复杂。“后生，你说胡话咧。这年头，能让自己不饿死就是本事。”
“我说真的。”李健拿出那袋土豆种子，“我有这个。”
王石头凑过来看：“这是啥？石子？”
“是种子。一种……一种外邦来的作物，耐旱，高产，三四个月就能收。”李健努力回忆着土豆的种植要点，“一亩地能产……产很多。”
他没敢说具体数字。明末的粮食亩产，粟米也就一百来斤。如果说土豆能产上千斤，对方肯定以为他疯了。
但王石头显然不信。“外邦来的？你咋有？”
“我……”李健又开始编，“我家以前跑商，从西边带回来的。本来想自己种，现在……给大家种吧。”
王石头盯着那袋种子，又盯着李健的脸，看了很久。“后生。”他说，“你是个善心人。但这事不成。”
“为啥？”
“第一，村里没地了——好地都在刘老爷手里，剩下的都是坡地，种啥死啥。”
“第二，就算有地，谁信你？大家饿得眼睛发绿，你拿这没见过的东西让他们种，万一不长，那就是害人。”
“第三……”王石头压低声音，“刘老爷要是知道你有粮种，肯定来抢。他那几个儿子，比土匪还凶。”
李健沉默了。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在明末的陕北，扶贫的难度比21世纪高出一个数量级。这里没有政府支持（官府不添乱就不错了），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市场体系，甚至没有基本的生命安全保证。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哭喊声。
一个瘦小的身影跌跌撞撞跑来，是个七八岁的男孩，满脸是泪。“石头叔！石头叔！我妹……我妹快不行了！”
王石头猛地站起来：“咋了？”
“发烧！烫得很！还说胡话！”男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李健立刻抓起背包：“带我去看看！”
三人跑到村子——如果那能叫村子的话。十来间土坯房散落在坡地上，大多已经半坍塌。村中间有口井，但井绳断了，打不上水。
男孩的家是最破的那间。屋里没有床，只有一堆干草。草堆上躺着个小女孩，约莫五六岁，脸颊通红，呼吸急促。李健伸手一摸额头：烫手。“发烧多久了？”
“两天了。”旁边一个憔悴的妇女抹泪，“先是咳嗽，昨儿个就烧起来了。请不起郎中，熬了点草根汤，不顶用……”
李健打开背包，翻出药品。退烧药（布洛芬）、抗生素（阿莫西林）、还有一包葡萄糖粉。问题来了：怎么解释这些未来药物？他脑子一转：“我在外跑商时，从一个波斯郎中那儿买的药。试试看。”
先量体温——没体温计。只能凭手感：至少39度以上。“有热水吗？”
妇女端来半碗温水——浑浊的，带着土腥味。李健咬牙，掰了半片布洛芬（儿童剂量他大概记得），混在葡萄糖粉里，化开，用小勺喂给女孩。屋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约半小时后，女孩的呼吸平缓了一些，额头似乎没那么烫了。妇女惊喜地叫道：“退了！退了点！”
李健松了半口气，但不敢大意。发烧可能有各种原因，在没有诊断的情况下乱用药很危险。但他别无选择——不用药，这孩子很可能熬不过今晚。
“今晚我守着。”他说。
王石头看着他：“后生，你……”
“我叫李健。”李健说，“木子李，健康的健。”
“李……李兄弟。”王石头的声音有些哽咽，“你是个好人。”那天晚上，李健坐在草堆边，守着昏睡的女孩。屋里没有灯，只有月光从破窗户照进来。他借着月光，翻开那份《明末陕北社会调查报告》。第25页写着：
“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陕西连年大旱，蝗灾继之。延安府、庆阳府等地‘民饥死者十之三四，父子、兄弟、夫妇相食’。”他合上报告，看向窗外。月光下的黄土高原，像一片巨大的、沉默的坟场。远处传来野狗的嚎叫——或者不是野狗，是狼。
“978天。”李健低声自言自语，“我在21世纪用了978天，让一个村脱贫。”
“现在，我在崇祯元年。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基础设施，甚至没有安全保障。”
“但我有……”他看向背包，“土豆种子，一些现代知识，和一份没交上去的扶贫报告。”他摸出那份报告，在最后一页空白处，用半截铅笔写下新的开头：
项目名称：崇祯元年陕北生存计划（代号：不可能的任务）
项目负责人：李健（前扶贫干部，现穿越难民）
项目周期：未知（可能是一辈子）
项目目标：
第一阶段（0-3个月）：活下去，让至少十户人不饿死
第二阶段（3-12个月）：建立基本生产体系
第三阶段（1-3年）：扩大规模，应对即将到来的……
（他顿了顿，写下）明末乱世
可用资源：土豆种子x1袋、现代农学知识x1套（可能水土不服）、扶贫经验x978天、对历史走向的模糊认知x1、以及：37户人的命运，再次交到我手里
风险评估：死亡率：极高
成功率：低于1%
但如果不做：100%会死很多人
结论：干。
写完这些，李健靠在土墙上，闭上眼睛。他想起离开王家沟时，老支书王石头握着他的手说：“李书记，你走了，咱村会不会又倒退回去？”。他说：“不会，制度建起来了，产业起来了，人也有干劲了。”。老支书笑了：“那就好。额们不能总指望别人帮，得自己站起来。”
现在，四百年前的王石头——此王石头非彼王石头——正蹲在屋角打盹。他的妹妹（其实是堂妹）还在发烧，他的孩子饿着肚子，他的未来一片黑暗。
“这次。”李健对自己说，“没有政府拨款，没有政策支持，甚至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但有一点没变：人得自己站起来。而我要做的，是给他们一个站起来的理由。”窗外，天快亮了。
崇祯元年的第一个清晨，即将到来。而李健不知道的是，一队明军骑兵正朝这个村子而来。带队的是个脾气暴躁的百户，他的任务很简单：征粮。尽管这个村子，连树皮都快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