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会不欢而散后的第三天下午，赵志坚盯着桌上那份船舶设计院重新计算后送来的振动模态分析报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数据比之前详实了些，但核心结论没变——按照传统货轮减震思路，平台在满载燃料和火箭状态下，某些特定频率的低频振动幅度，依然会超过精密设备容忍阈值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这帮老顽固……”他烦躁地耙了耙头发，手边的浓茶早已凉透。十二个月的倒计时像无形的鞭子，每一天都抽得人心头发紧。振动攻关组那边，新材料涂层和主动控制算法的初步试验结果刚出来，效果有，但离工程应用还有距离，尤其是对低频振动的抑制，仍是个难点。
“赵总！”办公室门被猛地推开，小王——振动攻关组的骨干之一——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手里挥舞着几页复印纸，脸上是一种混合了极度兴奋和难以置信的潮红。
“慢点说，天塌了？”赵志坚被他吓了一跳。
“不是天塌了！是……是地基有金矿！”小王把复印纸拍在赵志坚面前，手指戳着上面几张手绘的、略显潦草的结构简图和一大堆俄文标注，“您看这个！我……我是在核对‘灯塔’计划第七批资料里的非核心附件时发现的，分类是‘船舶辅助系统杂项’，差点就错过了！”
赵志坚定睛看去。图纸画得很专业，但风格与常见的不同，更侧重原理示意。那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级的减震系统示意图，核心思想是将整个动力机组（图中标注为“柴油发电机组”）安装在一个由非线性弹簧、液压阻尼器、橡胶隔振块等多种元素复合构成的、巨大的“筏形”基座上。旁边密密麻麻的笔记，讨论了不同海况下频率响应的变化，以及如何通过调整各层元件的刚度和阻尼配比，实现“宽频带振动能量耗散”。
他的心脏猛地一跳。这思路……非常规，但透着一股经历过极端环境淬炼的、老辣而精妙的味道。
“这哪来的？谁画的？有计算吗？”赵志坚连珠炮般地问。
“笔记是俄文，看名字缩写是‘G.I.’。计算有一部分，但更关键的是后面这几页，”小王又翻出几页，“像是实验记录汇总，记录了不同方案在模拟台架上，对1hz到100hz振动信号的隔离效率，最好的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老天，这是潜艇上用的吧？！”
“G.I.……”赵志坚快速在脑中过了一遍引进专家的名单，一个有些模糊的形象浮现出来——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六十二岁，来自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红宝石”海洋技术设计局，简历上写着“长期从事船舶特种机械安装与减震降噪研究”，性格内向，话极少，大部分时间待在材料性能实验室帮忙，很少在主要项目会议上发言。
“走！”赵志坚抓起外套就往外走，“去找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
他们在材料实验室后面的小仓库里找到了格里戈里。老人正戴着老花镜，用游标卡尺仔细测量一块新型阻尼胶试样的厚度变化，记录数据的手稳定而精确。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唤，他抬起头，深陷的眼窝里，蓝色的眸子平静无波。
“斯米尔诺夫同志！”赵志坚尽量让自己的俄语听起来清晰而诚恳，他将那份复印资料递过去，“这个，是您当年参与设计的吗？关于减震基座的。”
格里戈里接过资料，只看了一眼简图，手指就在那个“筏形”结构上轻轻拂过，仿佛在触摸老朋友的脊背。他沉默了几秒钟，才用缓慢而清晰的俄语说：“是的。‘阿库拉’（971型鲨鱼级）第三批次，还有‘台风’的部分改进型。我参与了这部分的设计和实验。”
他的语气平淡，就像在说“今天我吃了面包”一样自然。
赵志坚强压住激动，将“鲲鹏”平台目前面临的振动难题，特别是低频振动抑制的困境，用尽量简单的语言结合手势比划着说了一遍。小王在一旁补充着技术参数和设备容忍阈值。
格里戈里静静地听着，偶尔点一下头。等赵志坚说完，他走到旁边一块废弃的白板前，拿起笔。他没有先画图，而是写下了一串公式和符号，然后才开始勾勒。
笔下的线条远非之前资料上那般潦草，而是精准、肯定，带着工程师特有的严谨美感。他画出了“鲲鹏”平台动力舱的简化截面，然后在柴油机（他特意标注了“临时动力”）下方，开始构建那个多层复合的减震基座。一边画，一边用夹杂着简单中文单词的俄语解释：
“不是简单弹簧……这里，刚度要非线性……低频大振幅时软，吸收能量；高频小振幅时变硬，保持稳定……”
“阻尼器，不能只用一种……液压的对付低频，橡胶-金属复合的对付中频，还有这里……可以填特种阻尼凝胶，吸收高频杂波……”
“整体，要像筏子……浮动……但要有边界约束，防止漂移……”
“计算……要考虑平台整体刚度分布，不是孤立算基座……还有海水……流体弹性耦合……”
他讲得并不快，但信息密度极大。许多概念，赵志坚和小王只是隐约听过，或者只在理论上探讨过，而眼前这位老人，却是在用二三十年前的技术手段，实际解决过更恶劣环境下同类问题的人。
“斯米尔诺夫同志，”赵志坚等他告一段落，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说，“我以‘鲲鹏’平台总工程师的名义，恳请您担任我们平台减震系统设计的首席顾问。我们需要您的经验，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格里戈里停下笔，看着赵志坚，又看了看白板上那个逐渐成型的、融合了新旧思想的减震系统草图。他眼中平静的蓝色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微微闪烁了一下。来到中国这么久，这是他第一次被如此直接、如此郑重地请求，为一个如此宏大项目的核心难题提供关键指导。
“我……”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经验，是旧的。平台，是新的。需要很多计算，很多试验。”
“我们有人，有计算机，有试验条件！”小王急切地说，“我们缺的，正是您这样知道路该怎么走、坑在哪里的向导！”
格里戈里又沉默了片刻，终于，缓缓点了点头：“好。我需要看平台详细结构图，看振动测试数据，看所有相关设备的技术要求。还有，”他补充道，“我需要几个帮手，要懂机械振动，最好有点船舶结构知识。计算，我可以指导，但具体做，要年轻人。”
“没问题！要谁给谁！”赵志坚毫不犹豫，“我马上向李总汇报，成立联合攻关组，您来牵头技术方向！”
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一小时，李振华的批示就下来了：“全力支持，资源倾斜。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同志放手工作，所需一切，优先保障。”
联合攻关组迅速成立，地点就设在空间较大的“鲲鹏”项目组设计室旁边。格里戈里要的资料和数据被以最高优先级调集过来。他点名要的两个年轻工程师，一个是学船舶工程的，另一个是搞转子动力学的，也立刻报到。
最初的几天是沉默而高效的。格里戈里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堆满图纸和数据的桌子前，用铅笔和计算尺（他坚持用这个）进行各种估算和草图修改，偶尔用俄语快速记录着什么。两个年轻助手开始有些敬畏和不知所措，但老人并没有架子，只是将问题拆解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任务，用简单的语言和图示交代清楚。
当他用一道经典力学方程，结合一个来自潜艇压力壳设计的经验修正系数，轻松解释清楚某个连接部位为何需要特殊加强时，两个年轻人眼中的敬畏，逐渐变成了崇拜。
船舶设计院的老工程师们也被“请”了过来。起初他们看到格里戈里那些“非主流”的设计思路，尤其是那些复杂的复合阻尼构想，还私下嘀咕“是不是太复杂了”、“成本控不控得住”。但当格里戈里调出他带来的、泛黄的手写实验记录，指出在某种特定频率下，传统简单减震器不仅无效，甚至可能因为共振放大振动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接着，格里戈里提出了一个更颠覆的想法：“为什么只想着隔离？不能引导和利用吗？” 他在图纸上指出了几个位置，“在这里，和这里，设置调谐质量阻尼器，把特定频率的振动能量‘吸’过来，消耗掉。我们在……在一些需要绝对安静的船上，用过类似思路。”
“这……这是把平台本身也当成振动系统的一部分来设计了？”一位船舶院的工程师恍然大悟，思路一下子被打开了。
“是的。”格里戈里点头，“平台不是刚体。要把它当作一个复杂的、有弹性的整体来考虑。振动，从动力源产生，通过结构传递，我们要做的，是在传递路径上，设置多道‘关卡’，用不同的办法，把不同频率的‘坏振动’拦截、转化、耗散掉。”
思路一旦打开，各种奇思妙想便开始碰撞。中方团队强大的数值模拟能力开始大显神威，将格里戈里的经验公式和构思迅速转化为三维模型和仿真计算，验证其有效性并提出优化建议。新型材料团队也被拉了进来，根据需求定制性能更优的阻尼材料。
短短一周，数个兼具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减震子方案被提了出来，不仅针对临时柴油机，其中一些思路经过调整，对燃气轮机转子的高频振动抑制也展现了令人惊喜的潜力。
周五傍晚，李振华和陈向东悄悄来到联合攻关组门外。里面灯火通明，格里戈里正站在一块大黑板前，用粉笔讲解着一个调谐阻尼器的优化公式，周围围满了中苏两国的工程师，个个神情专注，不时提问或争论。黑板上，俄文、中文、公式、草图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窗户上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水雾，模糊了外面寒冷的夜色。
“真没想到，”陈向东低声感叹，“格里戈里同志平时那么沉默，肚子里真有货啊。这哪是解决一个减震问题，这简直是在给我们上一堂顶尖的船舶振动控制大师课。”
李振华看着窗内那幅场景，看着那位白发苍苍的苏联老人眼中重新燃起的、属于顶尖工程师的锐利光芒，看着周围中国年轻工程师们如饥似渴吸收知识的脸庞，缓缓点了点头。
“他带来的，不只是技术。”李振华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是一个时代，一个领域，用无数失败和成功积淀下来的‘智慧’。我们引进他们，给予尊重和舞台，他们回报的，就是这种用钱买不到、用时间也难再复制的‘底蕴’。这才是‘启明’、‘星火’、‘灯塔’真正的价值。”
广播里，今晚播放的是一首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选段。雄浑的乐曲声，与室内热烈而专注的技术讨论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这个研究院，这个国家，在汲取了八方智慧后，向着既定目标，发出的坚定而充满力量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