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初兴：休养生息与制度奠基（约黄帝纪年3800-3900年，公元前202-公元前141年）
话说刘邦在汜水之阳的定陶称帝，建立了汉朝，可这定都的事儿，却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这就好比一个人辛辛苦苦盖了栋房子，却还没决定把家安在哪间屋里，着实让人头疼。
刘邦身边的大臣们为此是各执一词，吵得那叫一个热闹。多数大臣觉得洛阳好啊，这洛阳可是个好地方，地势险要，四周有山川环绕，易守难攻。而且周朝曾经在这里兴盛，在这儿定都，那就是延续周朝的荣光，以后咱大汉也能千秋万代，多好啊！于是他们纷纷向刘邦进言，力荐洛阳为都城。这些大臣里，不少是从丰沛跟着刘邦出来的老弟兄，乡土观念重，想着洛阳离老家近些，将来衣锦还乡也方便。他们唾沫横飞地细数洛阳的好处，说那地方是天下之中，四通八达，无论是收赋税还是传政令，都方便得很。还有人搬出古籍，说当年周公营洛邑，奠定了周朝八百年基业，这可是有先例的，跟着老祖宗的脚步走，准没错。
就在众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叫娄敬的人站了出来。这娄敬本是个普通的戍卒，因押送车队路过洛阳，听闻刘邦正在为定都之事犯愁，便通过老乡虞将军求见刘邦。虞将军见他穿着粗布短褂，脚上蹬着双草鞋，怕冲撞了皇帝，想让他换身体面衣裳。娄敬却梗着脖子说：“我穿啥来的就穿啥见陛下，要是换了衣裳，那不成欺君了？”虞将军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把他领进了宫。
娄敬见到刘邦后，开门见山地说：“陛下，这都城可不能定在洛阳啊，关中长安才是绝佳之地！”刘邦一听，心里就犯嘀咕了，心说这小子是何许人也，竟敢反驳众人的意见。满朝大臣也炸了锅，纷纷呵斥他不知天高地厚。娄敬却面不改色，接着说道：“陛下您别嫌我人微言轻，我这话说的可是掏心窝子的道理。您想想，周朝为啥能在洛阳定都？那是因为人家祖上积德，从后稷到文王、武王，一步步深得民心，诸侯都服帖。可您不一样啊，您是靠着枪杆子打下来的天下，这些年大小战役打了七十多场，死的人能堆成山，老百姓心里头还没安稳下来呢。洛阳虽说有险可守，但那地方腹地太小，方圆就几百里，真要是有诸侯叛乱，四面受敌，根本守不住。”
刘邦的眉头皱了起来，示意他接着说。娄敬咽了口唾沫，声音更洪亮了：“陛下您再看关中，那可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地方！东边有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西边有陇山、岷山，像两道天然的屏障；北边是草原，能养马；南边是巴蜀，沃野千里，产的粮食吃都吃不完。要是把都城定在长安，就算山东乱了套，咱守住函谷关，关中就是个铁打的营盘，进可攻退可守，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法子啊！”
刘邦听了娄敬的一番话，心里开始动摇了。但这毕竟是关乎王朝兴衰的大事，他还得听听其他人的意见。这时候，他把目光投向了张良。张良可是刘邦的智囊，那脑子转得比风车还快，这些日子他一直没说话，刘邦知道他心里准有谱。
张良沉思片刻后，缓缓说道：“陛下，娄敬所言极是。洛阳虽有险阻，但周遭平原狭小，一旦有事，无险可依。而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山、岷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北有胡苑的便利。且三面险阻，可以固守，只用东方一面控制诸侯。如果诸侯安定，可通过黄河、渭河水路运输天下的粮食，西供京师；如果诸侯发生变故，也可顺流而下，足以供应出征的军队。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的建议是正确的。”
刘邦一听，心里有了主意。他一拍大腿，对娄敬说：“好小子，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当即就封娄敬为郎中，赐姓刘，算是给这冒失鬼的奖赏。然后传令下去，迁都长安。那些主张定都洛阳的大臣见皇帝主意已定，也不敢再吱声，心里却多少有点不痛快，想着以后离老家远了，心里空落落的。
这定都的事儿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要修建宫殿，打造王朝的政治中心。刘邦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萧何。萧何这人办事，刘邦放心，他知道这宫殿不只是盖几间房子那么简单，那是大汉的脸面，得拿出气势来。
萧何领了旨，不敢怠慢，立刻召集工匠，勘察地形，最后把地址选在了长安城南的龙首原上。这地方地势高，能俯瞰全城，风水也好。他请来的工匠里，有不少是当年秦朝修建阿房宫的老手，手艺精湛，对宫殿营造门儿清。萧何给他们定下规矩：“这宫殿要气派，但不能学秦始皇那样劳民伤财，用料得实在，工期得合理。”
可真等开工了，萧何还是没搂住。为了让未央宫显得威严，他下令用最好的木材，从蜀地和关中深山里砍伐巨木，由成千上万的民夫运到工地，光是运一根柱子就得几十号人忙活大半年。宫殿的地基用的是夯土，一层一层夯实，硬得跟石头似的。前殿的台阶用的是青石，从渭河里打捞上来，打磨得光溜溜的。
等刘邦从前线打仗回来，老远就看见未央宫的金顶在太阳底下闪金光，心里咯噔一下。进了宫，只见前殿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高得能俯瞰整个长安城。殿上能坐一万人，殿下能竖起五丈高的大旗，四周的楼阁亭台连绵不绝，雕梁画栋，连栏杆都是用黄铜包的。刘邦当即就火了，把萧何叫来劈头盖脸一顿骂：“天下还没太平，老百姓还在饿肚子，你盖这么豪华的宫殿，是想让我跟秦始皇一个下场吗？”
萧何不急不慢地说：“陛下息怒。您是天子，住的地方就得有天子的样子。现在不把宫殿盖得像样点，将来子孙后代还得翻修，更费钱。再说了，这宫殿盖得气派，才能让那些心怀不轨的诸侯不敢小瞧咱大汉，才能让老百姓觉得跟着您有奔头啊。”
刘邦被他说得哑口无言，气呼呼地在宫里转了一圈。走到前殿，他往龙椅上一坐，往下一看，文武百官排班站好，齐声高呼“万岁”，那股子威严劲儿一下子就上来了。再看远处的终南山像条巨龙盘着，渭水像条玉带绕着，心里的火气慢慢消了。他拍着萧何的肩膀说：“你小子，倒是比我想得远。”
从此，长安就成了大汉王朝的心脏，未央宫的钟鼓声，一下下敲打着这个新生王朝的脉搏，见证着它的喜怒哀乐，兴衰荣辱。
要说这汉朝刚建立那会儿，刘邦心里可是犯了难。这天下好不容易打下来了，可该怎么治理呢？秦朝倒是有现成的郡县制，皇帝直接派官到地方，权力都在中央，可秦朝就因为管得太死，老百姓受不了才反的。但要是完全恢复分封制吧，又担心诸侯势力太大，像周朝那样最后闹得四分五裂，天子成了摆设。这可咋办呢？刘邦思来想去，头发都白了好几根，最后决定来个折中的办法，在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结合分封制，搞个郡国并行制。这就好比走路，一条路觉得不安全，那就两条腿一起走，看看能不能稳当点。
这郡国并行制啊，说白了就是郡县和诸侯国并存。郡县还是按照秦朝的老办法，由中央直接管理，郡守、县令这些官员都由朝廷任命，三年一换，不能在地方扎根基。他们得听中央的话，负责收税、断案子、抓盗贼，把中央的政令一层层传下去。而诸侯国呢，刘邦把它们分封给了同姓子弟和功臣。那些异姓王，像韩信、彭越、英布等人，都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猛将，手里有兵，刘邦不得不封；同姓子弟是自家人，刘邦觉得他们能帮着看住天下。
这些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可就有大权力了。他们能自己任命官员，除了丞相由中央派，其他的官想封谁就封谁。收的赋税也不用全交给中央，自己留着用，想盖宫殿就盖宫殿，想养军队就养军队。刘邦给他们的地盘还不小，像齐王韩信的封地，有七十多座城，比中央直接管的郡县加起来还大。
刘邦琢磨着，这样一来，功臣们有了封地，就不会再造反了；同姓子弟看着地盘，就能防着外人作乱。可他没想想，当年项羽也搞分封，最后还不是打得天翻地覆？
刚开始的时候，这郡国并行制还真起到了一些作用。那些诸侯国在稳定地方局势方面，还真出了不少力。比如说，南方的长沙国，地处偏远，少数民族多，中央的手一时半会儿伸不到那么远，长沙王吴芮就带着人修路、办学、安抚少数民族，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有北方的代国，靠近匈奴，代王刘恒（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虽然年轻，却能组织军民修长城、练军队，好几次打退了匈奴的小规模进攻，保住了边境的安宁。
在楚汉战争中，那些功臣们为刘邦出生入死，现在给他们封个诸侯国，也算是论功行赏，让他们有个安身立命之所。韩信被封为楚王后，回到家乡，把当年给自己饭吃的漂母接来奉养，还提拔了当年让自己受胯下之辱的屠夫当校尉，一时传为美谈。彭越在梁国，组织老百姓开垦荒地，粮食产量翻了番，连周边郡县的人都跑来投奔他。那时候，大臣们见天下太平，都夸刘邦这制度定得好，说陛下有远见，能把不同的法子揉到一块儿。
可是啊，这时间一长，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那些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就像土皇帝一样，权力越来越不受控制。吴王刘濞在封地里开铜矿铸钱，煮海水为盐，钱多得花不完，比中央府库还富裕。他还招揽天下的亡命之徒，给他们安家落户，让他们为自己卖命。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弟弟，仗着母亲窦太后的宠爱，在封地里盖的宫殿比未央宫还豪华，出门的时候，车马仪仗跟皇帝一个排场，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有些诸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就开始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们不仅私自扩充军队，还互相勾结，排挤中央派去的官员。有一年，中央想在诸侯国里推行新的税法，让诸侯多交些税，结果好几个诸侯联合起来上书反对，说这是“与民争利”，愣是把这事搅黄了。刘邦当年分封的时候，还特意杀了白马立下盟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可他没料到，就算是刘氏子弟，当了诸侯也会变心。
有一次，刘邦路过赵国，赵王张敖是他的女婿，对他毕恭毕敬，亲自端茶倒水。可刘邦却叉着腿坐着，对他骂骂咧咧，一点面子都不给。张敖的手下看不下去了，想刺杀刘邦，虽然没成，但这事让刘邦心里打了个寒颤：连女婿都可能靠不住，那些异姓王就更不用说了。
从那以后，刘邦就开始对异姓王动手。他先是找借口削了韩信的楚王爵位，把他贬为淮阴侯，软禁在长安。后来又以谋反的罪名杀了彭越、英布、臧荼等人，连跟他最亲近的卢绾也被逼得逃到了匈奴。到刘邦去世的时候，异姓王基本上被铲除干净了，只剩下一个势力弱小的长沙王吴芮。
刘邦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可他没想想，同姓王就一定靠谱吗？他把自己的儿子、侄子封到各地当王，让他们“夹辅王室”，可这些年轻的王侯长大后，一个个都成了不安分的主儿。他们看着中央的权力，就像饿狼盯着肥肉，眼睛都绿了。刘邦估计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当初想出来的这个看似两全其美的办法，竟然为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了这么大的隐患。这就好比在自己身边养了一群老虎，刚开始的时候，老虎还小，看着挺温顺，可等老虎长大了，就开始呲牙咧嘴，要吃人了。
您瞧瞧这汉初的景象，那可真是一片凄惨啊！秦末的战乱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把整个天下搅得是天翻地覆。先是陈胜吴广起义，接着是六国旧贵族纷纷复国，你打我，我打你，把好好的土地糟蹋得不成样子。后来又是楚汉相争，刘邦和项羽在荥阳、成皋一带拉锯战，打了四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连年的战火啊，就像一把无情的大火，把原本繁荣的经济烧得是一干二净。
老百姓们可就苦了。为了躲避战乱，他们拖家带口，四处逃亡，流离失所。有的人家全家都死在了路上，只剩下孤儿寡母；有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卖儿卖女，换来一口吃的。田野里长满了荒草，没人耕种，偶尔能看到几头瘦得皮包骨头的牛在啃草，那都是侥幸活下来的。粮食产量那是急剧下降，市面上一斗米能卖到一万钱，比秦朝的时候贵了几百倍。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只能啃树皮、吃草根，饿极了甚至会人吃人，路边经常能看到饿死的人，尸体都没人埋。
物资也是极度匮乏。因为常年打仗，青壮年都被拉去当兵了，没人打铁，没人织布，铁器和布匹成了稀罕物。老百姓穿的衣服，都是用麻布缝的，补丁摞补丁，冬天冷得直打哆嗦。连皇帝出门都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将相们有时候只能坐着牛车出行，这在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虚弱得不行，走两步就喘，急需好好调养调养。
刘邦看着这满目疮痍的景象，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自己就是农民出身，知道老百姓的难处。当年他在沛县当亭长的时候，见惯了秦朝官吏对老百姓的盘剥，也知道正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会跟着他造反。现在自己当了皇帝，可不能再走秦朝的老路。他心里明白，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然这江山坐不稳。于是，他大手一挥，推出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
首先就是减轻田租。以前秦朝的赋税那叫一个重啊，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地，不光要交三分之二的粮食，还得交人头税、徭役税，简直是把人往死里逼。刘邦就把田租定为十五税一，也就是说，老百姓只需要把收获粮食的十五分之一交给官府就行。这一下，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一大半，家里能剩下不少粮食，心里踏实多了。
后来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更是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有时候还干脆免掉田租。有一年，全国大丰收，汉文帝说：“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国家的日子才能好过，今年的田租就全免了，让大家好好过个年。”老百姓听说了，都跑到地里对着天磕头，说皇帝是活菩萨。这可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让他们有了更多的粮食可以自己吃，或者拿去卖了换钱，给孩子买件新衣服，给老人抓副药。农民们一听这政策，那是高兴得不行，种地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那些逃亡在外的人，也都纷纷回到家乡，把荒地开垦出来，种上庄稼。
除了减轻田租，刘邦还下令释放因战乱沦为奴婢的人，让他们恢复平民身份。这些奴婢在主人家里那可没少受苦，每天干着繁重的活儿，还吃不饱穿不暖，主人不高兴了还能随便打骂，跟牲口没什么两样。现在恢复了自由身，他们就可以去开垦荒地，种自己的地，过上自由的生活。有个叫王二的奴婢，被释放后，分到了一小块土地，他起早贪黑地干活，第一年就收了不少粮食，还娶了个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他常对人说：“还是新朝好啊，让我重新做了人。”这不仅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也让这些人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对汉朝的归属感越来越强。
在鼓励农业生产的同时，刘邦对商业也采取了适度放开的政策。虽然汉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觉得商人不种地，光靠倒买倒卖赚钱，不是正经行当，但刘邦也知道，商业要是完全被压制，经济就没办法活跃起来。老百姓种的粮食多了，得有地方卖；需要的盐、铁、布，也得有人运过来。所以，他允许商人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降低了商业税，还取消了秦朝对商人的一些歧视性规定，比如不准商人穿丝绸衣服、不准商人骑马等。
这下可把商人们乐坏了。有个叫李四的商人，以前偷偷摸摸地在各村之间倒卖粮食，总怕被官府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