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碎镜边，呼吸还压不稳。掌心那三颗乳白颗粒转得越来越快，像是被什么东西催动着。腰间的红痕还在发烫，一圈圈地烧进皮肉，像有根线从里面往外扯。
“你还记得姐姐笔记里的档案编号吗？”我声音有点哑，没抬头看他。
陈砚站在我旁边，银链垂在风衣外侧，末端还沾着一点灰烬。他沉默两秒，从内袋掏出一张泛黄的纸片，边缘已经磨损，字迹是用蓝黑墨水写的，潦草但清晰：A-1947-067。
我们没再多说，起身往出口走。
档案馆在城西老城区，夜里十一点半，整栋楼只有三层亮着微光。陈砚带我从后门绕进去，刷卡时手指顿了一下——权限提示灯由红转绿，响了一声短促的滴音。
地下二层的修复室常年恒温，空气里有股药水味。他打开主灯，操作台上的玻璃罩反射出冷白光。墙上一排铁柜，编号从A-1940开始，一路延伸到A-1950。
他抽出A-1947-067的文件夹，封皮是深褐色牛皮纸，右下角贴着标签，写着“松林疗养所·年度影像归档”。没有电子扫描记录，也没有借阅痕迹。
“这批资料二十年前就封存了。”他低声说，“系统里查不到。”
我站在他身后，胎记的位置忽然抽了一下，像被针扎过。我没动，只把手按在后颈处，压住那阵异样。
他戴上手套，把照片取出，平铺在操作台上。
第一张是空荡的走廊，墙上有斑驳的划痕；第二张是病房内部，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瓷娃娃；第三张……是一面完整的镜墙前，七名穿红睡裙的孩子手拉着手，站成半圆。
他们左耳都戴着细银环。
我喉咙一紧。
正中央的女人穿着酒红色丝绒裙，长发挽起，发间别着珍珠发卡。她抱着最小的女孩，嘴角微微上扬，眼神温柔得不像真的。
林晚。
我的母亲。
也是我的寄生者。
陈砚拿起棉签，蘸了微量修复液，轻轻擦去照片右下角的霉斑。那块区域原本模糊不清，随着液体渗透，颜色一点点还原。
镜面部分，浮现出倒影。
七个孩子的背后，镜中映出的不是房间，而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空间，四壁全是倾斜的玻璃，像某种观测室。更深处，隐约能看到第八个身影——一个穿深灰风衣的人，背对着镜头，站姿和我一模一样。
“这不可能……”我喃喃。
陈砚的手停住了。
他盯着镜中那个背影，指尖微微发抖。
“这不是拍摄当天的画面。”他说，“这是后来加进去的。”
我凑近看，发现镜面的质感和其他部分不一样——它更像是被某种液体覆盖后重新凝固形成的表层，触感偏软，在灯光下泛着油膜般的光泽。
“试试再擦一点。”我说。
他换了一根棉签，蘸取更多修复液，小心涂抹在镜面区域。
刚碰上去，那层表面就开始渗出暗红色的液体。
一滴，两滴，顺着照片向下流淌，在玻璃台面上汇聚成一行字：
第七容器即将觉醒
我猛地后退，撞翻了旁边的工具架。镊子、量尺、药瓶砸在地上，碎裂声在密闭空间里格外刺耳。
“这不是墨水。”我盯着那行字，声音干涩，“它在动。”
那血迹确实没干，反而像活的一样，在缓慢蠕动，每一个笔画都在微微调整位置，仿佛在适应某种节奏。
陈砚迅速拿出密封袋，将照片整个罩住，隔绝空气。血字停止了流动，但颜色更深了，几乎发黑。
屋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我听见自己问：“你刚才……看到镜子里那个人了吗？”
他没回答，只是低头看着密封袋里的照片，眉头锁得很紧。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个背影太像我了——不只是衣服，是肩线的角度，右手插进风衣口袋的习惯姿势，甚至连脚跟微微外撇的样子都一样。
可这张照片拍于1947年。
我还没出生。
“她早就知道我会来。”我说，“她一直在等第七号容器回到原点。”
陈砚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就在这时，我眼角余光扫过窗外。
修复室的窗户朝向档案馆后院，平时没人走动。但现在，庭院的小径上出现了一个佝偻的身影。
他提着一盏灯笼，走得极慢。
那灯笼通体由珍珠串成，形状像一朵未完全绽放的花，灯光从缝隙里透出来，照在他脚下，拖出一道细长的影子。
和照片里林晚手里拿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冲到窗边，贴着玻璃往下看。
那人已经走到拐角，即将消失在树影之间。
“等等！”我推窗，冷风灌进来。
他没回头，只是抬起左手，轻轻晃了晃灯笼。
一瞬间，我左耳的银环突然发烫，像是被电流击中。掌心的乳白颗粒疯狂旋转，几乎要嵌进皮肤里。
陈砚一把拉住我手腕：“别出去。”
“那是谁？”我盯着那个背影，“他知道我们在看。”
“我不知道。”他声音很沉，“但我姐姐最后一次联系我，就是说她在档案馆见过一个提珍珠灯的人。她说……那是‘守门人’。”
我没说话，只觉得胸口闷得厉害。
照片上的血字还在密封袋里，虽然不动了，但那种“活着”的感觉始终没散。腰间的灼痕又开始发烫，和掌心的颗粒形成一种诡异的共振。
陈砚忽然转身，从操作台另一侧拿起一支修复笔，递给我。
“记下来。”他说，“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全部记下来。”
我接过笔，手指有些抖。
刚要低头翻开随身本子，余光却瞥见密封袋内的照片又有变化。
血字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镜面倒影中的那个背影——穿深灰风衣的人，缓缓转过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