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翦父子横扫赵魏的赫赫兵威尚在耳边回荡，被纳入秦国版图的广阔土地之上，却已是一片凋敝，百废待兴。连年的战争，国君的昏聩，加之秦军攻城略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破坏，使得韩、赵、魏故地民生困苦，流民滋生，潜伏着巨大的动荡风险。
咸阳宫中，庆功的喧嚣尚未完全散去，一场关乎帝国能否真正消化胜利果实的朝议，便在秦王嬴政的主持下展开。议题核心，便是如何治理新地。
有将领主张强硬镇压，推行秦法，以雷霆手段清除六国遗老遗少，震慑不安分者；也有官员建议暂缓推行秦律，因俗而治，给予一定缓冲，避免激起民变。
嬴政将目光投向了新任御史大夫李斯。在之前的后勤统筹、离间献策中，李斯已展现出超越常人的全局眼光和务实能力。
“李卿，新地初附，人心未定，当以何策安之？”嬴政问道。
李斯出班，神色沉静，显然对此已有深思熟虑。他朗声道：“大王，治国如同医病，需辨证施治，不可一概而论。新地之民，久习故法，骤行秦律，必生抵触，此乃常情。然若一味姑息，因循旧制，则难以真正将其纳入王化，统一政令，长久必生割据之祸。”
他先指出了两种极端策略的弊端，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方略：
“臣以为，当以‘抚’为主，‘定’为要，刚柔并济，循序渐进。”
“其一，**宣威德，安民心。**”李斯道，“即刻派出得力官吏，携大王诏书，前往各新地，宣布秦法之要义，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承诺保障归顺者之生命财产安全，严惩趁乱劫掠、欺压百姓之秦军不法士卒及地方豪强。同时，开仓放粮，赈济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贫苦百姓，使其得喘息之机，感念王恩。”
这是稳定社会秩序，争取底层民心的怀柔手段。
“其二，**汰冗吏，立新制。**”他继续道，“对于原韩、赵、魏之官吏，需加以甄别。贪腐无能、民怨极大者，坚决罢黜；愿意归顺、熟悉地方情况且能力尚可者，可暂留原职或量才录用，使其协助推行秦政。同时，从关中选派大量精通律法、忠于王事的基层官吏，充实新地，建立由朝廷直接掌控的郡县制，取代原有的分封或旧官僚体系。”
这是进行政权建设，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其三，**缓更张，重引导。**”李斯强调，“秦律之推行，不可操之过急。可先颁布一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易于理解的律条，如禁止私斗、奖励耕战、统一度量衡等。对于原有的一些不直接抵触秦法核心的地方风俗、祭祀等，可暂予保留，逐步引导。关键在于让新地之民切实感受到，归秦之后，生活更有秩序，更有希望。”
这是文化上的渐进融合策略。
“其四，**兴水利，劝农桑。**”他最后补充道，“战乱之后，田地荒芜，水利失修。当投入人力物力，修复沟渠，奖励垦荒，提供农具（如曲辕犁）、种子，使民复业。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唯有恢复和发展生产，方能从根本上稳定新地，使其成为帝国赋税和兵源的新的基石。”
这一套“抚民定新地”的方略，既有宏观的指导思想，又有具体可行的措施，考虑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既坚持了秦法根本，又体现了灵活性和务实性，显示出李斯卓越的治理才能。
嬴政听罢，眼中赞赏之色愈浓。李斯所言，深合他意。他既要快速消化新地，又要确保长治久安，李斯的策略，无疑是最佳选择。
“善！便依李卿所奏！”嬴政当即拍板，“此事，由御史大夫府总揽，会同丞相府（此时仍虚位，但机构运行）、治粟内史、少府等衙，即刻拟定详细章程，选派官吏，付诸实施！”
“臣领旨！”李斯躬身应道，心中充满了使命感。
接下来的数月，李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他坐镇御史大夫府，协调各方，选派得力干员分赴各新地。他亲自审核派往重要郡县太守、县令的名单，确保其能力与忠诚；他审阅各地报来的安抚情况、吏治整顿报告，及时做出指示；他督促治粟内史和少府，调拨钱粮物资，支持新地的恢复生产。
在他的统筹下，一幅庞大的帝国治理蓝图，在刚刚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韩、赵、魏故地上，缓缓铺开。混乱的局面逐渐得到控制，流民开始回归家园，荒芜的土地重新被开垦，新的地方政权机构陆续建立并运转起来。
虽然过程中仍有零星的抵抗和不满，但大局已然稳住。新地开始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战乱、也不同于完全强制推行秦法初期的、相对稳定并缓慢恢复生机的景象。
李斯抚民定新地之功，虽不如前线将领斩将夺旗那般耀眼夺目，但其对于帝国根基的巩固，其意义之深远，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辉煌的战役。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实干，证明了文治在统一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