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文绣离婚案的尘埃刚刚落定，溥仪还沉浸在羞愤与挫败的情绪中时，郑孝胥、罗振玉以及日本特务们加紧了游说的步伐。他们敏锐地抓住溥仪此刻心理防线最脆弱的时机，不断火上浇油：“陛下，关内人心败坏，竟至如此无法无天！唯有速离此地，前往祖宗发祥之地，重开乾坤，方能重振天威！”
土肥原贤二等人的承诺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具体和急切。他们向溥仪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东北三千万“子民”翘首以盼“真龙天子”回归；日本关东军已做好一切准备，只需陛下一到，即刻“拥戴”成立新国家；届时，陛下将是真正亲政的皇帝，而日本将是其最坚实的盟友。
尽管帝师陈宝琛等人强烈反对，认为此事风险极大，日本人的承诺不可轻信，但此时的溥仪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对复辟的极度渴望、对眼前处境（尤其是离婚案带来的难堪）的极度厌恶，交织在一起，压倒了他最后的一丝警惕。他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迫不及待地要将全部身家押上最后一局。
1931年11月10日，一个寒冷的夜晚，计划开始执行。
为了掩人耳目，日本特务精心设计了一场“骚乱”。他们派人给静园送了一筐水果，其中暗藏了一枚炸弹（非致命性）。炸弹果然“如期”爆炸，制造了小小的混乱和紧张气氛。这起自编自导的事件，成为了逼迫溥仪立刻离开的“最佳理由”：看，天津太危险了，有人要行刺陛下，必须马上转移！
当晚，在日本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军官真方勋等人的具体安排下，溥仪进行了一番狼狈的伪装。他穿上了一件日本军大衣，戴上口罩，假扮成一名士兵，挤进一辆军车的后座。在夜幕的掩护下，军车悄然驶出静园，直奔天津日租界的码头。
码头上寒风凛冽，河水漆黑一片。一艘名为“比治山丸”的小型日本汽船早已在此等候多时。这不是一艘舒适的客轮，而是一艘运货的船，条件简陋。溥仪在心腹随从和日本特务的簇拥下，仓皇登船。
汽船随即起航，没有鸣笛，悄无声息地滑入黑暗的海河河道。溥仪躲在狭小的船舱里，心怦怦直跳，既有冒险的刺激，更有对未知前途的恐惧。他透过舷窗向外望去，天津城的灯火在夜色中逐渐模糊、远去。他离开了这座给予他七年浮华与屈辱的城市，奔向一个日本人许诺的、光怪陆离的未来。
航行并不顺利。船小浪大，颠簸不已。据说途中还曾误入中国军队的防区，险些遭到盘查，全靠船上的日本士兵谎称运送伤兵才蒙混过关。这些惊险的插曲，让溥仪更加确信“离津赴东北”是正确且紧急的决定，却丝毫没有想到，这本身就是日本人刻意营造的“紧迫感”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他无暇深思。
经过一夜又一日的航行，11月13日早晨，船只终于抵达辽宁省营口市的码头——“满铁”的势力范围。船缓缓靠岸。前来“迎接”他的，并不是想象中的东北民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盛大场面，而是几个表情严肃、全副武装的日本关东军军官和便衣特务。
码头上冷清而肃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溥仪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踏上了跳板。多年的梦想似乎就在眼前，他的脚步因为兴奋而有些虚浮。前来接他的日本军官态度恭敬却难掩强硬，并没有安排他前往任何城市，而是立刻请他上了一辆汽车。汽车一路疾驰，窗外的景色从码头仓库变为荒凉的旷野，最终停在了一个偏僻的、名为“汤岗子”的温泉旅馆。溥仪被客气但不容置疑地请了进去，被告知为了“陛下的安全”和“等待最佳时机”，需要在此暂住，不得随意外出，亦不得会见外人。直到此时，溥仪才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对劲：这里的守卫似乎不是在保护他，更像是在看守他。他推开房间的窗户，看到的不是广阔的天地，而是旅馆周围日军岗哨冰冷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烁。一股寒意，比东北十一月的寒风更刺骨，悄然爬上了他的脊背。
---
(客观评价)
潜往东北之旅，是溥仪人生中最为关键也最为致命的一步，从此他彻底沦为他人的傀儡，再无回头之路。
1. 精心策划的骗局与溥仪的自投罗网：
· 整个过程是日本特务机关（土肥原贤二是核心策划者）一手导演的经典阴谋。从制造骚乱、秘密运输到路线安排，每一步都算计周密，充分利用了溥仪的复辟心理和焦虑情绪。
· 溥仪并非完全被动，他是主动配合甚至急切要求完成这次逃亡的。但他天真地以为自己是棋手，去东北是去“重登大宝”，殊不知从踏上“比治山丸”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变成了一枚被牢牢握在别人手中的棋子。这是一场自愿的沦陷。
2. 傀儡命运的正式开始：
· 抵达营口后的遭遇，是给溥仪上的第一堂“傀儡入门课”。没有欢迎仪式，没有自由，只有软禁和监视。日本人的意图昭然若揭：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位“皇帝”，而是一个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的、听话的象征符号。他们必须先磨掉他可能残存的独立性，让他习惯被控制、被安排。
· “保护”一词在此刻露出了它的真实含义——隔离与拘禁。溥仪的行动自由被剥夺，与外界（包括那些对他仍有忠告的旧臣）的联系被切断，完全处于日本关东军的掌控之下。
3. 个人野心与民族悲剧的交汇点：
· 溥仪的选择，是其极端个人主义（为了皇帝梦不惜一切）的必然结果。他将个人野心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主动投靠侵略者，其行为性质已从之前的政治幻想转变为实质性的叛国。
· 这一事件并非孤立，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满蒙独立运动”、肢解中国战略的关键一环。溥仪的投靠，为日本接下来炮制“伪满洲国”提供了一块看似“合法”的遮羞布，使得侵略行为带有了一些“民意”和“民族自决”的欺骗色彩。
4. 历史无法回避的责任：
· 无论事后溥仪如何为自己辩解（如声称是被胁迫、欺骗），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他是在清醒状态下，自主做出了投靠日本势力的决定。他为此必须承担沉重的历史责任。
结论： 黑夜中的渡船，载着的不是一个帝国的复兴希望，而是一个末代皇帝彻底沦陷的开端。溥仪以为自己是去开创伟业，实则是步入了精心打造的黄金牢笼。从天津码头的慌乱登船，到营口码头的冷清上岸，再到汤岗子温泉旅馆的软禁，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第一次如此赤裸裸地展现在溥仪面前。那冰冷的刺刀和紧闭的大门，是他未来十四年生活的预演。此刻，他心中那丝隐约的不安，是否会变成无尽的悔恨？他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也没有退路了。日本人将他这尊“神”请到了东北，下一步，就是要把他安放在他们设计好的神龛里，接受他们的操控和朝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