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时，带着耒水河特有的潮气，混着老城区平房特有的煤烟味，在屋里绕了一圈，最后扑在我脸上。我坐在床边，手里捏着那块烧黑的煤，在地上反复画着“没我事”三个字。煤屑在昏黄的炉火光里簌簌往下掉，落在水泥地上，像极了砖窑路厂房里那片荒草上的土渣。
我盯着地上的字看了会儿，突然觉得那“没”字的撇画太长，像根针，扎得眼睛发疼。我赶紧用鞋底蹭掉，重新写。这次写得格外用力，煤块在地上划出“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巷子里传来脚步声，是两个夜归的工人，路过我门口时停了下来，其中一个的声音带着点兴奋：“听说了吗？砖窑路那边死人了，女的，好像是电子厂的，警察昨天去了好几车人，连警戒线都拉到路口了！”
另一个人“嘘”了一声，声音压低了些：“你小声点，别被人家听见。听说那女的死得惨，脖子上有勒痕，好像是被抢劫了。”
“抢劫？我听我 cousin 说，警察在现场找到个帆布包，里面啥都没有，估计是被凶手拿走了。还有啊，现场有个42码的劳保鞋印，你说会不会是工地上的人干的？”
脚步声渐渐远了，我却还背靠着门板，手心的煤块被攥得发烫。后背的棉衣早就被冷汗浸湿，贴在皮肤上，凉得像冰。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砖窑路的那个姑娘，那个穿蓝色工装裤、攥着帆布包的姑娘。我想起她最后那双眼，睁得大大的，里面全是恐惧，想起她喉咙里挤出的“呃呃”声，想起那条被我埋在槐树下的碎花围巾——那围巾上的桃花，和她工装裤上的机油印，在我脑子里反复转，像盘磨，磨得太阳穴突突地疼。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过劲来，把手里的煤块扔到墙角，站起身去院子里。月光把院子照得一片惨白，老槐树的枝桠伸在天上，像只干枯的手。我走到棚子底下，掀开盖在摩的上的破帆布，红色的车身在月光下泛着冷光。车座上还沾着点上次没擦干净的泥土，我蹲下来，用袖子反复擦，直到把车座擦得发亮，才又把帆布盖回去，这次盖得更严实，连车把上的后视镜都没露出来。
回到屋里，我从床底拖出那个木箱，打开锁——锁是我去年在废品站淘的，锈迹斑斑，钥匙插进去要转好几圈才能打开。箱子里放着那把20厘米的单刃折叠刀，还有几双旧袜子、半块肥皂。我把刀拿出来，放在膝盖上，用酒精棉片一点一点擦。刀刃上没有任何痕迹，可我还是擦，从刀柄擦到刀尖，又从刀尖擦回刀柄，棉片换了一张又一张，直到手指都擦得发皱，才用旧布把刀包好，塞回箱子最底层。
接下来的两天，我没敢出门。白天就坐在炉边，把煤炉烧得旺旺的，炉上煮着稀饭，稀饭碗里飘着几根咸菜，是我前几天从巷口小卖部买的，五毛钱一袋，能吃三天。我不敢开电视，也不敢开收音机，怕听到任何关于砖窑路案子的消息，只能盯着炉火发呆，看火苗舔着炉壁，把煤块烧得通红，再慢慢变成灰白色的灰烬。
晚上更难熬。老城区的狗总在半夜叫，一叫我就醒，手会下意识地摸向床底的木箱，摸到冰冷的木板才敢喘气。我总觉得窗外有人，有时候会悄悄撩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只有老槐树的影子在风里晃，像个站在门口的人。有一次，巷子里过警车，警笛声由远及近，我吓得赶紧把灯关掉，躲在床底下，直到警笛声消失，才敢爬出来。爬出来时，膝盖磕在床板上，青了一大块，我却没觉得疼——比起被警察找到，这点疼算什么。
后来那天傍晚，我实在忍不住了。屋里的稀饭吃完了，咸菜也没了，再不出门就要饿肚子。更重要的是，我心里像有团火在烧，砖窑路那次没被抓住的侥幸，让我总想着再找个“看不起我”的人。我翻遍了衣柜，找出那件黑色连帽衫——是前年冬天在夜市买的，当时老板说这是“加绒加厚”，结果穿了没几天就掉绒，现在领口都磨得发亮。我把帽子压得低低的，遮住大半张脸，尤其是左眼角那块疤，生怕被人认出来。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次性乳胶手套——是上次在建筑工地偷的，放在抽屉最里面，还剩半包。这手套比之前的纱手套薄，抓车把时不打滑，也不容易留下纤维，我仔细地把每根手指都套好，连手腕处都扯得服帖。
我走到院子里，先把摩的的车牌用黑布缠了三圈，连车牌边缘的螺丝都没露出来。发动引擎时，我特意踩了好几下油门，听着发动机的声音，确认没有异常才敢开。摩的沿着老城区的小路往耒水河堤开，路上要经过三个巷子口，每个巷子口都有小卖部，我故意把车速放慢，假装看路边的招牌，其实是在观察有没有警察。路过第二个巷子口时，小卖部的老板在跟人聊天，我听见他说：“砖窑路的案子还没破呢，听说警察在查摩的司机，尤其是红色的嘉陵。”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赶紧加快车速，后视镜里的小卖部越来越小，直到彻底看不见，才敢松口气。
河堤边的风比老城区大得多，吹得连帽衫的下摆“啪啪”直响，像有人在后面拍我的肩膀。路灯稀稀落落的，每隔五十米才有一盏，还都是昏黄色的，照在地上，把树影拉得老长，像一个个蹲在路边的人。我把车停在一棵大杨树下，拿出烟盒——里面只剩三根“白沙”，是两块五一包的廉价烟，烟丝都有点受潮了。我点了一根，烟雾呛得我咳嗽，鼻炎又犯了，鼻腔里痒得难受，可我不敢用手揉，怕把帽子弄歪，露出左眼角的疤。
就在这时，我看见她了。她从河堤对面的小巷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棕色的医药箱，是那种最老式的，上面还印着“衡阳卫生所”的字样，边角都磨得发白了。她的肩带勒得很紧，把灰色的棉袄都压出了一道印，走路时，医药箱会随着脚步晃，里面的玻璃药瓶撞在一起，发出“叮当、叮当”的轻响，在安静的河堤边格外清晰。我一眼就认出她了，前阵子我鼻炎犯得厉害，晚上睡不着，就想去她那里拿点药。她的“诊所”其实就是个铁皮棚子，在河堤边的菜市场旁边，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几个药柜，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海报。我进去时，她正坐在桌子后面嗑瓜子，看见我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问：“看什么病？”
我说：“鼻炎，晚上睡不着，想拿点药。”
她这才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的连帽衫，看我的劳保鞋，看我手里攥着的五块钱——然后翻了个白眼，把瓜子壳吐在地上，说：“没钱别来耽误我时间。我这的药都是进口的，最便宜的也要二十块，你这点钱，连挂号费都不够。”
我当时脸就红了，攥着那五块钱，手心里全是汗。我说：“能不能便宜点？我就想拿点能缓解的药。”
她冷笑了一声，站起来收拾桌子：“缓解？喝热水最缓解，回家喝热水去吧。别在这占地方，我还要做生意呢。”
我只能灰溜溜地走了，出门时，还听见她跟旁边的人说：“现在什么人都有，五块钱还想来拿药，真是穷疯了。”
那句话，我记到现在。晚上躺在家里，一想起她那副看不起人的样子，想起她翻白眼的表情，心里就像有团火在烧，烧得我睡不着觉。现在，她就走在河堤上，离我只有二十米远，我看着她孤单的背影，看着她手里沉甸甸的医药箱，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她经常独自走河堤，没人管，就算出事了，也没人会很快发现。
我把烟扔在地上，用脚踩灭，发动摩的，慢慢跟在她后面。她好像没察觉到，还在往前走，偶尔会停下来，整理一下医药箱的肩带，或者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我在她身后十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压低声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些：“大姐，前面那段河堤没灯，我送你到路口吧，不要钱。”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我。我的帽子压得很低，她只能看到我的下巴和嘴巴，看不到我的眼睛，也看不到我左眼角的疤。她皱了皱眉，好像在犹豫，又好像在怀疑。过了一会儿，她往河堤深处望了望——前面那段路确实没灯，黑漆漆的，只能看到树影在风里晃。她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医药箱，叹了口气，说：“……那麻烦你了。”
我心里一阵窃喜，脸上却没表现出来，只是点了点头，侧身把医药箱接过来。箱子比看起来重得多，我放在脚踏板上时，能感觉到里面的药瓶在动，发出“叮当”的声响。她坐上后座时，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抓住了我的衣角——她的手指很凉，透过连帽衫的布料传过来，让我想起砖窑路那个姑娘抓着我衣角的样子。
“坐稳了。”我说着，发动了摩的。车开起来时，风从耳边吹过，带着河水的潮气和泥土的味道。我故意往河堤内侧的小路开，这里离主路远，没有行人，只有偶尔从草丛里窜出来的野猫，吓得我心里一紧。她没说话，大概是累了，偶尔会有风吹起她的头发，拂过我的后颈，有点痒。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前面那段路有棵老柳树，是老码头的旧址，石阶塌了半截，平时没人去，正好可以在那里动手。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怎么勒住她的脖子，怎么处理现场，怎么绕开有监控的路口回家——砖窑路那次的经验，让我这次更有底气。
开到老柳树下时，我停了车。这里的风更大，吹得柳树枝“哗哗”响，像有人在哭。河水拍打着石阶，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像是在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打鼓。“到路口了？”她往前倾了倾身，伸手要去拿脚踏板上的医药箱。就是现在。我没回头，直接从座位上转过身，右臂猛地环住她的脖子，手肘顶住她的下巴，把她的头往我怀里按。我没敢用那条碎花围巾，怕留下纤维，用手臂勒更保险，皮肤接触的痕迹，风吹日晒几天就没了。
她的身体瞬间僵住，接着就开始挣扎，双手乱挥，想推开我，脚跟在地上乱蹬，踩得石子“咯吱、咯吱”响，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医药箱“啪”地掉在地上，盖子弹开，里面的东西全滚了出来：一个银色的听诊器，胶管缠在石头上，像条蛇；几瓶药摔碎了，白色的粉末混着河水的潮气，散发出一股苦涩的味道，飘进我的鼻子里，让我想起小时候生病时喝的中药；还有一个蓝色的笔记本，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字，大概是她的诊病记录，掉在地上时，页面被风吹得翻了好几页。
我用膝盖顶住她的后腰，把她按在地上，手臂收得更紧。她的喉咙里挤出“呃、呃”的声音，像被掐住脖子的鸡，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弱。我盯着她后脑勺的碎发，心里的火又烧起来了——你不是嫌我没钱吗？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你不是说我耽误你做生意吗？现在你还不是要受我的制，还不是要听我的！她的挣扎越来越弱，最后手脚一软，像摊烂泥似的趴在地上。我松开手，喘着气，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还有一丝温热的气，很轻，像风吹过蜡烛的火苗。我怕她没死透，万一醒过来报警，那就全完了。
我往四周看了看，确认没人，就捡起一块碗口大的鹅卵石——石头是灰白色的，上面还沾着点青苔，冰凉的，硌得我手心发疼。这石头在河堤上到处都是，就算警察找到，也查不出是谁捡的。我蹲下来，把石头举起来，对着她的后脑勺砸了下去。“咚”的一声闷响，声音不大，却被河水的声音盖住了。血顺着石头缝渗出来，滴在地上，很快被潮湿的泥土吸了进去，只留下一点暗红色的印子，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又砸了两下，直到她的身体彻底不动，连手指都没再动一下，才把石头扔进耒水。河水很急，石头“扑通”一声沉下去，连个涟漪都没剩下，好像从来没有过这块石头一样。
我蹲在地上，喘了好一会儿气，才开始检查现场。我先看了看自己的手套——乳胶手套没破，手上也没沾到血，只是刚才抓石头时，手套上沾了点青苔，我用湿巾擦了擦，就干净了。后来我才发现，手套的指尖处其实破了个小口，只是当时太紧张，没注意到，一点皮屑粘在了柳树根的缝隙里，我也没察觉。然后我看了看摩的后座——刚才她挣扎时，头碰到了后座，蹭到了一点血，我从坐垫下摸出提前准备的湿巾，反复擦了三遍，直到看不出任何痕迹，才把湿巾扔进河里。这湿巾是我特意从超市买的，无香型，不会留下特别的味道，水一冲就散了。
接下来，我把地上的医药箱、听诊器、碎药瓶和笔记本都踢进河堤下的草丛里——那里的草长得比人高，就算有人经过，也不会注意到。我又检查了一遍地面，确认没有留下任何我来过的痕迹，才站起身，发动摩的。这次我没走原路，而是绕着河堤后面的小路往老城区开。那条路更偏僻，全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摩的开在上面，颠簸得厉害，我的屁股都快被颠麻了。路上没碰到一个人，只有偶尔从树林里传来的鸟叫，吓得我赶紧加快车速。
回到平房时，天已经黑透了。我把摩的推进棚子，用破帆布盖好，然后进了屋。我先把连帽衫脱下来，扔进煤炉里——火苗“腾”地一下窜高，布料烧着的味道混着煤烟味，呛得我咳嗽，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又把乳胶手套也扔进煤炉，看着它们被火苗吞噬，直到变成灰烬，才用铲子把灰烬铲出来，倒在屋后的菜地里。菜地里种着几棵白菜，我用土把灰烬埋好，心想这样就没人能找到了。然后我拿出那把刀，用酒精棉片反复擦了三遍——刀刃、刀柄、甚至连刀鞘都擦了，确认没有任何异味，才用布包好，塞回床底的木箱。我又找了块抹布，把双手反复擦了好几遍，直到皮肤都擦得发红，才停下来。
做完这一切，我才觉得心里踏实了点，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摸出枕头底下的碎花围巾——是砖窑路那个姑娘的，我没敢烧，总觉得留着它，像留点念想。围巾上还沾着点泥土的味道，我把它贴在脸上，能感觉到布料的粗糙，想起那个姑娘最后那双眼，心里突然有点慌。但很快我又安慰自己：这次没留任何东西，连手套都烧了，警察找不到我的。
半夜里，邻居家的狗突然叫起来，声音很凶，像是看到了什么陌生人。我一下子坐起来，手摸向床底的木箱，心脏“咚咚”地跳，撞得胸口发疼。我悄悄走到窗边，撩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只有月光照在老槐树上，没什么异常。狗叫了几声就停了，我却再也睡不着，盯着黑漆漆的屋顶，心里反复想：这次没留东西，警察找不到我。肯定找不到的。可风又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我摸了摸左眼角的疤，突然觉得，夜色那头，好像有一双眼睛，正盯着这间破平房，盯着我，盯着床底的木箱，盯着枕头底下的碎花围巾。我赶紧把围巾塞进枕头底下，拉过被子盖住头，可还是觉得冷，好像那双眼一直在看着我，看得我浑身发毛。
天还没亮的时候，河堤边的薄雾就像一层纱，把整个河堤都罩住了。一个晨练的老人，大概六十多岁，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手里拿着个收音机，正在河堤上跑步。他跑累了，就坐在老柳树下的石阶上休息，刚坐下，就觉得脚底下碰到了什么东西，软软的。他低头一看，吓得“啊”的一声叫出来，收音机掉在地上，里面还在播着早间新闻。他连滚带爬地站起来，踉跄着往河堤口跑，一边跑一边喊：“死人了！河堤死人了！”
几分钟后，警笛声由远及近，划破了河堤的宁静。秦风带着队里的人下了车，他穿着黑色的警服，领口的扣子扣得紧紧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眉头微微皱着。
“秦风队长，这边！”一个辅警跑过来，指着老柳树的方向。
秦风点点头，跟着辅警往老柳树走。路上，他问：“发现者呢？情绪怎么样？”
“在河堤口的小卖部里，情绪不太稳定，我们已经安排人陪着了。”辅警回答，“现场保护得很好，没让任何人靠近。”
走到老柳树下，秦风看到李佳已经蹲在尸体旁边，戴着口罩和手套，手里拿着放大镜，正在仔细检查。地上散落着医药用品的碎片，薄雾还没散，把这些碎片都罩上了一层白霜，看起来格外刺眼。
“怎么样？”秦风走过去，声音压得很低。
李佳没有抬头，继续观察着尸体颈部的勒痕，回答道：“颈部有明显的环形压痕，宽度与成年人手臂相当，应该是徒手勒压致死。枕部有多处钝器打击痕迹，创口形态一致，符合同一种凶器所致。凶器应该是较大的鹅卵石，现场没有找到，可能已被抛入河中。”
“死亡时间？”秦风又问。
“根据尸僵和尸温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昨晚八点到十点之间。”李佳摘下手套，站起身来，目光扫过周围的地面，“这里的地面很湿，脚印基本都被破坏了。不过我们会对周边区域进行扩大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痕迹。”
秦风点点头，目光落在散落在草丛中的医药用品上。他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着那台已经摔坏的听诊器和几本湿透的笔记本，眉头皱得更紧了。
“受害者身份确认了吗？”他问。
“根据附近居民反映，这片区域有一位姓李的游医，经常在河堤边摆摊看诊。”罗文快步走过来，递上一本被水浸透的笔记本，“这是在现场找到的，上面记着一些患者信息和出诊记录，第一页写着‘李小燕’的名字，应该就是她。”
秦风接过笔记本，纸张被水浸得发皱，字迹却还清晰。他快速翻了几页，上面记录着一些常见病症和简单的用药建议，最后几页还写着几笔出诊的时间和地点。
“看来她是在结束工作后遇害的。”秦风眼神一凛。
他站起身，环顾四周，河堤两侧的树木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河水拍打着石阶，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的直觉告诉他，这起案子和砖窑路那起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罗文，”秦风转头道，“你立刻组织人手，对河堤两侧进行地毯式搜索，重点查找可能的凶器——鹅卵石，以及任何可疑物品。同时，调取河堤沿线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
“明白！”罗文应声而去。
“另外，”秦风又补充道，“联系法医中心，安排尸体运回进行进一步检验。通知辖区派出所，对附近居民进行走访，了解昨晚是否有可疑人员或车辆出现。”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脸上带着惊魂未定的表情。
“警察同志！”他一看到秦风，立刻上前说道，“我昨晚在这附近夜跑，大概八点多的时候，看到一辆红色的摩的停在河堤边。司机戴着帽子，脸看不太清楚，车牌好像被什么东西遮住了。我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可疑……”
“你能确定是红色摩的吗？大概在哪个位置？”秦风追问，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确定！”年轻人肯定地点点头，“就在前面那棵老柳树附近。我当时从那里跑过去，还听见摩的发动的声音。”
秦风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老柳树上，那里正是发现尸体的地方。他深吸一口气，感觉案件的线索正在一点点汇集起来，但离抓住凶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秦风对年轻人说，“我们会安排人员对你进行详细询问，请你配合。”
年轻人连连点头，显得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
秦风转身对李佳道：“你先回中心对物证进行检验，尤其是受害者指甲内的残留物和衣物纤维，看看能不能找到凶手的dNA或其他线索。”
“好的。”李佳收拾好工具，带着法医团队离开了。
秦风站在河堤上，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陷入了沉思。红色摩的、夜晚作案、受害者颈部勒痕……这些都与砖窑路案件高度相似。如果真的是同一人所为，那么凶手很可能就隐藏在这一带，甚至可能经常在河堤和电子厂附近出没。
他知道，现在需要做的是耐心、细致地收集每一条线索，然后将它们串联起来，才能最终揭开真相。
而此时的我，正坐在老城区的平房里，听着巷口传来的风声。
昨晚回来后，我把屋里的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连地上的煤屑都扫到了墙角。我甚至把院子里那辆摩的又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留下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痕迹。
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还是无法平静。
巷子里有人在议论，说河堤那边也出事了，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每听到一句，我的心就跟着紧一下。我努力告诉自己，这次我做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他们不可能找到我。
但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让我不寒而栗。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左眼角的疤，冰冷的指尖碰到皮肤的那一刻，昨晚的一切仿佛又在眼前重现。
我站起身，走到床边，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到了那条碎花围巾。布料粗糙的触感让我稍微镇定了一些。我把围巾拿出来，贴在脸上，贪婪地吸了一口上面的土腥味，像是在确认什么。
然后，我又把它塞回枕头底下，拉过被子盖住头，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可就在这时，巷口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低沉的交谈声，似乎有人在挨家挨户地询问什么。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床上，一动也不敢动。
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仿佛就在我的门口。
我屏住呼吸，等待着那扇老旧的木门被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