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两名警察押着走进审讯室时，我还在下意识地蹭手腕上的红印——那是手铐勒出来的，边缘泛着青紫，碰一下就疼。房间比我想象中更小，正中央摆着一张冷硬的金属桌子，两把深棕色的硬木椅子分放在两端，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白色标语，字迹鲜红，在头顶惨白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我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贴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像一道甩不掉的疤。
“坐吧。”对面的警察开口了，他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眼神很平静，没有我预想中的严厉。他伸手推过来一杯温水，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先喝点水，我们慢慢聊。”
我没有接那杯水，手指悄悄往桌下缩了缩，指尖抠着裤子上磨破的洞。他也不勉强，把水杯往我这边又推了推，然后翻开桌上的档案夹，纸张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像细小的虫子在爬。“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他的声音很稳，没有起伏。
“李军。”我盯着桌角的一道划痕，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几分刻意装出来的茫然，“我……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这话我说得有气无力，却在心里反复默念——只要我不承认，他们就没有办法。
他轻轻“嗯”了一声，像是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下一秒，他从档案夹里抽出一张纸，平铺在我面前——那是我的劳教档案，上面贴着我十年前的照片，头发乱糟糟的，嘴角还留着打架时的伤疤，“2001年，你因为盗窃被劳教两年，对吧？当时你在城郊的五金厂打工，偷了仓库里的铜丝，卖给了废品站。”
我的手指猛地攥紧，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疼得我后背瞬间冒出汗来。那段日子是我最不愿提起的噩梦——在劳教所里，我被比我壮的人抢饭吃，晚上睡觉被踹到地上，只能缩在墙角发抖。我咬着牙，把脸埋得更低，声音闷在喉咙里：“我不知道……你们认错人了。”
“我们没有认错人。”他把档案翻到下一页，拿出一张塑封的照片，推到我面前，“这是厂区后巷铁门的特写，看到这个红圈标出来的地方了吗？这是一枚指纹，我们在案发现场提取到的，经过三次比对，和你的指纹完全一致。”
照片上的指纹清晰得可怕，纹路像一条条细小的蛇，缠着我的眼睛。我像被针扎了一样猛地抬起头，手拍在桌子上，杯子里的水晃出几滴，溅在档案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不是我的！”我大喊起来，声音嘶哑，“你们伪造证据！我根本没去过那个地方！”
旁边的警察立刻按住我的肩膀，力道大得让我动弹不得，掌心的温度透过衣服传过来，却让我觉得更冷。对面的警察依旧很冷静，他把照片收回去，指尖在档案上轻轻敲着，节奏缓慢，却像敲在我的心上：“我们不会伪造证据，所有的勘查、比对流程都符合司法规定，有完整的记录。你现在不承认没关系，但证据会说话。”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用沉默和谎言抵抗。他们问我那辆红色摩的的来历，我说“是在路边捡的，不知道上面有什么痕迹”；问我院子里老槐树下挖出的碎花围巾，我说“是从废品站淘来的旧东西，没见过什么刘梅”；他们追问案件的具体细节，我就故意岔开话题，喊着“我要吃饭”“我要睡觉”“我要见律师”，想着只要拖下去，他们总会因为证据不足放我走。可每次看到他们拿出新的物证——沾着黑灰的斧头、煤炉里提取的衣物灰烬、摩的座位下的微量血迹，我心里的慌意就多一分，像有只虫子在慢慢啃咬我的神经，夜里在牢房里躺着，总觉得耳边有脚步声，一睁眼却只有冰冷的铁栏杆。
直到那天，对面的警察换了策略。他没有再拿那些冷冰冰的证据，而是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照片，一张一张小心翼翼地铺在我面前。第一张是个蓝色的帆布包，上面印着“xx电子厂”的白色字样，边角磨得发白，带子上还缝着一块补丁；第二张是一张学生证，照片上的女孩扎着高马尾，穿着白色的校服，嘴角翘着，笑着比出一个“耶”的手势，眉眼弯弯的，眼里有光；第三张是一张工牌，上面贴着个短发女人的照片，笑容很温和，名字栏里写着“周敏”，下面印着“质检部”三个字。
“这些人都是普通人。”他的声音放得很轻，没有之前的严肃，手指轻轻点了点那张学生证，“她叫赵琳，是个大学生，放寒假回家，本来想给父母带点特产，结果再也没回去。她父亲因为这事突发脑溢血，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她母亲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她的学生证，总跟邻居说‘我女儿只是走丢了，她会回来的’。”他又指着那个帆布包：“这是刘梅的包，她在电子厂打工，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晚上十点才下班，就想攒点钱给弟弟交学费。她母亲现在还在找这个包，说这是女儿第一个月工资买的，舍不得丢。”
我盯着那张学生证，女孩的笑脸在灯光下格外刺眼，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带我去公园玩，我也这样笑着比耶，照片被母亲夹在钱包里，她逢人就拿出来看，说“我儿子真可爱”。眼泪一下子涌上来，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赶紧用手背胡乱地抹掉，可眼泪越抹越多，嘴里忍不住念叨着：“她也看不起我……她嫌我脏……她跟别人一样……”
“谁看不起你？”他抓住这个机会，声音依旧温和，没有一丝催促，“你为什么杀她们？能跟我说说吗？”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心里锁着的闸门。那些被我压抑了很久的委屈、愤怒、不甘，还有藏在心底最深的恐惧，一下子全涌了出来。我趴在桌子上，肩膀不停地发抖，眼泪掉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说，从刘梅说起——那天我在巷口碰到她，她手里提着菜，我想跟她搭句话，问她“下班了啊”，她却立刻绕着我走，脚步很快，嘴里还小声嘟囔着“脏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然后是李小燕，我在工地门口跟她借钱，说“我妈病了，想借点钱买药”，她却笑着说“你这种人还得起吗？别装可怜了”，还跟旁边的人说“离他远点，小心被讹上”；还有陈婷，我在服装店门口看橱窗里的衣服，她出来倒垃圾，我问她“这件衣服多少钱”，她却白了我一眼，说“买不起别碰，刮坏了你赔得起吗？别在这儿影响生意”。
我说得越来越快，声音嘶哑，像被砂纸磨过，那些细节清晰得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我怎么在仓库门口等刘梅，怎么跟她说“里面有东西要搬，麻烦你帮个忙”；怎么把李小燕引到河边，说“我在那儿捡到个钱包，好像是你的”；怎么在服装店后面的小巷里堵住陈婷，趁她不注意捂住她的嘴；我还说起作案后的恐惧——每次听到警笛声就躲在床底，把沾血的衣服剪成小块，扔到不同的垃圾桶里，把刘梅的围巾埋在老槐树下，以为这样就能掩盖一切；我说起夜里睡不着，总觉得那些被我杀的人在盯着我，有时候在梦里看到她们的脸，吓得我一下子坐起来，浑身是汗。
“我就是恨她们……”我哽咽着，手指紧紧抓着桌布，“她们凭什么嫌我脏、嫌我穷？凭什么看不起我？我就是想让她们付出代价！我就是想让她们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
对面的警察没有打断我，只是偶尔递过来一张纸巾，等我情绪稍微平复一些，才慢慢追问细节：“你埋刘梅围巾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东西？比如树根或者石头？”“你砸李小燕用的鹅卵石，是什么颜色的？上面有没有什么记号？”“你绑陈婷用的胶带，是从哪里买的？什么牌子的？”
我一一回答，那些我以为早就忘了的细节，此刻全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埋围巾的时候，碰到了老槐树的粗根，我还特意挖深了一点；鹅卵石是灰黑色的，上面有个小缺口，是我在河边捡的；胶带是从巷口的小卖部买的，白色的，上面印着“强力胶”三个字。我越说越觉得无力，知道自己再也瞒不住了，那些我以为天衣无缝的掩盖，其实全是破绽。
审讯结束的时候，他们给我看了厚厚的笔录，上面记着我说的每一句话，还有我的签名位置。我握着笔，手一直在抖，笔尖在纸上划出歪歪扭扭的痕迹，像是在嘲笑我的狼狈。签完字，我被两名警察押着走出审讯室，走廊里的灯光很亮，我低着头，不敢看两边的房间，只觉得每一步都很重，像踩在棉花上。
而在审讯室外的会议室里，邢克正拿着我的笔录，和专案组的人开会。“我们用了三步突破法。”他指着桌上的证据袋，声音很坚定，“第一步是证据施压，先拿出指纹、dNA、物证照片，让他知道抵赖没用，打破他的侥幸心理；第二步是情感触动，通过讲受害者家属的遭遇，引发他内心的愧疚，毕竟他不是完全冷血的人，从他对母亲照片的重视就能看出来；第三步是细节追问，针对每起案件的具体细节，比如围巾的埋藏位置、鹅卵石的特征，这些只有凶手才知道的信息，让他无法编造谎言，只能如实供述。”
旁边的记录员补充道：“审讯全程都有录音录像，他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暂停了三次，每次都给了他喝水、冷静的时间，避免出现任何争议。所有的供述都有他的签字确认，每一页笔录他都看过，符合司法程序，不会留下翻供的余地。”
李佳拿着检验报告走进来，脸上带着疲惫却欣慰的神色：“张礼的供述和现场勘查结果完全一致。他说把刘梅的围巾埋在槐树下，我们挖出的围巾不仅款式、花色对得上，上面还残留着微量的槐树汁液；他说用灰黑色带缺口的鹅卵石砸李小燕，现场提取的鹅卵石经过比对，颜色、缺口特征完全吻合，上面的血迹也和李小燕的dNA一致；还有他提到的白色强力胶，和陈婷遇害现场提取的胶带成分相同，小卖部老板也确认，张礼之前买过这种胶带。可以确定，他的供述真实、无矛盾，没有编造的痕迹。”
秦风点了点头，拿起笔在“审讯-证据”对应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把每起案件的供述、物证、证人证言都一一对应好，整理成完整的卷宗，确保没有任何漏洞。今天下午就把材料提交给检察院，申请批准逮捕张礼，不能再耽误了，要尽快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会议室里的人都立刻行动起来，有的在整理笔录，有的在核对证据清单，有的在联系检察院的对接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丝轻松——这场耗时许久、牵动人心的案件，终于快要迎来终点。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桌上的卷宗上，像是在为那些逝去的生命，照亮通往正义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