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白银市人民医院的住院部，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浓重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疾病带来的衰败气息，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病房的墙壁是单调的白色，床单被褥也是毫无生气的白，只有床头柜上零星摆放的私人物品，还带着一丝外界生活的痕迹。
王秀兰躺在靠窗的病床上。胃癌晚期，如同无形的蛀虫，早已掏空了她的身体。她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皮肤蜡黄而松弛，紧紧地包裹着嶙峋的骨骼。六十五岁的年纪，看上去却如同七八十岁的风烛残年。唯有那双曾经充满悲痛和祈求的眼睛，此刻虽然浑浊，却依然固执地闪烁着一点微弱的光，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不肯熄灭的执念。
她的床头柜上，没有水杯，没有药瓶，只端正地摆着一个用透明塑料膜反复包裹、边角早已磨损起毛的木制相框。相框里，是女儿张敏年轻时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张敏，穿着那件夺去她生命的红色连衣裙，站在厂区的花坛边，笑得青春洋溢，眼神清澈得像一汪泉水。这张照片，陪伴王秀兰走过了整整二十年。
病房门被轻轻推开，陈锐提着一袋水果走了进来。二十八岁的他，已经褪去了刚入警时的青涩，眉宇间多了几分沉稳，但眼神依旧清澈而坚定。他调到刑侦队已有几年，虽然“红衣案”专案组早已解散，但他从未忘记对赵长河的承诺，那个沉重的铁皮箱一直是他心底最重要的责任。
“王婶，我来看您了。”陈锐放轻脚步，走到床边。
王秀兰听到声音，艰难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看到是陈锐，她那枯槁的脸上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光彩。她挣扎着想坐起来，陈锐连忙上前，小心地扶起她，在她背后垫好枕头。
“小陈……小陈警官……”王秀兰的声音气若游丝，冰冷干枯的手却异常有力地道住了陈锐的手腕，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肤里，“凶手……凶手抓到了吗？我……我快不行了……想在闭眼之前……给敏敏一个交代……我……我等了二十年了啊……”
她的眼睛死死盯着陈锐，那里面是二十年未曾消减的悲痛，是行将就木之人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期盼。
陈锐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酸涩难当。他强忍着翻涌的情绪，用力回握住王秀兰那只冰冷的手，声音尽量放得平稳而充满力量：“王婶，您别这么说，您会好起来的。案子……我一直在查，从来没有放下过。您放心，现在的刑侦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比过去强很多。很快……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我向您保证。”
这话他说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带着真诚，却也带着同样的无力。技术是在进步，但应用于陈年旧案，尤其是物证条件本就不算理想的“红衣案”，依旧步履维艰。
王秀兰似乎没有听进他的安慰，只是执着于那个她追问了二十年的问题。她松开陈锐的手，颤抖着伸向自己的枕头底下，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掏出一个用深蓝色土布仔细包裹着的小布包。布包已经很旧了，颜色洗得发白，但上面用红线绣着的“平安”两个字，却依然清晰可见，那是她当年一针一线，为女儿绣上去的。
她将布包塞到陈锐手里，布包很轻，但陈锐却觉得重逾千斤。
“这是……敏敏最喜欢的发夹……”王秀兰的声音带着哽咽，“她走那天……就戴着它……你拿着……等抓到那个挨千刀的凶手……你替我……替我用它打他一下……替敏敏……出出气……”
陈锐的手指触碰到布包里那枚冰凉坚硬的物体，那枚珍珠白的发卡。它曾经别在张敏乌黑的发间，见证过一个少女最美好的年华，也见证了生命最残酷的终结。他紧紧攥住布包，仿佛能感受到那份跨越了二十年的悲伤与仇恨。他迎视着王秀兰那双充满最后希冀的眼睛，郑重地、如同立誓般重重地点了点头：“好！王婶，我记下了！一定！”
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碎的小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玻璃上，很快融化成冰冷的水痕。这一幕，与二十年前，一九八八年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形成了遥远而凄凉的呼应。一个母亲漫长而痛苦的守望，似乎也即将随着这场冬雪，走向无奈的终点。
时间回溯到二零零六年的夏天。李建国的家，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客厅不再是休息和交流的空间，而是彻底变成了一个偏执的“追凶作战室”。
整整一面墙，被白纸和各种图表贴得密不透风。那是李建国自己绘制的“红衣案线索图谱”，比他在女儿刚遇害时画的要复杂、详尽无数倍。正中央是李玥穿着红色校服的照片，周围如同蛛网般辐射出无数条颜色各异的连接线，指向不同的方向：“受害者信息及关联”、“作案时间与地点规律”、“凶手侧写（身高约1.75米，体型偏瘦，手部粗糙，有鼻音，可能从事五金行业）”、“关键物证（十字螺丝、蓝色工装纤维\/纽扣、名片）”、“可疑地点（xx路、五金批发市场、拆迁区域）”、“疑似身份线索（‘凌’姓、‘广山’五金店）”。每一根线条旁边，都密密麻麻地标注着他的推断、疑问和待查证的信息。他用红笔将“五金行业”和“凌广山（？）”这两个关键词重重圈出。
书桌上，堆的不再是物理教案，而是《刑事侦查学》、《犯罪心理学》、《dNA鉴定技术原理与应用》、《痕迹检验图谱》等厚厚的专业书籍。书页间夹满了便签，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注和心得，字迹时而工整，时而狂乱，显示出主人极不稳定的精神状态。
李建国坐在书桌前，头发已然花白了大半，才五十岁的人，背已经有些佝偻。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就着台灯的光，正在整理一沓厚厚的、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白银及周边地区五金店、维修铺名录”。他试图从中找出任何与“广山”或者“凌”姓相关的信息。
妻子端着一碗早已凉透的饭菜走进来，看着丈夫近乎自虐般的行为，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将碗放在桌角，声音带着哭腔和疲惫的劝慰：“老李，别熬了……求你了，吃点东西，睡一会儿吧。玥玥……玥玥都走了八年了……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垮了，让我怎么办啊……”
李建国头也没抬，只是摇了摇头，声音沙哑而固执，仿佛在念诵一段无法停止的咒语：“不熬怎么行？那个畜生……那个恶魔还在外面，说不定正好好地活着，享受着日子……我怎么能让玥玥就这么白白死了？我不能……我做不到……”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泛黄、边缘破损的纸质广告单。那是他几乎跑遍了市里所有的拆迁办、废品回收站，像大海捞针一样，最终从一个即将被处理的废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广告单印刷粗糙，上面模糊地印着“广山五金店”的字样，下面有一个手写上去的、同样模糊的“凌”字，大概是店主的姓氏。广告单的角落，印着一个简单的扳手图案logo。
李建国指着那个扳手图案，眼神狂热地对妻子说：“你看！这个扳手！和当年玥玥案发现场，床腿上发现的工具划痕，形状很像！我怀疑……我强烈怀疑这家店的老板，就是那个人！可是……可是找不到他了，店拆了，人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这几乎成了他的执念。每个月，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跑到已经面目全非的xx路一带，拿着那张模糊的广告单和凶手的模拟画像，询问那些尚未搬迁或者回迁的老居民，打听是否有人记得一个姓“凌”的、开五金店的、不太爱说话的男人。起初还有人同情他，耐心回答几句，时间久了，邻里间都在背后议论，称他为“疯老师”。但他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和议论，与他为女儿讨回公道的执念相比，轻如鸿毛。
长年累月地翻查资料、书写记录，使得他的手指布满了粗糙的老茧和因为干燥而裂开的口子，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
二零一零年的秋天，夜色渐深。白银市公安局物证室里，灯火通明，却只有陈锐一个人的身影。三十岁的他，肩上承担的压力与日俱增。他穿着白色的实验服，正俯身在高倍显微镜和一系列复杂的提取设备前，神情专注而凝重。
实验台上，摆放着那个他最寄予厚望，也最让他感到无力的证物——来自二零零零年包头郑梅案现场的“微量生物检材”（那根短小的毛发）。旁边是市局近几年新引进的、价格不菲的dNA提取和扩增试剂盒。然而，尽管技术相比十年前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对于这种微量、且可能有一定降解的陈旧生物检材，想要获得一个可用于数据库比对、清晰完整的dNA分型，依旧困难重重，成功率极低。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巨大的希望和更巨大的失望。
他反复失败，又反复重新开始。闲暇时，他就将毛发样本与各案发现的蓝色工装纤维、十字螺丝等物证放在一起，反复观察、比对，试图在脑海中构建出那个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幽灵的形象。
“凶手一定是从事五金行业的，熟悉白银，也熟悉包头……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型偏瘦，性格极其隐忍、谨慎，具备很强的反侦察能力……可能自有店铺，或者是维修工……”他喃喃自语，用笔在草稿纸上写下这些特征，随即又烦躁地划掉，“可是……这些特征还是太笼统了，符合条件的人，在白银、包头这样的工业城市，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他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站起身，走到档案柜前，再次取出了赵长河留给他的那本黑色侦查笔记。他翻到记录包头排查的那几页，目光停留在那几行早已熟记于心的字句上：
“2001年包头，废墟捡到‘山’字招牌碎片。”
“蓝色工装纽扣上，有模糊‘广’字印记。”
“包头商户提及，‘白银凌老板’，店名似为‘广山五金’。”
“广……凌……山……”陈锐低声念诵着这三个字，眼神猛地一亮。他迅速回到桌前，拿出一张白纸，用力写下了“广”、“凌”、“山”三个字，然后用笔将它们圈起来，并在中间画上连接线。
“‘广’和‘山’……合起来就是‘广山’！而店主姓‘凌’！凌广山？!”一个完整的姓名猜测，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立刻坐到电脑前，开机，连接上当时还远未普及、网速缓慢的互联网，在几个初建的本地信息查询网站和搜索引擎里，急切地输入“白银 广山五金店”、“凌广山”等关键词。
屏幕上跳出的结果寥寥无几，且大多无关紧要，要么是名字相似的其他商铺，要么是毫无价值的企业黄页旧信息。关于“广山五金店”和“凌广山”的有效信息，在网络上几乎是一片空白。那个时代，个人和商户的信息数字化程度极低，拆迁更是如同橡皮擦，抹去了大量实体存在的痕迹。
就在他对着屏幕陷入沉思时，物证室的门被推开了。林岚法医走了进来，她如今已是技术科室的负责人，眼角也添了几许细纹。
“还没休息？”林岚看着实验台上那些熟悉的物证和陈锐疲惫的神色，叹了口气，“别太着急了，小陈。技术的进步需要时间，急不来的。”
陈锐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焦虑：“林姐，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怕等不起。王婶在医院里，可能……可能没多少时间了。李老师他们也……都快熬不住了。我怕等到技术成熟的那一天，有些等待的人，已经……已经看不到了。”
林岚沉默了片刻，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能做的，就是保存好希望的火种。只要物证在，只要我们不放弃，总有一天。”
陈锐点了点头，目光重新落回那张写着“广、凌、山”的纸上，以及旁边那管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微量生物检材。坚守，在看不到尽头的黑暗中，显得如此孤独而漫长。
时间来到二零零九年的冬天。高磊的杂货铺里，寒意逼人。风从不太严实的门缝里钻进来，发出“呜呜”的轻响。店里弥漫着方便面调料包、劣质香烟和灰尘混合的沉闷气味。
高磊坐在柜台后面，身上依旧穿着徐婷给他织的那件旧毛衣，肘部已经磨出了破洞。他三十四岁，但眼神空洞，面容憔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他的目光，如同过去近七年的每一个日子一样，几乎没有焦点地落在对面墙上那件永不下架的“商品”——那件崭新的、与徐婷遇害时同款的红色羽绒服上。仿佛那抹红色，是他与亡妻之间唯一的、脆弱的连接。
店门的铃铛响了。一个男人推门走了进来。他看起来五十岁上下，中等体型，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着一件半旧的黑色棉外套，戴着帽子，容貌普通，属于那种扔进人堆里瞬间就会找不到的类型。
“买包烟。”男人走到柜台前，声音不高，带着一点沉闷的、仿佛感冒未愈的鼻音。
高磊机械地转过身，从身后的货架上取下一包对方指定牌子的香烟，放在柜台上。男人从口袋里掏出钱，递了过来。
就在那一瞬间，高磊的目光无意中扫过了男人递钱的手——那只手，粗糙异常，指关节粗大，手背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划痕和旧伤疤，厚厚的指甲缝里，嵌着难以洗净的、黑色的油污！这双手……这双手和他记忆中，那个案发前几天来店里、说要买耐脏外套的维修工的手，何其相似！
高磊的心脏像是被一柄重锤猛地击中，骤然停止了跳动，随即又疯狂地擂动起来，撞击着他的胸腔，发出“咚咚”的巨响。他猛地抬起头，死死盯住男人的脸，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和激动而变得尖利、颤抖：
“你……你以前……是不是在这附近开五金店的？！”
男人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愣住了，他脸上闪过一丝极快、几乎无法捕捉的愕然，随即迅速恢复了平静，甚至带着点被打扰的不耐烦，摇了摇头，语气生硬：“不是。你认错人了。我第一次来这边。”
他一把抓过柜台上的香烟，甚至没等高磊找零钱，就迅速转身，几乎是带着点仓促地推开门，快步走进了门外凛冽的寒风中。
高磊像是被电流击中，猛地从柜台后面冲了出来，踉跄着追到门口。他扒着门框，向外张望。街道上空空荡荡，只有寒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和纸屑打着旋儿。那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如同鬼魅般，已经彻底消失在昏暗的街角和茫茫的夜色之中，无迹可寻。
“是他……一定是他！”高磊靠在门框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因为激动和后怕而剧烈地颤抖着。他毫不犹豫地冲回店里，用颤抖的手指拨通了报警电话。
陈锐接到值班室的通知，立刻赶到了杂货铺。他仔细听取了高磊语无伦次却又细节清晰的描述——那双手，那鼻音，那仓促离开的反应。他根据高磊的回忆，尽可能细致地绘制了嫌疑男人的模拟画像。但是，由于高磊未能看清对方面容的具体特征，加上对方穿着普通，描述依旧过于笼统——“中年男性，身高约1.75米，体型中等，穿黑色外套，手部粗糙，带鼻音”。凭借这样的信息，在偌大的白银市进行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排查，无异于大海捞针。
就在陈锐和高磊在店内沟通时，高磊无意中低头，发现刚才那个男人站过的位置，靠近柜台的地面上，掉落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他弯腰捡起，发现硬币的边缘，沾着一点非常新鲜的、猩红色的油漆痕迹。
高磊立刻将这枚硬币交给了陈锐：“这个……可能是他掉的！”
陈锐将硬币带回局里，技术科的同事对上面的红色油漆进行了微量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油漆的成分，与xx路一带那些尚未拆除的老旧建筑外墙常用的防锈漆成分一致。这似乎暗示，这个男人最近可能在那片区域进行过粉刷或者维修作业。
这个发现让陈锐的心跳加速了几分。红色油漆，xx路老建筑……这与“五金维修”的推断，以及“广山五金店”曾经所在的区域，存在着某种地理上的关联！
然而，兴奋仅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一枚沾有常见油漆的硬币，和一个模糊的目击描述，依旧无法构成指向明确的证据链。这条看似突如其来的线索，如同黑暗中擦亮的一根火柴，短暂地照亮了一下，随即又被更深的黑暗吞没。它带来了片刻的希望，却也带来了更深的煎熬——那个恶魔，可能真的就隐藏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如同一个普通的市民一样生活着，甚至可能近在咫尺。而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法将其从人海中甄别出来。
守望，在一次次燃起希望又陷入绝望的循环中，变得愈发漫长而痛苦。所有人都像是在黑暗的隧道中负重前行，不知道出口还有多远，唯一能做的，只有坚持，以及，等待那不知何时才会降临的技术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