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来得格外酷烈。太阳如同一个巨大的、燃烧的白炽灯球，高悬在白银市上空，无情地炙烤着这片土地。空气仿佛凝固了，吸入肺里都带着滚烫的质感。蝉躲在蔫巴巴的树叶后面，声嘶力竭地鸣叫着，那声音连绵成片，灌满了人的耳朵，更添了几分燥热与烦闷。
七月的一天，正午刚过，阳光正是最毒辣的时候。某小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内，301室的客厅窗户大敞着，老旧褪色的淡蓝色窗帘被一丝微弱的热风吹得微微飘动，却带不进丝毫凉意。地上，散落着几颗沾着泥土的土豆、一把有些发蔫的青菜和一个打翻了的尼龙网兜——显然是女主人刚买菜回家，还没来得及收拾，变故就发生了。
赵长河是跑着上楼的。三十四岁的他，已是刑侦队的副队长，眉宇间比六年前更多了几分沉稳和历练，但此刻，他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不知是热的，还是急的。楼道里熟悉的、混合着灰尘和食物残渣的气味，以及那挥之不去的蝉鸣，让他心头莫名地发紧。
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同事们的脸色都异常凝重。他深吸一口气，戴上鞋套和手套，弯腰钻了进去。
客厅里，一个穿着白色大褂、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的年轻女法医正蹲在尸体旁初步勘查。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露出一双清澈而冷静的眼睛。她是林岚，刚从省厅分配下来不久的高材生，二十六岁，业务能力出众，是局里重点培养的对象。
“赵队，”林岚的声音透过口罩，显得有些闷，但条理极其清晰，“死者孙燕，三十岁，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大约在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之间。颈部单一致命伤，手法……非常利落。现场同样被仔细清理过，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指纹或足迹。”她顿了顿，伸手指向卧室的方向，“和……和八八年那起案子一样，死者的红色短袖衬衫，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柜上。”
赵长河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他快步走到卧室门口，那抹被刻意摆放的红色，如同一个狰狞的烙印，瞬间刺痛了他的眼睛。六年了！那个如同鬼魅般的阴影，竟然真的再次出现了！
“还有这个，”林岚跟了过来，递过一个透明的证物袋，里面装着一枚细长的金属物，“在地板缝隙里找到的，位置很隐蔽。”
赵长河接过证物袋，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了。那枚十字螺丝！与六年前张敏案现场发现的那一枚，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的规格，同样的优质碳钢材质，甚至，在强光下仔细辨认，螺丝表面那些细微的、像是长期使用留下的划痕，都带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熟悉感。
“是同一个人！”赵长河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压抑已久的愤怒和确认后的冰冷，“他又动手了！”
林岚点了点头，补充道：“根据走访，孙燕是纺织三厂的职工，独自居住，刚搬来这个小区不过三个月。凶手……他是怎么知道她今天穿红色衣服，并且确定她独自在家，选择在正午时分动手的？他一定观察了她很久，进行了长时间的、不为人知的踩点。”
赵长河蹲下身，目光锐利地扫视着现场。阳光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却照不亮弥漫在空气中的死亡气息。他看到孙燕倒下的位置，看到散落的蔬菜，想象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最平常的午间归家后遭遇的恐怖厄运。凶手的耐心和谨慎，远超常人。
“证物袋给我。”赵长河对旁边的取证人员说。他接过另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从孙燕红色短袖口袋里找到的物品——一串钥匙，几张零钱，还有一张小小的、皱巴巴的纸质收据。收据上没有店名，没有日期，只用手写体模糊地写着两个字：“螺丝”，后面是一个数字：“5元”。这无疑是与那枚螺丝相关的线索，却又如此含糊，无从查起。
技术科的同事报告，在窗台外侧，提取到了半个模糊的鞋印，经过初步比对，与八八年案发现场推断的42码鞋印特征完全吻合。
所有的线索，都冰冷而固执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个在六年前制造了“9.27”惨案后便销声匿迹的恶魔，回来了。并且，他依然遵循着某种固定的、令人费解的模式：红衣女性，清理现场，叠放红衣，遗留特殊螺丝。
规律的显现，非但没有带来突破的曙光，反而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预示着更深的恐惧和更艰难的追索。
白银市公安局会议室，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天空。
窗户紧闭着，厚重的窗帘拉上了一半，挡住了外面刺眼的阳光，却挡不住室内弥漫的浓重烟味。长条会议桌上，散乱地放着十几个满是烟蒂的烟灰缸，以及喝剩的、已经冷掉的咖啡和浓茶。墙壁上，几乎被贴满了。左边是1988年“9.27张敏案”的现场照片、线索图、尸检报告摘要；右边则是刚刚发生的“7.xx孙燕案”的整套资料。两张受害女性生前的笑脸照片并排贴着，与她们遇害后冰冷的现场形成残酷的对比。中间的白板上，用红笔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红衣、十字螺丝、42码鞋、煤油味”，旁边画着巨大的问号和连接线。
刑侦支队队长周建军坐在主位上，他四十岁年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常年的刑侦工作在他脸上刻下了坚毅的线条，但此刻，他的眉宇间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阴云。他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赵长河、林岚、小刘，以及其他几位专案组的核心成员。
“砰！”周建军的手掌重重拍在桌面上，震得烟灰缸跳了一下。
“都看清楚了吧？”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和沉重，“两起案件，横跨六年，但作案手法、目标特征、遗留的关键线索，高度一致！这不是偶然，这是连环杀人案！一个极其狡猾、残忍，并且具有强烈反侦察能力的罪犯，就在我们白银，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再次作案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和纸张翻动的声音。
“从今天起，”周建军一字一顿地宣布，“‘红衣案专案组’正式成立！我任组长，赵长河副队长负责具体的痕迹侦查和外围摸排工作，林岚法医负责所有法医鉴定和关联物证的技术分析。专案组所有成员，取消一切休假，二十四小时待命！集中所有资源，动用一切手段，务必把这个隐藏在暗处的恶魔给我揪出来！”
赵长河的目光死死盯着墙上张敏和孙燕的照片，六年前的场景和王秀兰那绝望的眼神再次浮现在眼前。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六年，他从未真正放下过这个案子，笔记本上关于“9.27案”的记录翻了无数遍，每一个细节都刻在脑子里。他以为时间或许能冲淡一些东西，但此刻他才明白，那份悬而未决的沉重，只会随着时间发酵。此刻，他声音低沉却坚定地说：“六年了，他还在逍遥法外，这次，我一定抓住他！”
周建军看了赵长河一眼，眼神复杂，既有信任，也有提醒。会议结束后，众人面色沉重地陆续离开，周建军叫住了走在最后的赵长河。
“长河，”周建军递给他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神色显得格外疲惫，“压力很大。局里领导一天三个电话问进展，外面的老百姓，更是人心惶惶。我听说，现在有些女同志，晚上都不敢单独出门，连红衣服都不敢穿了。”
赵长河沉默地点点头，接过烟，却没有点燃。
“我知道你心里憋着一股火，”周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案子，像根刺一样扎在你我心里这么多年。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冷静。凶手很狡猾，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等了六年才再次动手，说明他极其谨慎。我们越是急于求成，就越容易出错，给他可乘之机。记住，我们是猎人，需要的是耐心和精准，而不是盲目的冲动。”
赵长河抬起头，看着窗外。公安局大院门口的公告栏上，依稀可见新贴上去的“悬赏缉拿红衣案凶手”的大幅海报。社会的恐慌，领导的压力，家属的期盼，以及自身职业的荣誉感，所有的一切，都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压在他的肩上。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队长，我明白。”
时间的车轮碾过一九九四年的盛夏和秋冬，进入了一九九五年的深秋。
专案组的工作从未停止，大规模的排查，对所有有五金相关背景人员的梳理，对历年类似案件的比对……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那个神秘的“红衣杀手”却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在白银露面。案件的侦破，陷入了令人焦灼的僵局。
然而，就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一个从邻省传来的消息，如同惊雷般再次炸响了专案组。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处略显陈旧的家属院内，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带着北国深秋特有的寒意。楼道里堆放着一些杂物，墙壁因为潮湿而斑驳脱落，显得比白银的案发现场更为破败。
受害者是一名二十八岁的女性，名叫吴琼。当赵长河带着小刘和林岚，连夜驱车赶到包头，与当地警方对接时，包头市刑侦支队的李队长直接将他们带到了现场。
“死者吴琼，是在家中卧室被发现的。颈部致命伤，法医初步判断，作案手法与你们通报过来的、白银那两起‘红衣案’非常相似。”李队长是个豪爽的北方汉子，但此刻语气也十分凝重，“但是，现场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确实不一样。吴琼家的门锁有被轻微撬动的痕迹，伪装得像是一起普通的入室抢劫。而最引人注目的不同是，死者当时穿着的一件红色外套，没有被凶手续惯常地叠放整齐，而是被随意地扔在卧室的地板上。这与前两起案件中凶手那种近乎仪式感的“叠放红衣”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现场很混乱，像是被翻动过，但我们检查后，并没有丢失什么贵重财物。感觉……这抢劫现场做得有点刻意。”李队长补充道，“而且，我们没有在现场找到你们说的那种特殊的十字螺丝。”
赵长河蹲在门口，仔细查看着门框上那几道新鲜的、疑似由螺丝刀或其他维修工具留下的划痕。他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划痕，眼神锐利如刀。
“他在变。”赵长河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冰冷的洞察，“他在刻意改变细节。不叠放红衣，不遗留他那个标志性的螺丝，甚至伪装作案动机。他想混淆我们的视线，干扰我们的侦查方向，让我们怀疑这不是同一个人所为，或者扩大排查范围。”
凶手进化了。他不仅残忍谨慎，还具备了更强的反侦查意识，懂得在保持核心作案手法（针对红衣女性、颈部致命伤、清理现场）不变的情况下，调整次要特征，给警方制造迷雾。
“赵队，有发现。”林岚的声音从卧室传来。她正半跪在衣柜旁的角落，用镊子极其小心地从衣柜木质缝隙里，夹起一根极其细微的、蓝色的纤维。她将纤维放入证物袋，对着光仔细查看。
“这根纤维质地粗糙，颜色是深蓝色，从材质和颜色判断……”林岚抬起头，看向赵长河，“很像是工厂里常见的那种、五金店或者维修工人经常穿着的工装布料。”
蓝色工装纤维！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物证！它似乎隐隐指向了凶手可能具备的某种职业特征，与之前推断的“五金相关背景”吻合。
在对吴琼住所进行进一步搜查时，另一个发现引起了赵长河的注意。在吴琼床头的抽屉里，放着她的一些私人证件和票据，其中，夹着一张火车票。票面显示：从白银站到包头站，时间是一九九五年八月。
吴琼在一个月前，曾经从白银来到过包头！她与白银之间存在联系！这是巧合，还是凶手选择她的原因？凶手是否是通过某种方式，在白银就注意到了吴琼，甚至一路跟踪她到了包头，才实施的作案？案件的复杂性，以及凶手的活动范围，似乎一下子被拉大了。
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尤其是当案件跨越了省份，影响进一步扩大之后。“红衣杀手”的恐怖传说，不再仅限于白银，开始像瘟疫一样在周边地区蔓延。恐慌，如同无形的波纹，扩散到了更广的范围。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一个上午，阳光依旧明亮，却带着深秋的清冷，无法驱散笼罩在白银市公安局上空的阴霾。
局门口的青石台阶下，不知何时，聚集起了一群人。她们大多是中年女性，穿着朴素，脸上带着长期悲伤和焦虑留下的刻痕。为首的是王秀兰，比起六年前，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腰背也不再挺直，但那双眼睛里，却燃烧着一种执拗的、不肯熄灭的火焰。她的身边，站着孙燕那年迈的母亲，这位失去女儿的母亲几乎哭干了眼泪，眼神空洞，需要旁人搀扶才能站稳。还有吴琼的姐姐，她是从外地赶来的，脸上带着舟车劳顿的疲惫和失去亲妹的悲恸。
她们的手里，都举着临时用纸板和白布做成的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歪歪扭扭、却触目惊心的大字：
“还我亲人公道！”
“严惩红衣凶手！”
“六年了，还要死多少人？”
“警察同志，加油！”
她们没有呐喊，没有冲击，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如同一组沉痛的雕塑。阳光将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冰冷的地面上。周围，渐渐聚拢了不少围观的群众，人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有人面露同情，有人眼神恐惧，还有几个记者模样的人，拿着相机在远处拍照。
“听说就是那个专杀穿红衣服的……”
“太吓人了，我家闺女那些红衣服我都给收起来了……”
“这都多少年了，还没抓到人，唉……”
议论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
周建军和赵长河闻讯从大楼里快步走了出来。看到眼前的景象，两人的心都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尤其是赵长河，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最前面的王秀兰，看到了她那双曾经充满祈求、如今更多了绝望和质疑的眼睛。
王秀兰也看到了他们。她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到周建军面前。她没有哭闹，也没有下跪，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和皱纹的手，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皮仔细包着的东西。打开塑料皮，里面是一本厚厚的、页面已经泛黄卷边的笔记本。
“周队长，赵同志，”王秀兰的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艰难地挤出来的，“六年了。我女儿小敏，走了六年了。这六年里，孙家的姑娘没了，现在，连包头吴家的姑娘也没了……都是穿红衣服的，都是好好的姑娘家……”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强行忍住了，“这是我……我这六年来，自己偷偷记下来的。厂里哪些人眼神不对，哪些人以前跟我家小敏有过磕绊，哪些人平时不爱说话，喜欢偷偷看女工……还有，平时在厂区外面，看到的一些穿蓝色工装、戴鸭舌帽、行为鬼鬼祟祟的人……我都记下来了，时间，地点，能想起来的模样……我知道可能没用，可能都是瞎猜……但是，我没办法啊……我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我女儿……你们，你们不能再等了，不能再让更多的人……”
她的话没能说完，旁边孙燕的母亲终于支撑不住，“扑通”一声瘫软在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我的燕儿啊！她才三十岁！她还没结婚啊！老天爷，你开开眼啊——！”
这哭声像是一把尖刀，刺破了现场压抑的沉默。其他家属也忍不住低声啜泣起来。
周建军和赵长河赶紧上前，一左一右将孙燕的母亲搀扶起来。周建军的眼眶也有些发红，他看着眼前这些悲痛欲绝的家属，看着她们眼中那几乎要溢出来的痛苦和期盼，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深吸一口气，用沙哑却无比郑重的声音说道：
“各位家属，各位乡亲父老！我是周建军，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红衣案’专案组的组长！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理解你们的痛苦，你们的愤怒，你们的恐惧！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也向所有白银市民保证！我们专案组的每一个人，都从未忘记过肩上的责任，从未放弃过对凶手的追查！只要还有一丝线索，只要还有一点希望，我们就绝不会放弃！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凶手缉拿归案，告慰逝者，还大家一个公道！”
他的声音在公安局门口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心。家属们的哭声渐渐低了下去，但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悲伤和沉重，却丝毫未减。
就在人群外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戴着深蓝色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的男人，穿着一身同样深蓝色的、略显陈旧的工装，默默地站在那里。他的身形普通，融入围观的人群中毫不显眼。他的目光，似乎也和其他人一样，落在台阶上那悲壮的一幕上。但是，如果有人能近距离看到他的眼睛，会发现那里面没有丝毫的同情、恐惧或是愤怒，只有一片冰冷的、近乎漠然的平静。他甚至微微抬了抬帽檐，嘴角似乎勾起了一抹极淡、极难察觉的、扭曲的弧度，像是在欣赏一出与自己无关的戏剧。
当周建军搀扶着家属，赵长河和同事们安抚着人群，现场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这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悄无声息地转过身，像一滴水融入河流一样，汇入身后街道上逐渐增多的人流，转眼便消失不见了。
王秀兰在恍惚中，似乎瞥见了那个蓝色的、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她下意识地抓紧了手里的笔记本，那上面，有用红笔圈出的、她凭直觉认为可疑的“穿蓝色工装、戴鸭舌帽的可疑人员”的记录。是错觉吗？还是……？
恐惧的规律已然显现，侦查的困境层层加深，凶手的阴影跨越了地域，而受害者家属的血泪汇聚成了无声的呐喊。暗影再次降临，并且变得更加狡猾，更加难以捕捉。专案组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关乎正义与耐心的残酷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