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他屡次在科举考试中落第，却始终不愿改变文风以求速成。反而更加勤奋治学，从《七经》《孟子》到宋代诸儒的学说，无不深入钻研，以此滋养文章，教导门徒；也将这些学问践行于宗族乡里。乡里有因贫困无法操办婚丧之事的人家，他按不同情况给予资助。对拖欠租税的乡邻，不论多少一律免除。有个强横的乞丐，被众乞丐围堵在山中，准备用棍棒打死。其中一人突然醒悟道：“这里是张某家的墓地。张公是位仁厚长者，不能因诉讼之事连累他。”众人便将那人转移到别处，主使者果然遭到严惩。有识之士因此感叹张君的德行竟能感化这些冥顽之徒。
道光四年八月十五日，彭君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妻子余氏。生有二子：长子善墉，为县学生；次子善准，为岁贡生。孙辈有成，为县学生；裕铭、裕钧，为县学廪生；裕镇、裕钊，其中裕钊为道光丙午年举人。子孙们都以文章德行继承家学，而裕钊尤为贤能，擅长古文，前途不可限量。道光十七年三月壬辰日，彭君安葬于大冶县杉木桥东的张家山。前后历时二十二年。咸丰九年，裕钊秉承父亲遗命，请我为他撰写墓表。
自从科举制度以《四书》文章选拔人才以来，强迫天下资质各异的人都遵循琐碎刻板的规范，这条道路本就狭隘了。近世的考官们，更是连所谓的规范标准都没有。如同闭着眼睛在容器里摸豆子，黑白大小全凭运气。那些修养德行却不苟同于时文的士人，怎能不落第呢？我记述这些，既是为了彰显彭君的美德，也意在深刻讽刺当今那些负有选拔人才之责的君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引以为戒。
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
这位先生名与俦，字犹人，又字杰夫，贵州独山人，祖上原居江南上元县。有位名叫先的祖先，在明朝弘治年间随军征讨都匀苗民，因而留守当地定居。传至第三代如爵，官至游击将军，是先生的高祖父。祖父名嘉能；父亲名强，是州学附生。两代人都因先生的显贵，被朝廷敕封为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祖母和母亲都被封为孺人。
先生年少时跟随兄长与班读书，才学渐显。兄长去世后，他服丧期间不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以州学廪生身份考中嘉庆三年举人。次年己未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深受纪文达公和编修洪亮吉的赏识。嘉庆六年，庶吉士散馆后，改任知县，代理四川茂州知州。后调任盐源县知县。当地有个陋习，富人喜欢购买不纳税的田地，穷人卖地时只能得到九分之一的地价，却仍要缴纳全额赋税，久而久之便纷纷逃亡。先生依据户籍向富人征收赋税，同时宽恕他们隐瞒田产的罪过。河西设有宁远子税所，府衙差役横征暴敛。先生上书指出税所非法害民，最终得以裁撤。木里喇吗左所有座山，盛产银铜。
郡守顺从奸民的请求，向布政司申请公文要求县里开矿，先生坚持反对。他上书陈述理由，认为木里喇吗距离盐源县将近两千里，朝廷只是名义上管辖该地，并非真要开发那里的资源。当地粮食匮乏，连基本口粮都不足。若仓促开矿，早上设厂，傍晚就会聚集上万人，加上运输人员数量更多。万一矿藏稀少，众人流散为盗匪，不是土司遭殃，就是四川百姓受害。况且奸民所呈的地图上，矿址距离左所经堂很远。但经询问左所居民得知，所谓铜矿含银量两成的矿山，其实就是经堂所在的山。
贪图小利而招致大祸，此事确实不妥。上级官员认可先生的奏状，命他前往左所重新勘察。暮春时节，先生踏雪前行；到达后发现矿山果然位于经堂右侧。当地民众严阵以待，但见到先生和善的容貌，又听到他温和的言语，便纷纷解除武装跪拜，感激道：“多亏使君保全我们的家园，我们世世代代不敢忘记您的恩德。”以往县令进入土司领地，每户要收取二百五十文钱，并索取鸡猪等各类物品，居住时要供奉，离开时要馈赠。先生全部推辞了这些财物，并明令禁止此类行为。
等到先生返程时，当地百姓无论老少都拦路献酒。酋长项克珠献上铜佛为他祝寿，人群拥挤得几乎无法前行。因此他被举荐为政绩卓异，政事大有成就。后担任甲子科乡试同考官。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服丧期满后，母亲张太孺人已年过七十，他便请求辞官奉养母亲。侍奉母亲十四年间，在家则承欢膝下体贴入微，出门则生徒云集追随左右，培养了许多文采斐然、德行高尚的学子。
为母亲服丧期满后，吏部发文书召他复职。先生北上至襄阳时，感叹道：“我年轻时尚且不能违背原则侍奉权贵，如今老了还能曲意逢迎吗？”当即返回，请求改任教育职务。后被选为遵义府学教授。遵义人久闻先生大名，纷纷请求拜师求学。学舍拥挤如蜂巢仍不够用，学生们只得在城中各处租房居住。先生早晚教导诸生说：教学只需尽到基础教导的责任；至于更高深的造诣，听凭他们自行领悟即可。
程朱理学的论述，虽探究精微、通达变化，却始终不离洒扫应对等日常伦常。至于六经训诂之学，本朝专研经学的大师，成就实在超越近古。其中研究《易经》的惠氏，研究《尚书》的阎氏，研究《诗经》的陈氏，研究《礼记》的江氏，以及《说文解字》的训释，则有段氏和王氏父子。先生几乎每隔三日就要讲解这些学问，每次讲解都兴致盎然；听讲者即使天资愚钝，也无不感到欢欣，如同久旱的禾苗喜逢甘霖。久而久之，门人郑珍和他的第五子友芝，终于精通许慎、郑玄之学，成为西南地区学识渊博的大儒。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先生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临终前嘱咐道：“家贫无力归葬故乡，葬在遵义即可。”次年十二月二日，安葬于县东青田山。原配唐氏，继配李氏。有子九人：长子希芝；次子早夭；三子方芝，为州学增生；四子秀芝；五子友芝，辛卯科举人；六子庭芝，拔贡生；七子瑶芝；八子生芝，州学附生；九子祥芝，湖南候补县丞。女儿七人。孙子十一人。曾孙五人。先生所着书籍有：《二南近说》四卷，《仁本事韵》二卷。诗文杂稿被族侄带往广西后散佚，友芝搜集整理，编为四卷。友芝又另行记录先生言行，编成《过庭碎录》十二卷。安葬十八年后，友芝致信曾国藩，请求为先生撰写墓表。
乾隆末年，天下学者争相推崇考据之学，崇尚实事求是之说，号称“汉学”。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大兴朱珪（谥文正）、仪征阮元（谥文达）等大儒担任会试主考官。这一科进士如姚文田（字秋农）、王引之（字伯申）、张惠言（字皋闻）、郝懿行（字兰皋）等，皆以朴学扬名海内。科举得人，可谓极盛。先生当时默默无闻。等到先生出仕为官，恩德信义施行于边远异域；辞官教授后，儒学兴盛于偏僻之地。若要比较其成就与同年进士中那些声名显赫者孰多孰少，实难轻易判定。我在此表彰一二，使那些独行其道而忧虑无人应和的士人，可以自我勉励。
何君殉难碑记
唉！战事持续十年，士大夫君子惨遭横死的人太多了！唯独我的好友何丹畦君的死，尤其令人深感痛心而不忍听闻。自古以来，从未见过行善之人遭受如此惨烈的灾祸。这难道不令人悲痛吗！
咸丰四年五月，何君以翰林院侍讲、上书房行走的身份出任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当时安庆及沿江府县都已沦陷于贼寇之手，新设立的庐州行省也被贼寇攻占。副都御史袁公驻军临淮，提督和公与巡抚福公驻军庐州。何君赴任途中，无法南渡长江。袁公想拨给何君兵马，让他西进与楚军会合。福公也上疏朝廷，请求将何君留在江北，并命他招募乡勇出征。当时公私物资匮乏，阻挠挫折层出不穷。最终只募得二百余人，何君便率领这支队伍西进。
何君率军抵达霍山后，收编溃散的官兵和团练乡勇三千余人。他以诚相待，激励将士，于十月二日在城东大败捻匪李兆受部，并追击至麻埠。五日后，军队进至流波，何君传令商城、固始两地的团练在北面堵截，金家寨的团丁在东面防御，自己则亲率部队在西面阻击。捻匪闻风丧胆，李兆受与马超江等人相继率部投降。何君遣散胁从人员，使得远近百姓欢欣鼓舞。方圆三四县的民众纷纷送来猪、鸡、干粮、钱财等物资，欢呼之声彻夜不绝。
此前，上级曾发来檄文命何君救援庐江，但檄文未到庐江就已陷落。此时何君又接到被弹劾革职的命令。军中将士愤懑不平，就连百姓也茫然若失。当初楚军从岳州东进时，曾接连攻克武昌、占领黄州、攻破田家镇。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席卷千里。后来塔齐布、罗泽南两军从黄梅南渡，围攻九江。贼军却沿北岸西进，重新攻陷蕲州、黄州，窜扰武汉。从长淮以南到天柱山内外，到处都有贼军盘踞。何君率领孤军转战，既无法与西面的楚军取得联系，又与东面的庐州大营隔绝。形势危急，朝不保夕，他咬破手指与将士盟誓，决心死战到底。
咸丰五年正月，何君率军进攻蕲水，成功收复该城。随后分兵攻克英山，并歼灭悍匪田金爵部。上级因其西征战功显着，上奏朝廷令其驻守英山。自出征至此，历时八个月，全军仅支领饷银三百两。随军士卒及民团增至三千人，又收编李兆受新降部众，军中缺粮断炊，宿营无帐篷，遇雨无柴薪，城外无居民，远近无援兵，伤亡将士无钱抚恤。起初每人每日配给面粉一斤，后减至半斤，继而再减半。而贼军攻势愈烈，何君只得每日率领饥疲之卒辗转作战，不得休整。
五月十二日，军队战败。何君徒步行走在泥泞中，有乡民怜悯他，送来食物。他虽然强打精神振作，但已极度疲惫，浑身浮肿，气力衰竭。李兆受原本就反复无常，虽被何君的忠诚勤勉感动，不忍立即背叛，但长期断粮，埋怨何君无法养活他们，心中渐生不满。同时，一起投降的马超江被匪徒杀害，他们怨恨官府不能抓捕凶手抵罪，更加愤懑。于是李兆受等人商议为马超江报仇，设立灵位祭奠，捻党纷纷聚集而来。
于是安徽、河南两省官员都向朝廷奏报李兆受再次叛乱。当地县令更悬赏千金购买李兆受的首级。李兆受愈发惶恐不安，匍匐前往拜见何君，辩白自己并无二心。何君好言安抚，局势才稍显缓和。恰在此时，上级官员给何君送来密信，指示他先发制人剿灭叛贼。不料此信被李兆受截获。李兆受便佯装设宴款待，暗中在英山小南门埋下伏兵杀害了何君，遗体惨遭毁坏。同时遇难的还有四十七人。时为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何君名桂珍，字丹畦，云南师宗人。道光甲午年（1834年）中举，戊戌年（1838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丙午年（1846年）出任贵州学政，不久晋升侍讲。入值上书房期间，多次上疏直言军事得失，并推究君主德行根本。又采择朱熹、真德秀（西山先生）的《大学》学说，结合己见加以引申阐发，亲手抄录成册，随奏疏进呈。何君素来认为，圣人之道无所不能为，功业无所不能成，唯恐人不能自我约束，不能竭尽心力追求至善罢了。
待到何君出仕为官，虽经年饥馑仍百战不辍。这不正是他所说的“自克”吗？竭尽心力而无遗憾吗？最终却遭此惨祸，甚至死后仍不免受人非议。如此看来，行善之人怎能不心生畏惧？咸丰十年，曾国藩驻军江北时，寻访何君当年征战之地，遂在石英山立碑，并作铭文镌刻，以供后人追念。铭文写道：
饥寒逼身，难顾廉耻。
（饥寒交迫之际，人难顾廉耻。）
圣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抚其子。
（圣明君主不能使百姓安居，慈爱母亲无法抚育子女。）
况于揭竿乌合之徒，亡命归诚之始；倏顺忽逆，朝人暮豕。
（何况那些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亡命来投时本就反复无常，朝为人暮为兽。）
封豕负途，积疑张弧；锯牙钩爪，殪我闳儒。
（如野猪横行道路，猜忌日深终致反目；利齿钩爪，害我贤士。）
赤舌烧城，死有余议；群毁所归，天地易位。
（谗言可毁城，死后犹遭非议；众口铄金，竟使是非颠倒。）
悠悠之口，难可遽胜。
（悠悠众口，一时难以辩明。）
我铭诸石，少待其定。
（今刻此铭于石，以待公论。）
上讯三光，下讯无竞。
（上问日月星辰，下问亘古公理。）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
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时将文章分为十三类。我稍作调整改为十一类：论着、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杂记这九类，我与姚氏分类相同。赠序类是姚氏所有而我未采用的。叙记、典志两类是我新增而姚氏未列的。至于姚氏原有的颂赞、箴铭两类，我将其归入词赋类下编；碑志类则归入传志类下编。分类次序略有差异，但大体框架相去不远，供后世学者参考比较。
乡间私塾教授古文时若选用《左传》，常被有识之士讥讽。近来一些通晓文章之道的学者编纂古文选集时，不再收录六经文章，以此表示尊崇经典。然而追溯“古文”这一名称的由来，本是为了摒弃六朝骈俪文风而回归三代两汉的文统。如今舍弃经典却妄谈继承古文传统，就如同谈论孝道者只敬父祖而遗忘高祖曾祖，谈论忠义者却说“我只是家臣，岂敢过问国事”，这难道合适吗？我编纂此选本时，每类文章必以六经篇目列于卷首。犹如涓涓细流终要汇入大海，这是理所当然的。
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时未收录史传文章，理由是史书内容过于庞杂难以尽录。然而我注意到他在奏议类中收录《汉书》达三十八篇，诏令类中收录《汉书》三十四篇，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如今我所编选的文集，特意增采史传文章，故命名为《经史百家杂钞》。
经史百家简编序
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六经典籍毁于一旦。汉代学者搜集残存文献，征召能通晓经义的儒生，对经典进行分章析句的解读，由此产生了章句之学。刘向、刘歆父子在皇家藏书阁校勘典籍，订正文字讹误，考辨版本异同，于是形成了校雠之学。南朝梁代刘勰、钟嵘等人品评诗文优劣，褒贬前代作家，后来学者用朱墨批点标示文章高下，由此开创了评点之学。这三种学问都是文人治学的重要内容。明朝以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内容，我朝沿袭了这一制度。
科举考场有勾画句读的惯例，这还保留着古代章句之学的遗风。考官评定文章优劣时，用朱墨在卷旁批改标记，称为圈点。后世学者不明就里，竟模仿此法来批点古书，满纸大圈密点，弄得字里行间一片狼藉。章句之学本是古人研治经典的大学问，如今却只用于时文批改；圈点本是科举时文的陋习，现在反而用来批注古书。学术流变的荒谬，真是说不尽啊！唯独校雠之学，在我朝达到空前高度。乾隆嘉庆年间大师辈出，他们钻研音韵训诂、校勘典籍，疑难之处如冰消瓦解，成就远超历代前贤。
咸丰十年，我选编经史百家的文章汇成一集，又从中精选四十八篇，抄录成简本赠予弟弟沅甫。沅甫重新誊写一册，请我校订。我便按照自己的见解划分章节，断句分段，同时订正其中错漏，品评文章精华。雅正与通俗并存，优点与不足互见，旨在让家中兄弟子侄们能从中获得启发，不必强求与外人见解一致。
箴言书院记
我在道光戊戌年通过科举入朝为官，当时在京城任职的湖南同乡多为同辈中人。那些在前朝应试、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大多已经离世。唯独少詹事、益阳人胡云阁先生，成为众人敬仰的师长。同乡们常去向他请教道德学问、解决疑难，如同在黑暗中得到明灯指引，众人因此得以不迷失方向。他的贤子润之，也以翰林院编修之职继承父亲美名，在翰林院任职。如今官至兵部侍郎、湖北巡抚，被天下人尊称为宫保胡公的，就是这位润之先生。
胡云阁先生晚年编纂《弟子箴言》十四卷，我曾有幸拜读。这部书从日常洒扫应对的细节，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乃至百家学术精华，无不完备。书中精选古人嘉言，融入自己的见解，言辞浅显而意旨深远，旨在引导学子从小端正学习方向，根据各人才智高低，循序渐进地教导劝勉，最终助其成才。
我曾观察上天造人，真正的上智之才不常见，下愚之人也属少数，芸芸众生大多都是中等资质。中等资质的人，引导向东便往东，引导向西便往西；学习善行便向善，沾染恶习便作恶。起初懵懂无知，不久便放纵欲望，追逐世俗所好。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习惯，最终成为自然本性。这种影响从一两个人开始，逐渐扩展到整个城市，流传越来越广，最终形成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