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也更凛冽。寒流从西伯利亚长驱直入，整个京城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萧索之中。
从十一月份开始，京城广播学院在职干部大专班的学生安排为期两个月的实习，夏缘分配到京城电视台。这天下午，新闻部的暖气管道发出嗡嗡的低鸣，却依然抵挡不住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的寒意。夏缘刚从外面采访回来，冻得鼻尖通红，正搓着手哈气，铁路局宣传部的刘干事就兴冲冲地找上了门。
“夏记者，大好事，给你们送新闻来啦！”刘干事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嗓门洪亮，脸上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不容置疑的热情。他从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抽出一份局里刚印发的报纸，指着上面的两篇报道，唾沫横飞地介绍起来。
“我们局下属的西山工务段，出了两个顶呱呱的典型！你看看，这个，女子养路队！全是二十岁上下的姑娘，在深山里修铁路，抡大锤，抬枕木，干的活跟男同志没两样！这不正符合伟人说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嘛！多好的题材！”
他又把报纸翻了一面，指着另一张照片说，“还有这个，更了不起！我们段里的炊事员，老张。看见没？左手，因公负伤，五个指头全没了。可人家身残志坚，不但练出了一手单手做饭的绝活，还能擀面条、包饺子！你看这照片，他把饺子皮放在光秃秃的左臂上，右手那么一捏，一个有模有样的饺子就出来了！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强不息的精神！”刘干事说得慷慨激昂，仿佛那报纸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夏缘接过那份油墨味浓重的报纸，看着照片上姑娘们摆拍出的、洋溢着笑容的脸庞，和那位炊事员被特意放大的、略显畸形的左臂，心里却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压抑。作为一名来自后世的重生者，她对这种“典型报道”有着天然的警惕。苦难和牺牲，在过去狂热的年代被谱写成赞歌，可赞歌的背后，往往是无数被忽略的个体辛酸。现在虽然步入新时代，但依然有许多事情没有改变。任务就是命令，在部主任的指派下，夏缘和摄像师老戴坐上吉普车，顶着刀子似的北风，一路向着京城西北的远郊驶去。
工务段坐落在群山脚下，几排孤零零的红砖房，在冬日的旷野里显得格外萧瑟。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是这里唯一的背景乐。
夏缘等人到的时候，恰巧那支女子养路队刚从山里的隧道作业回来。远处的铁轨尽头，出现了一列蹒跚的身影。没有报纸上那种英姿飒爽，她们一个个穿着厚重肮脏的棉工服，佝偻着背，脚步沉重。寒风吹起她们的头发，露出的脸庞，是一种长期不见阳光的蜡黄色，混杂着灰尘与油污，看不出半点青春的亮彩。那不是二十岁的脸，倒像是被岁月和辛劳提前催老了三十年。夏缘的心，在那一刻，沉了下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夏缘和摄像师老戴就跟着这支女子养路队出发了。目的地，是正在施工的一处铁路隧道。
隧道里阴冷刺骨，仿佛一个天然的冰窖。岩壁上凝结着白霜，脚下是湿滑的碎石。几盏昏暗的矿石灯，是唯一的光源，将人影拉得又长又扭曲。夏缘换上工装，拿起一把沉重的大镐。她想亲身体验一下她们的工作。可只抡了十几下，虎口就被震得发麻，后背沁出一层薄汗。姑娘们却像是习惯了，沉默地，机械地，挥舞着工具，喊着号子抬起数百斤重的石块，用沉重的捣固机填补着路基。
汗水很快湿透了内衣，可只要稍作停歇，那股湿冷的寒气便会立刻钻进骨头缝里，冻得人从里到外打寒战。一天下来，夏缘只觉得浑身骨架都像是散了，晚上回到宿舍，连饭都吃不下，第二天便毫无意外地感冒了。
晚上，趁着姑娘们难得的休息时间，夏缘开始了她的采访。她没有开集体座谈会，那只会听到一堆早已准备好的豪言壮语。她选择了一个个地单独谈话，在她们烧着煤炉的、狭小的宿舍里。
真实的情况，比她想象的还要触目惊心。一个叫小芹的姑娘，才十九岁，是队里年纪最小的。她一边搓着冻得通红、满是裂口的手，一边低声说：“每天天不亮就出工，天黑透了才回来，吃饭也没个准点。胃疼是家常便饭了……”
另一个年纪稍大的，叫秀梅，说到一半，眼圈就红了：“夏记者，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这里好几个姐妹，‘那个’都不准了。医生说是常年在阴冷地方干重活，宫寒。我们……我们以后还能生孩子吗？”
她们被宣传捧得太高了，什么“巾帼英豪”、“铁姑娘队”，无数的荣誉和赞誉像一个无形的枷锁，将她们牢牢困在这里。谁都觉得累，谁都想走，可谁也不敢先“打退堂鼓”，怕被扣上“思想落后”、“怕苦怕累”的帽子。
夏缘的心，像被泡在冰冷的盐水里，又酸又涩。她看着这些本该如花绽放的姑娘，却在一个个冰冷的隧道里，过早地枯萎。
接着，她又去采访那位特殊的炊事员，张师傅。食堂里，热气腾腾。张师傅正独自一人在案板前忙碌。夏缘亲眼看到了报纸上的那一幕。只见他那光秃得像木槌一样的左臂，熟练地压住面团，右手的擀面杖上下翻飞，配合得竟十分协调。擀好的面条，粗细均匀，根根分明。
夏缘起初真的很佩服，这是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强者。她听他讲述了那次工伤事故，机器是如何轧断了他的手指，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仿佛穿越了时空。可看着看着，夏缘的心里便涌起了一阵难以言说的酸楚。
当她看到张师傅将沾满面粉的左臂当成托盘，右手灵巧地将肉馅放在饺子皮上，再飞快地捏合成型时，她再也无法将这看作是一场“精神的胜利”。这太残酷了。这活得太不容易了。他本该得到更好的照料，而不是被当成一个励志的展品，日复一日地“表演”着自己的残缺。
那两天的采访结束以后，夏缘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她的脑海里，一边是姑娘们蜡黄的脸庞和对未来的忧惧，另一边是张师傅在面粉中忙碌的、孤独的残臂。这是一个需要激情的年代，所有的报道都要求昂扬向上，催人奋进。夏缘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这个来自后世的灵魂太过“思想保守”了？是不是对这个火热的时代，缺乏应有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