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黯淡只是一瞬，便又展现出全新的画面。
“朕就要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与匈奴人！寇可往，吾亦可往！”
随机，汉武帝刘彻的一生显示于万朝。这位西汉的第七位皇帝，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以其雄才大略和极具争议的手段，深刻塑造了汉朝的命运，其影响绵延两千余年。
刘彻的出生就带着传奇色彩。其母王娡在怀孕时，曾梦见“日入其怀”，大汉棋圣景帝刘启认为这是“贵征”，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
他最初的名字“彘”（猪）似乎与这份期许不太相符，七岁立为太子时才更名为“彻”，取“通达、透彻”之意，预示着他未来洞察世事、乾纲独断的统治风格。他的姑母馆陶长公主刘嫖在其立储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金屋藏娇”的联姻承诺，助推了刘彻登上太子之位，这也为日后宫廷复杂的姻亲政治埋下了伏笔。
建元元年（前140年），十六岁的刘彻即位。这位年轻的皇帝甫一登基，便展现出强烈的改革意愿。他任用舅舅田蚡为太尉，提拔喜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并重用儒生赵绾、王臧，试图推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新政，内容包括设立明堂、巡狩封禅、改历易服色等。
然而，此时的朝政大权仍掌握在崇尚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猗房手中。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奏请“毋奏事东宫”（不再向窦太后汇报政事），触怒了窦太后。她迅速反击，逼迫赵绾、王臧下狱自杀，窦婴、田蚡被免职，刘彻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尝试——“建元新政”戛然而止。此后数年，刘彻一度看似沉湎于微行狩猎，实则是在蛰伏待机，暗中积蓄力量，并进行了诸如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求联合大月氏这样的战略布局。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刘彻终于得以真正亲政。他迅速清洗了窦氏势力，任命田蚡为丞相，但很快发现这位舅舅“权移主上”，专横跋扈。
刘彻曾直言：“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给予了田蚡严厉警告，展现了其不容大权旁落的决心。他大力提拔了一批出身微贱但极具才能的士人，如主父偃、公孙弘、张汤等，构建起一个直接听命于自己的“内朝”（中朝），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相抗衡，极大地加强了皇权。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巧妙地将诸侯王国由大化小，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汉初已久的诸侯王割据问题。同时，设立十三州刺史，加强对地方郡国的监察和控制。
在思想文化领域，刘彻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为王朝培养官僚人才。但这并非简单的独尊儒学，实质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外施仁义，内用法治，儒法结合，形成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的基本模式。
刘彻时代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其大规模的对外征伐与开疆拓土。他彻底改变了汉初对匈奴的和亲纳币政策，转而采取武力征讨。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之谋”虽失败，却正式揭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此后，他发掘并重用了两位杰出的军事天才：卫青与霍去病。卫青首次出征便奇袭龙城，揭开了汉军反攻的序幕；霍去病则以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和闪电般的战术，屡建奇功。
经过河南之战（前127年）、河西之战（前121年）、漠北之战（前119年）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汉军收复河套，夺取河西走廊，封狼居胥，禅于姑衍，迫使匈奴远遁漠北，基本解除了匈奴对中原近百年的威胁。
这期间就不得不说下，对于汉武帝刘彻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也是后世戏称为卫烈皇后的卫青与景桓太子的霍去病。
刘彻与卫青的缘分，始于其姐平阳公主府中。彼时卫青还是平阳侯府的骑奴，身份低微。建元二年（前139年），刘彻在霸上祭扫后顺道探望姐姐，看中了歌女卫子夫，并将其带入宫中。大约爱屋及乌，也可能确实看出了卫青的潜质，刘彻随后便将卫青召至身边，先为建章监，后升太中大夫。卫青性格沉稳谦和，与刘彻的雄才霸略形成互补，君臣相得，关系日益紧密。
随着对匈奴战略的转变，刘彻开始赋予卫青军权。元光六年（前129年），卫青首次独立领兵，便直捣龙城，取得汉初以来对匈奴作战的首次战略性胜利，崭露头角。
此后，他七战七捷，收复河套地区，设立朔方郡，为汉朝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主动权。刘彻对卫青的信任与日俱增，不仅封其为大将军，位在诸将之上，甚至允许其“宜专宠于朝”，恩宠无比。卫青虽位极人臣，却始终谨慎小心，从不结党营私，对刘彻保持着绝对的忠诚。
刘彻曾有意群臣对卫青行“跪拜之礼”，以示尊崇，虽被旁人劝止，亦可见其对卫青的推重。民间乃至后世戏言中，常将刘彻与卫青这种超越寻常君臣的关系戏称为“帝与将”的独特羁绊，甚至有了“卫烈皇后”这类带着调侃与敬意的戏称，喻指其在刘彻心中及汉朝军中的特殊地位，如同一位以武烈之功守护天子的“男皇后”。
相较于卫青的沉稳，霍去病的横空出世则更具传奇色彩。他是卫青的外甥，卫子夫的外甥，年仅十八岁便被刘彻任命为骠骑校尉，随卫青出征。元朔六年（前123年），霍去病率八百轻骑奔袭数百里，斩获匈奴高官及士兵二千余人，功冠全军，刘彻欣喜之下，直接以“功冠全军”之意封其为冠军侯。
刘彻对这位年轻将领的喜爱和期望溢于言表，曾想亲自教导他孙吴兵法，但霍去病却豪迈地回答：“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关键在于临机谋略如何，不必学习古代兵法。）这番“叛逆”之言非但没惹怒刘彻，反而更受赏识。
元狩二年（前121年）至四年（前119年），霍去病成为对匈奴作战的绝对主力。他两次率军出击河西，大破匈奴，俘获匈奴祭天金人，直取祁连山，使匈奴人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最终促使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余众归汉。刘彻对此大喜过望，河西走廊的打通，意义非凡。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是霍去病军事生涯的巅峰。
他率五万骑兵，深入漠北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七万余人，乘胜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在此举行了祭天封礼；随后继续追击至姑衍山，举行了祭地禅礼。
此即后世广为传颂的“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经此一战，“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霍去病以其无可比拟的战功和极致的荣耀，被刘彻擢升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卫青同。因其功绩彪炳，犹如太子之于国之重要，且其谥号“景桓”（布义行刚曰景，辟土服远曰桓）极具象征意义，故在后世的某些戏谑与感慨交织的传闻中，霍去病常被冠以“景桓太子”的称号，并非指其是储君，而是喻指其战功赫赫，如同一位开疆拓土、为帝国奠定北方安宁的“武太子”，深得武帝信重，其早逝更让此称谓带上了几分悲情与无限的惋惜。
刘彻对卫青、霍去病的赏赐极为丰厚。他为霍去病建造豪华府邸，霍去病却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更令刘彻感慨。然而，天妒英才。元狩六年（前117年），年仅二十四岁的霍去病猝然病逝。刘彻悲痛万分，调遣边境五郡的铁甲军，从长安到茂陵列成阵队为霍去病送葬，其墓冢造型仿照祁连山，以表彰其不朽功勋。
霍去病去世后，卫青继续支撑着汉朝的军事大局，但其角色逐渐更多转向镇守与威慑。或许因霍去病之死带来的触动，或许因权势过盛而需避嫌，卫青晚年更加低调谨慎。他于元封五年（前106年）病逝，刘彻同样下令仿照匈奴境内的庐山（真颜山）形状为其筑墓，以纪念其破匈奴主力于漠北的功绩。
卫青与霍去病，舅舅与外甥，同为帝国双璧，性格与作战风格却迥异。卫青以正合，用兵稳健，爱惜士卒；霍去病以奇胜，敢于长途奔袭，锐气无双。两人并称“帝国双璧”，是刘彻实现其北逐匈奴、开疆拓土雄心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他们的成功，既源于自身的天才与努力，也离不开刘彻的知人善任和毫无保留的支持。刘彻给予了他们极大的信任和舞台，而他们也以辉煌的战绩回报了这份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刘彻还平定东南闽越、东瓯的叛乱，灭南越、卫氏朝鲜，在其地设置郡县；经营西南夷，打通西南通道；特别是通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联合大月氏的军事目的未达成，却开辟了着名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极大地拓展了汉朝的影响力和已知世界的范围。
为了支撑浩繁的战争和巨大开支，刘彻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改革。他将盐、铁、酒等重要产业收归国家专营；推行均输、平准法，调控物资物价；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并鼓励告发隐匿资产者，此举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商人阶层；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将铸币权收归中央。这些措施虽然有效地聚敛了财富，支撑了战争，但也加重了百姓负担。
晚年的刘彻，逐渐变得多疑、昏聩且沉迷神仙方术。征和元年（前92年）发生的“巫蛊之祸”是其统治时期最大的悲剧。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以巫术诅咒皇帝，牵连甚广。
刘彻派宠臣江充查办此事，江充因与太子刘据有隙，遂诬陷太子行巫蛊。太子刘据惶恐之下，起兵诛杀江充，与丞相刘屈氂的军队在长安城内激战数日，死者数万。
最终太子兵败逃亡，自缢而死，其母皇后卫子夫也随后自尽。这场祸乱使得刘彻失去了悉心培养的继承人和多位至亲，朝局为之震荡。直到后来田千秋等上书为太子辩冤，刘彻才幡然醒悟，族灭江充一家，筑“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寄哀思，但其心中的创伤已难以弥补。
连年的战争和严刑峻法使得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达二百万；天汉年间（前100-前97年），齐、楚、燕、赵、南阳等地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刘彻甚至需要派出“绣衣直指”御史发兵镇压。征和三年（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匈奴失利后投降，给了刘彻巨大的打击。
他开始深刻反思自己一生的作为。征和四年（前89年），他拒绝了桑弘羊等人关于在轮台屯田驻兵的建议，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这就是着名的“轮台罪己诏”。在诏书中，他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标志着其国家政策从“开边兴利”转向“休养生息”。
后元二年（前87年），刘彻病重。他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鉴于其母钩弋夫人年轻，为防“主少母壮”、外戚专权重演，他毅然赐死了钩弋夫人。选择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位大臣为辅政，托付后事。安排完这一切后，这位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功过都极其鲜明的帝王与世长辞，葬于茂陵，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
汉武帝刘彻的一生，是一部开拓与消耗、辉煌与血泪、雄主与暴君特质交织的复杂历史。他极大地扩展了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强化了中央集权，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其文治武功影响深远。然而，他的“多欲政治”也耗尽了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导致了社会危机的爆发。他既是“英主”，也是“暴君”。正如《汉书》所评：“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秦朝咸阳宫里，秦始皇嬴政看到天幕盘点刘彻“北击匈奴，开疆拓土”的功绩时，先是面色凝重。尤其是听到“华夏之政始于始皇帝，华夏之境始于汉武大帝”的评语，以及“汉”成了民族之名时，他的表情复杂极了。
一方面，他认可刘彻拓展疆域的武力；另一方面，对于取代大秦的汉朝及其皇帝被如此赞誉，内心颇不是滋味。他毫不客气地在怼道：“大汉孝武皇帝，竖子，也敢与皓月争辉？哼！若非朕为你打下这大一统的江山，你连皇位都坐不稳，还谈何出征？不过，这个刘老三的后代，倒也没坠了我华夏的名头。”
汉初未央宫的反应则充满了家族式的关切与激动。汉高祖刘邦看到天幕上“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和“汉成了民族的称号”时，激动得拍案大叫：“好！好！好！真提气！”他为这个强悍的子孙感到无比自豪。
汉景帝刘启的反应则颇为戏剧化。他先是为刘彻的功业“横扫匈奴，开疆拓土”欣慰不已，甚至摸了摸刚立为太子并改名的刘彻的头，一脸欣慰：“干的不错，朕，没看错。”但紧接着听到刘彻晚年“迷信神仙、酿成巫蛊之祸、导致太子自杀”等过失，以及“宁做文景犬，不做汉武人”的说法时，瞬间勃然大怒，一巴掌就抽到了身旁还是太子的刘彻脸上：“给你脸了！”不过，当听到“功绩依旧大过过失”的最终评价，尤其是“汉成了民族称号”时，又忍不住赞道：“汉成了民族的称号？汉人？好！好！”这心情可谓大起大落。
大唐太极殿内，唐太宗李世民的表现相对理性。他本身对汉武帝就十分敬佩，看到盘点时，对刘彻“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的功绩表达了赞赏，甚至感慨：“可叹！朕与汉武大帝没有生在一个时代，否则的话，定要与汉武大帝彻夜痛饮！”
作为一位同样注重文治武功的帝王，他对刘彻的成就多有共鸣。
大明紫禁城的朱元璋，性格直率，反应更是直接。看到刘彻对匈奴“亮出獠牙”，决意开战时，老朱一拍大腿，高声喝彩：“这才叫皇帝！打！就得狠狠地打！把那帮狗日的鞑子，全都给咱宰了！”他自身从元朝手中夺取天下，对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心感同身受。对于“千古一帝”的称号，朱元璋起初对秦始皇获此评价颇为不满（“他嬴政也配？苛政暴敛”），但对汉武帝的武功，他明显更为认同。
天幕盘点引发的震荡远不止于此。隋炀帝杨广看到盘点已进行到倒数第二位还未出现自己时，竟然自信爆棚地认为自己是压轴的那一个，还得意地对宇文化及说：“这意味着，朕将压轴！最后一个公布！只有最伟大的帝王，才配得上压轴公布！而朕，便是那个最伟大的帝王！”
这番言论听得宇文化及目瞪口呆，心中有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疯狂腹诽杨广“好大喜功到不要脸”。
孔子的弟子子路看到天幕提及儒家和孔子时，激动地对孔子说：“老师，你看到了吗？您是流传千秋万代的孔圣人！”孔子则微微颔首，笑而不语。
汉武帝刘彻本人在未央宫看到自己入选“千古一帝”并详细盘点其功绩时，腾地一下站了起来，龙袍挥荡，胸膛起伏，灼热的目光盯着光幕上的文字，嘴唇激动的微微颤抖，对群臣宣告：“是朕！终于！终于公布到朕了！朕就说过！朕必会入选！荡平漠北，开疆拓土，如此功勋，后世有几人能比？！”卫青与霍去病也激动地跪下，高声呼喊：“陛下圣明！恭喜陛下！”整个未央宫都沉浸在兴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