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秋，当钟会大军兵临汉中、邓艾偷渡阴平的消息传到建业时，东吴朝堂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丞相濮阳兴主张“即刻出兵援蜀”，认为“蜀亡则吴危，唇亡齿寒不可不察”；而骠骑将军施绩却反驳道：“蜀汉数年不通盟好，边境屡有摩擦，今其危在旦夕，我军若贸然出兵，恐徒耗国力，无益于吴。”最终，吴主孙休虽下令“遣将丁奉率军向寿春，欲以围魏救赵”，却行动迟缓，直至蜀汉灭亡，吴军仍未越过魏吴边境。
这场迟滞的救援，暴露了蜀汉后期外交的致命困境——那个曾在赤壁之战中与东吴“戮力破曹”、在夷陵之战后又经诸葛亮修复的“吴蜀同盟”，早已在数十年的猜忌、疏远与利益冲突中逐渐虚化。当蜀汉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所谓的“盟友”不仅未能伸出援手，反而陷入观望与犹豫，这种外交上的孤立无援，使得蜀汉在曹魏的重兵压境下彻底失去了回旋余地。外交的失败，虽非蜀汉灭亡的直接原因，却在关键时刻切断了其最后的生机，成为压垮这个政权的重要稻草。
一、从“战略互信”到“利益疏离”：同盟根基的悄然松动
赤壁之战后，刘备与孙权“借荆州、联抗曹”，形成了基于“共同对抗曹魏”的战略同盟。尽管其间因荆州归属爆发过冲突（如吕蒙袭杀关羽），但夷陵之战后，诸葛亮深刻认识到“蜀汉独处一隅，若不联吴，则必为魏所灭”，遂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派邓芝出使东吴，重启同盟。邓芝以“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的论述，说服孙权“绝魏联蜀”，双方签订盟约，约定“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并在年号、礼仪上相互承认，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战略互信。
诸葛亮时期的吴蜀同盟，之所以能保持高效运转，在于双方始终以“对抗曹魏”为核心利益，且能通过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化解分歧。诸葛亮曾多次派费祎、宗预出使东吴，孙权也遣张温、薛综回访蜀汉，双方在军事行动上相互配合——如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北伐祁山时，孙权亲率大军进攻合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迫使曹魏不得不分兵应对；在情报共享上，双方互通曹魏布防、官员任免等信息，甚至在南中、交州等边境地区开展合作，共同压制曹魏势力渗透。这种“战略互信+务实合作”的模式，使得吴蜀同盟成为支撑两国生存的重要支柱。
然而，蒋琬、费祎主政后，吴蜀同盟的根基开始悄然松动，核心原因在于双方共同利益的淡化与沟通机制的失效。曹魏在曹丕、曹叡时期，虽多次对吴蜀用兵，但到曹芳、曹髦在位时，因内部司马氏与曹氏的权力斗争，对吴蜀的军事压力有所减弱，使得吴蜀“联合抗魏”的紧迫性下降。东吴方面，孙权晚年猜忌心加重，对蜀汉的戒心渐起，如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孙权曾试图与辽东公孙渊结盟以牵制曹魏，却因公孙渊反复而失败，这一事件暴露了东吴“摆脱对蜀依赖、寻求独立外交”的倾向；而蜀汉方面，蒋琬、费祎的“守成战略”使得北伐频率降低，与东吴的军事配合也随之减少，双方同盟从“主动协同”沦为“被动应付”。
更关键的是，制度化沟通的中断导致误解加深。蒋琬时期，蜀汉派往东吴的使者多为“资浅官员”，难以参与东吴核心决策；东吴回访的使者也多停留于礼仪性拜访，缺乏实质性交流。延熙十年（公元247年），东吴交州刺史吕岱派兵讨伐叛乱的俚人，曾请求蜀汉南中都督马忠出兵配合，却因蜀汉朝廷“议事迟缓”而延误，最终吕岱孤军奋战导致损兵折将，此事引发东吴对蜀汉“合作诚意”的质疑。双方的隔阂日益加深，同盟逐渐从“战略伙伴”降格为“名义盟友”。
二、从“协同抗魏”到“边境摩擦”：同盟关系的持续恶化
姜维主政时期，吴蜀同盟不仅未能恢复活力，反而因双方战略目标的冲突与边境矛盾的激化而持续恶化。姜维的“激进北伐”策略，虽以“兴复汉室”为口号，却忽视了与东吴的协调，多次在未通报东吴的情况下贸然出兵，使得东吴对蜀汉的军事行动产生猜忌——如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姜维率军攻魏狄道，东吴认为“蜀欲独占陇西，扩大势力”，竟在荆州边境增兵防备，双方一度剑拔弩张。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使得曹魏得以集中兵力应对蜀汉北伐，姜维“九伐中原”多以失利告终，某种程度上也与东吴的“不配合”有关。
与此同时，吴蜀边境的摩擦日益频繁，成为侵蚀同盟关系的重要因素。蜀汉的南中地区与东吴的交州、荆州接壤，因民族杂居、疆域划分模糊，长期存在矛盾。诸葛亮时期，通过“划定边界、互遣质子”的方式维持了边境稳定，但后期因双方治理松懈，矛盾逐渐爆发。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南中永昌郡的“闽濮”部落因不堪蜀汉官吏压迫，逃往东吴交州的郁林郡，蜀汉派兵追击，却越过边界与东吴守军发生冲突，斩杀吴兵数百人；东吴随即报复，在荆州的秭归地区扣押蜀汉商船，没收货物，双方虽未开战，却已形同仇敌。
东吴的内部权力更迭，进一步加剧了同盟的恶化。孙权死后，东吴陷入“二宫之争”的内乱，孙亮、孙休相继即位，权臣诸葛恪、孙綝先后专权，其外交政策反复无常。诸葛恪曾主张“联蜀伐魏”，于建兴二年（公元253年）率军二十万进攻淮南，请求姜维出兵响应，姜维虽率军攻魏，却因“粮草不足”很快撤回，导致诸葛恪孤军深入惨败，此事让东吴权臣对蜀汉“背信弃义”的不满达到顶点；而孙綝掌权后，更是“对蜀态度傲慢”，甚至在蜀汉使者来访时“设伏威胁，索取贡品”，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最致命的是，当蜀汉面临曹魏大举进攻时，东吴的“救援”已沦为象征性姿态。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刘禅在姜维的建议下，派使者向吴求救，许诺“若得解围，愿割南中四郡予吴”，但此时的东吴朝堂早已对蜀汉失去信心——孙休认为“蜀汉必亡，出兵无益”，只想“坐观成败，伺机夺取蜀地边境”；将领丁奉率军至寿春，却“每日饮酒，不进兵”，实则等待蜀汉灭亡的消息。这种“见死不救”的态度，并非一时决策，而是吴蜀同盟长期恶化的必然结果——当同盟失去共同利益的支撑，当双方积累的猜忌与矛盾超过合作的意愿，所谓的“唇齿相依”便成了一句空话。
三、从“多极制衡”到“孤立无援”：外交视野的狭隘与战略失误
蜀汉的外交困境，不仅体现在与东吴同盟的虚化，更在于其缺乏“多极制衡”的战略视野，未能构建起更广泛的反魏统一战线，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诸葛亮时期，虽以联吴为核心，却也注重对曹魏内部反对势力的争取，如对孟达的招抚（虽未成功）、与辽东公孙渊的间接联系，试图在曹魏周边形成“多点牵制”；而后期的蜀汉，却将外交完全局限于吴蜀同盟，对其他潜在盟友视而不见，错失了多个扭转颓势的机会。
曹魏内部的“反司马氏势力”，本是蜀汉可以争取的盟友。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曹魏内部形成了支持司马氏与忠于曹氏的两大阵营，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将领曾先后起兵反对司马氏，史称“淮南三叛”。其中，诸葛诞于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在寿春起兵，拥兵十余万，并“遣使降吴，请求援兵”，此时若蜀汉能与东吴联手，出兵响应，完全可能形成“淮南、关中、荆州三线牵制”的局面，重创司马氏势力。但姜维却选择“单独北伐”，率军攻魏秦川，因兵力不足被邓艾击退，既未能支援诸葛诞，也消耗了自身实力，最终诸葛诞孤立无援而败。这种“缺乏全局视野”的外交短视，使得蜀汉错失了削弱曹魏的最佳时机。
对边疆少数民族与地方势力的忽视，也加剧了蜀汉的孤立。曹魏的北方边境有鲜卑、乌桓等部族，西方有羌、氐等势力，这些部族与曹魏多有矛盾，本可成为蜀汉的潜在盟友。诸葛亮时期，曾“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与羌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在北伐时得到羌人部落的支持；而后期的蜀汉，却因“重军事、轻外交”，对边疆部族采取“征调多于拉拢”的政策——如姜维北伐时，多次强制征发羌人当兵，导致“羌人怨叛，不复归附”，反而被曹魏利用，成为牵制蜀汉的力量。此外，蜀汉对西域的经营也完全放弃，使得曹魏得以通过西域获取资源，进一步拉大了双方国力差距。
外交上的“单向依赖”与“战略短视”，最终让蜀汉在曹魏的绝对优势面前毫无缓冲。当钟会、邓艾大军压境时，蜀汉不仅得不到东吴的有效救援，也没有任何其他势力伸出援手，只能独自面对灭国之灾。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并非天意，而是蜀汉后期外交政策僵化、视野狭隘的必然结果——它既未能维护好与东吴的核心同盟，又未能开拓新的外交空间，最终将自己逼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
从吴蜀同盟的虚化成到边境摩擦的加剧，从对潜在盟友的忽视到孤立无援的结局，蜀汉后期的外交失败，深刻反映了一个政权在战略视野、政策灵活性与执行能力上的全面衰退。外交从来不是孤立的手段，而是内政与国力的延伸——当蜀汉的政治日益腐败、经济走向崩溃、军事逐渐衰落时，其外交的失败不过是这些深层危机在国际舞台上的投射。当最后一位蜀汉使者带着绝望离开建业时，这个政权的命运，早已在外交的困局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