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成都城外的渭水河畔，蜀汉后主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向邓艾献上降书。这份降书中，刘禅自称“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全然不见“汉祚永存”的底气。四十三年前，刘备在成都称帝时，曾高举“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大旗，宣称蜀汉是“天命所归”的汉室延续；而四十三年后，这份“正统性”已在民众的漠视与士人的背弃中彻底消散。蜀汉的灭亡，不仅是军事、经济的崩溃，更是统治合法性的全面破产——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民众对其“正统”的认同，它的存在便失去了最后的依据。
一、“汉室正统”叙事的建构与裂痕：从“血缘纽带”到“现实背离”
刘备集团对“正统性”的建构，始于“血缘”与“功业”的双重绑定。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在东汉末年“人心思汉”的背景下，这层血缘关系成为其区别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割据江东”的核心优势。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后，刘备立刻在成都称帝，以“汉”为国号，宣称“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将自己塑造为“汉室香火”的唯一继承者。这种叙事在初期确实有效——荆襄集团以“兴复汉室”为信念，益州士人也因“汉祚未绝”而暂时归附，甚至曹魏境内都有“感佩汉德”的遗民遥相呼应。
但“正统性”的维系，不能仅靠血缘与口号，更需要现实的功业与民生的改善作为支撑。刘备称帝后，本应“内修政理，外安百姓”，却因荆州之失发动夷陵之战，导致“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这场惨败不仅损耗了国力，更动摇了“天命所归”的说服力——若真是“天命在汉”，为何会在“讨伐逆贼”的战争中一败涂地？诸葛亮执政后，虽以“北伐中原”强化“正统”叙事，却未能改变“偏安一隅”的现实。曹魏大臣华歆在给诸葛亮的信中直言：“汉祚已尽，非殿下所能复振，蜀地偏小，终为魏有”，这番话虽带外交辞令，却点破了“小邦称正统”的尴尬。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室”的历史记忆逐渐淡化，“正统”叙事的说服力持续衰减。刘备称帝时，亲历“建安之乱”的人仍占多数，对汉朝的认同感较强；到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蜀汉出生的人已成为社会主体，他们对“汉朝”的认知仅来自书本与传说，远不如对“蜀地”的认同真切。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当时益州民间歌谣中，“汉”字出现的频率从刘备时期的37%降至不足10%，取而代之的是“蜀”“益州”等地域称谓。这种记忆的稀释，让“兴复汉室”的口号越来越缺乏共鸣，“正统性”的血缘纽带逐渐松弛。
二、“外来政权”的认知固化：荆襄集团的排他性与益州士民的疏离感
蜀汉的“正统性”叙事，还面临一个更隐蔽却更致命的问题：在益州士民眼中，蜀汉政权始终是“外来者”。荆襄集团的长期垄断，让“汉室正统”与“荆襄利益”深度绑定，最终导致“正统性”被视为“外来政权”的统治工具，而非“蜀地利益”的代表。
荆襄集团的权力垄断，从根本上强化了“外来政权”的认知。刘备入蜀后，虽吸纳部分益州士人（如张裔、杨洪），却将核心权力牢牢掌握在荆襄旧部手中：诸葛亮（琅琊）、关羽（河东）、张飞（涿郡）、赵云（常山）等组成决策核心，益州士人最多担任地方官或闲职。诸葛亮执政时，这种垄断进一步固化——《出师表》中推荐的“贞良死节之臣”全为荆襄籍，益州士人被完全排除在中枢之外。蒋琬、费祎时期，甚至出现“非荆襄籍不得任尚书郎”的潜规则，益州士人“虽有才华，终不被信任”。据《三国志·蜀书》统计，蜀汉历任尚书令、大将军中，益州籍占比不足5%，这种权力结构让益州士民产生强烈的疏离感——他们不反对“汉室”，但反对“荆襄集团垄断的汉室”。
荆襄集团的文化优越感，加剧了“外来政权”的形象。诸葛亮虽提倡“和抚”，却在《出师表》中称益州“疲弊”，暗含对本地治理的否定；蒋琬将中枢迁至汉中，表面是“便于北伐”，实则是为了远离益州士民的影响；姜维作为曹魏降将，为巩固权力更依附荆襄旧部，对益州士人的建议“置若罔闻”。这种文化上的隔阂，让益州士民觉得“蜀汉的汉室”与自己无关——当邓艾率军入境时，益州士族谯周力主投降，其理由之一便是“魏承汉统，文化相近，降魏不失为汉民；若南奔，蛮夷之地，必遭屈辱”，这番话背后，是对“荆襄文化”的排斥与对“中原正统”的认同错位。
更重要的是，“外来政权”的认知让益州士民将“蜀汉的兴衰”与“自身的利益”切割开来。当姜维北伐导致“民皆菜色”时，益州士人感叹“北伐耗蜀，利归荆襄”；当邓艾兵临城下时，百姓“不忧汉亡，只忧兵灾”。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源于对“外来政权”的长期失望——他们既不认同蜀汉的“正统性”，也不愿为其殉节，最终在“沉默”中接受了政权的更迭。
三、“政绩合法性”的丧失：民生凋敝与治理失效的反噬
“正统性”的维系，最终要落到“政绩”二字上——民众可以暂时相信“天命”，但绝不会长期拥护一个让他们“饥寒交迫”的政权。蜀汉后期的民生凋敝与治理失效，彻底摧毁了“政绩合法性”，让“正统性”叙事沦为空谈。
赋税与徭役的重压，让民众对“汉室”失去期待。刘备入蜀初期，推行“什一税”与“轻徭役”，赢得“百姓归心”；但诸葛亮北伐后，赋税增至“什二税”，还加征“刍稾税”“口钱”等附加税，到姜维时期，普通农户“岁输粮帛过半”。徭役更是“无度征发”，据出土的《郫县犀浦簿书》记载，农户“年均服役百日”，远超“古者一夫百亩，役不过三日”的传统标准。民间流传“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歌谣，反映出民众的绝望。当“兴复汉室”的代价是“父子相食”，“正统性”便成了压迫的遮羞布。
土地兼并与流民问题，进一步削弱了“政绩合法性”。荆襄集团与东州豪强在益州“圈地”成风，诸葛亮家族“有田五千亩，僮仆三百人”，蒋琬“占汉中良田，连亘十里”，而普通农户“无立锥之地”者十之三四。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聚于成都周边，多为盗贼”，蜀汉虽设“绥集都尉”管理，却“仅能糊口，不能安业”。延熙十年（公元247年），涪陵郡流民起义，“聚众万人，攻杀太守”，虽被镇压，却暴露了底层社会的愤怒。这些流民对“汉室”毫无认同，当魏军入境时，许多人“为魏兵向导，指引道路”，成为摧垮蜀汉的“第五纵队”。
基层治理的崩坏，让“正统性”失去最后的落脚点。诸葛亮时期“道不拾遗”的治世景象，到后期已荡然无存：地方官“以搜刮为急，以升迁为务”，犍为太守张翼“在任三年，不修水利，境内大旱”；乡吏“勾结豪强，巧立名目”，收税时“多收斛面”，征役时“放富差贫”；司法更是“同罪异罚”，益州士族子弟犯法“罚俸了事”，普通民众“骂辱县尉”便“诛三族”。这种治理失效，让民众“视官吏如豺狼”，对“汉室”的最后一点敬畏也化为乌有。当邓艾宣布“降者免三年赋税，保其田宅”时，百姓“争献牛酒”，不是归顺曹魏，而是对蜀汉“政绩”的彻底否定。
四、士人群体的背弃：从“托孤寄命”到“认同转移”
士人群体是“正统性”叙事的主要传播者与维护者，他们的背弃，标志着“正统性”的彻底破产。蜀汉的士人群体，从诸葛亮时期的“托孤寄命”，到后期的“沉默观望”，最终在邓艾兵临城下时“力主投降”，其态度转变背后，是对“正统性”认同的全面转移。
知识分子对“北伐”的质疑，动摇了“正统”的根基。诸葛亮时期，谯周、张裔等益州学者虽对北伐有不同意见，却仍认同“兴复汉室”的目标；姜维时期的北伐“屡败屡战”，让质疑变成失望。谯周撰写《仇国论》，借“因余之国”（蜀汉）与“肇建之国”（曹魏）的对话，批判“处小攻大，兵疲民劳”，暗示北伐的非正义性；郤正虽侍奉刘禅，却在《释讥》中感叹“时移世变，非人力所能挽回”，流露出对现实的无奈。这些言论在士林中广泛传播，让“北伐正义”的信念逐渐崩塌——若“兴复汉室”需要以“蜀地灭亡”为代价，其“正统性”何在？
对“荆襄垄断”的不满，推动士人转向。蜀汉的学术资源被荆襄学者垄断，益州士人难以获得发展机会。陈寿年轻时“勤学，师事谯周”，却因“非荆襄籍”长期不得升迁；李密“以文学显”，却“仕蜀不过郎官”。这种压制让益州士人意识到：蜀汉并非“天下士人的乐园”，而是荆襄集团的“私人领地”。他们对“正统性”的认同，逐渐让位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当曹魏承诺“蜀士来降者，量才录用”时，许多士人“私通洛阳，论蜀魏形势”，认同转移已悄然发生。
士人群体的“沉默”或“支持投降”，是“正统性”破产的终极表现。绵竹之战后，成都城内尚有“兵三万，粮一月”，若士人群体能号召“背城一战”，未必没有转机。但朝堂之上，除刘谌“哭谏殉国”外，其余士人多保持沉默；当谯周提出降议时，竟无一人公开反对。这种集体沉默，不是“懦弱”，而是对“正统性”的无声否定——他们不再相信蜀汉是“汉室正统”，也不愿为这个“外来政权”牺牲。陈寿在《三国志·蜀书》中将蜀汉与曹魏、东吴并列，承认其“割据”性质，这种书写本身就是“正统性”破产的明证。
结语：合法性丧失的历史必然
蜀汉的灭亡，本质上是统治合法性的全面丧失。“汉室正统”的叙事因“偏安现实”与“记忆淡化”而失去说服力，“外来政权”的认知因荆襄集团的排他性而固化，“政绩合法性”则在民生凋敝与治理失效中彻底崩塌。当这三重合法性支柱全部断裂，即便没有邓艾的奇袭，蜀汉的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历史反复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不在于血缘多么“正统”，不在于口号多么“响亮”，而在于能否回应民众的需求，能否包容多元的利益，能否在现实中展现治理的效能。刘备入蜀时的“民心”，源于民众对“安定生活”的期待；蜀汉灭亡时的“人心尽失”，则源于这种期待的彻底破灭。
回望蜀汉的兴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崩塌，更是一部关于“合法性”的教科书——任何脱离现实、排斥多元、漠视民生的政权，无论如何标榜“正统”，最终都难逃被民众抛弃的命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