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一路过来，用心观察下，倒是对这个时代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二十世纪30年代是南京乃至中国现代建筑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探索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眼前这些“新民族形式”建筑的兴起 。这种风格试图将西方现代建筑的功能主义、新技术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现代又具有民族身份的建筑语言。
这背后是国民政府强烈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诉求——即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要保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就比如刚建成不久的几个重要场所。
一个是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这座建筑是“新民族形式”的典范之作。其设计理念是“经济、实用又具有中国固有形式” 。大楼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线条简洁利落。但它的屋顶却是蓝色琉璃瓦铺设的大屋顶，屋角微微翘起，呈现出中国传统宫殿的轮廓。入口处有华丽的彩画和藻井装饰，窗户的格栅也采用了传统的纹样。当阳光照射在琉璃瓦上时，闪耀着宝蓝色的光芒，庄重而不失威严。走进大楼，会感受到一种奇特的时空交错感：脚下是光滑的水磨石地面，头顶却是雕梁画栋般的装饰，现代化的办公设施与古典的装饰细节并存，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的物质体现。
一个是立法院、监察院驻地，位于中山北路105号，同样采用了中国传统宫殿式风格 。主楼顶部的重檐歇山顶，覆以绿色琉璃瓦，廊柱和门窗上饰有精美的彩画。在阴雨天，湿润的空气使得琉璃瓦的颜色更加深沉，整座建筑仿佛是从一幅古老的山水画中走出来，却又稳稳地矗立在现代的马路边。它的存在，本身就在向所有过往的路人宣告着“法统”的庄严与传承。
最后是国民大会堂，作为公共建筑的代表，它同样是“新民族形式”的杰作。这座建筑的主体工程已接近完工。工地上脚手架林立，工人们的号子声与机器的轰鸣声交织——一个拥有巨大内部空间，能容纳数千人集会，同时外观又具备中国传统殿宇气势的建筑如何一步步变为现实，他们内心的激动与自豪，也许正是那个时代建设者们普遍心态的缩影。
除了主流的“新民族形式”，当下南京的建筑风格堪称万花筒，这也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
在颐和路公馆区，除了中国风的尝试，还有大量纯粹的西式建筑，如西班牙式、英国乡村式、以及简洁的西方现代派风格——刚建成的司徒雷登公馆就是典型的西式民国建筑 。这些建筑的存在，说明了现在上层精英阶层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全盘接受。可以想见也许会有一场在这些公馆里举行的鸡尾酒会，留声机播放着爵士乐，宾客们用流利的英语交谈，窗外是精心修剪的花园，这与几条街之外的传统民居形成了另一个世界的对比。
还有盐业银行大楼，由着名建筑师庄俊设计，其风格则更偏向于实用的现代主义 。这类金融建筑通常体量巨大，立面简洁，强调坚固与安全感，是城市商业活动脉搏的象征。
在这些光鲜亮丽的现代建筑的阴影下，是南京更为广阔的旧城区和城郊。这里是大量普通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栖身之所。他们的房子大多是砖木结构的老旧平房，甚至是临时搭建的棚户。街道狭窄泥泞，缺乏完善的下水系统。叙事中必须加入对这些区域的描写，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城市画卷。一个人力车夫的家，仅有一间低矮的小屋，四壁漏风，一家几口人挤在一起。窗外就是嘈杂的巷子，邻居的咳嗽声、孩子的哭闹声清晰可闻。这种居住环境与颐和路的洋房所代表的生活，构成了无法回避的巨大反差。
如果说建筑是城市的骨架，那么生活在其中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便是城市的血肉。1935年的南京，在“黄金十年”光鲜外表的掩盖下，是一个被急剧拉大的贫富鸿沟所撕裂的“折叠城市”。
南京的上层社会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军队将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大商贾、银行家，以及少数顶尖的学者和外国侨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社交圈，共同定义了这座城市的“云端”。
他们的府邸多集中在鼓楼以北的颐和路（徐渊和妻子陈舒妍就购买有一处）、傅厚岗、山西路一带的新建公馆区 。这些拥有独立花园的西式别墅，本身就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铺着波斯地毯的客厅，挂着水晶吊灯，壁炉里燃烧着木炭。留声机播放着最新的西洋乐曲，书房里摆满了精装的中外书籍。仆人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轻手轻脚地穿梭其间。他们的日常，是乘坐私家轿车去中央路的政府大楼办公，去中山陵或玄武湖郊游，去大华大戏院看好莱坞电影，或是在中央饭店、国际联欢社举办或参加各种舞会和宴席。上海作为实际的经济和时尚中心 ，其最新的流行款式、商品和娱乐方式，会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南京的这个圈层。
他们的消费是惊人的。女性穿着上海最新的旗袍款式，甚至直接从巴黎订购时装和香水。男性则以拥有瑞士手表、德国相机为荣。然而，浮华之下是复杂的精神世界。一些人是怀抱“建设国家”理想的实干家，他们为南京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感到自豪，真心相信一个强大的现代中国即将诞生。另一些人则是旧时代的官僚，他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游戏规则，利用权力为自己和家族谋取利益，生活腐化。还有一部分是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对国家的落后感到痛心，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救国，但又常常对现实政治的黑暗感到无力，并沉浸在一种小圈子的精致生活中。这种内部的差异性，使得上层社会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而是充满了各种微妙的张力。
在云端之下，是南京正在缓慢形成的“中产阶层”。他们包括政府的中下级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记者以及一些中小企业主。他们的生活远不如上层社会那般奢华，但相比底层民众又拥有相对的体面和稳定。
一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科员，月薪可能在几十到一百银元之间。这笔钱在此时金融动荡和通货膨胀压力下，需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一个“体面”家庭的开销。他们大多租住在城南或靠近工作单位的普通民房里，可能是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中的一两间。他们的梦想或许是在新开发的住宅区购买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但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遥不可及。
他们的焦虑是多方面的。经济上，他们要应对物价的波动以及货币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 。政治上，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他们必须小心翼翼，避免卷入复杂的派系斗争，同时又要面对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文化上，他们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积极接受者，渴望过上更现代、更文明的生活，但又常常被传统的家庭关系和社会习俗所束缚。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公务员，可能既要穿着西装去上班，回家后又要面对要求他纳妾的封建大家长。他们的希望则寄托在子女的教育上，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因此会竭尽全力供孩子上学，希望他们未来能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
在城市的最底层，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劳动人民。他们是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建筑工人、小摊贩、家庭帮佣以及从周边农村涌入南京寻找生计的破产农民。他们的世界，是对“黄金十年”光鲜叙事的无情反驳。
生存状态堪忧的他们，收入极不稳定且极其微薄。一个强壮的人力车夫，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拼尽全力或许能挣到一块银元，但这要刨去车行的租金，剩下的勉强糊口。一旦生病或是遇到恶劣天气，全家就可能断炊。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南的贫民区、城墙根下的棚户区，或是秦淮河沿岸的船上。这些地方环境恶劣，卫生条件极差，是疾病和犯罪的温床。1935年的南京，虽然有了一些现代化的市政设施，但显然并未能惠及到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面对沉重的苛捐杂和官僚警察的欺压，他们的反抗往往是消极和无声的。一个卖菜的小贩，可能会在秤上做点手脚，以弥补被税吏盘剥的损失；一个码头工人，可能会在下工后聚在小酒馆里，用粗俗的语言咒骂工头和老板。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展现的是一种惊人的生命韧性。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依然努力维持着家庭，邻里之间会有一种朴素的互助，一碗热汤、几句安慰，都构成了他们对抗残酷现实的微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