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想，徐渊还是继续讲了下去。他的语气稍微低沉了些，但也依旧从容：“当然，树大招风。我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涉及资源整合和人员训练的，虽然隐秘，还是引起了当地殖民官和日本商社的警惕。”
陈舒妍闻言，眼中掠过一丝担忧。
徐渊察觉到了，立刻投去一个让她安心的眼神，解释道：“不过岳父处理得很好。他利用多年积累的声望和人脉，团结了大部分有远见的华商，结成了利益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此外，还争取到了一些与我们生意往来密切、利益攸关的土邦贵族们的支持。有这些力量在明里暗里周旋，目前那些警惕和试探，都还在可控范围内，掀不起太大风浪。”
他总结道，语气坚定：“这说明我们当初‘低调发展、广结善缘’的策略是对的。在南洋那片地方，有时候，看不见的网，比明面上的刀剑更管用。”
听完丈夫的解释，陈舒妍心中的些许担忧消散了。她深知父亲的老练和丈夫的深谋远虑，他们翁婿二人联手，足以应对大多数挑战。她重新拿起毛线，温柔地说：“你们心中有数便好。我只盼着父亲在南洋平平安安，我们一家在这里也团团圆圆。”
徐渊看着妻子恬静的侧脸，又看了看在地毯上不知不觉靠在一起睡着了的儿女——徐靖瑶的小脑袋枕着弟弟的肩膀，徐振华的手还搭在未完成的火车轨道上。一股强大的守护欲在他心中升腾。
这来自南洋的捷报，与眼前妻儿安睡的景象，共同构成了他奋斗的全部意义。他所有的布局、所有的辛劳，不就是为了让这份温馨能够跨越重洋，持续到永远吗？他轻轻起身，将一条柔软的羊毛毯子，小心翼翼地盖在了一双儿女身上。
夜色像浸了墨的棉絮，一点点把南山裹紧，寒风掠过梧桐与黄桷树的枯枝，发出“呜呜”的响，时而尖锐如哨，时而沉郁如叹，顺着窗缝钻进来时，却被壁炉里跃动的火光挡在门外，只余下一丝极淡的凉意，更衬得书房里的暖格外珍贵。
壁炉里的松柏木烧得正旺，木柴表面裂着细碎的纹路，火星偶尔从缝隙里蹦出来，落在铺着铁网的炉底，“滋”地一声灭了，留下点点灰烬。孩子们早已被鲁妈带去东厢房安睡，方才还带着奶气的笑语消失在走廊尽头，只剩鲁妈轻手轻脚关上门的“咔嗒”声，远处隐约传来靖瑶均匀的呼吸声，与书房里的凝重形成了无声的对比。
陈舒妍手中捧着的书，封皮是深蓝色的粗棉布，边角被摩挲得发毛，看得出是被反复爱护过的——她特意用浆糊把布面粘在硬纸板上，牢牢裹住书脊，连书名都用细毛笔在布面上写了，字体娟秀。此刻她指尖轻轻捏着书脊，指腹蹭过布面的纹理，眉宇间的忧色像蒙了层薄雾，连原本温和的眼神都沉了下去，看向徐渊时，声音轻得像怕被窗外的风听去：“渊哥，前几日，我托以前金女大的同学从上海带几本新出的文学杂志——就是之前你说过登了不少年轻人文章的《文学季刊》和《萌芽》，可她回信说，大多都被巡捕房查禁了，书店里根本不敢摆，她托了好几手，才辗转找到这一本《现代》，还特意用旧报纸包了好几层，怕路上被查。”她把书轻轻放在膝上，指尖划过封面上的字迹，“听说现在上海、南京那些大城市，市面上稍微有些新思想、敢谈及时局的书刊，要么被搜走烧掉，要么就根本印不出来，连租书铺都不敢收了。”
徐渊放下手中的工厂生产报表——报表是用浅灰色的道林纸印的，上面还留着他白天用铅笔标注的痕迹，“纺织机备件产量”那栏画了个圈，旁边写着“需提产10%”。他抬眼看向妻子，目光里带着理解——他知道妻子虽把更多精力放在照顾孩子、打理家里的慈善事务上，可当年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时，她就爱读鲁迅、冰心的文章，对文化思想界的动向一直放在心上。
他指尖轻轻敲了敲报表的边缘，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些，像被壁炉里的烟染过，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压抑：“是啊，如今的文坛，早已不是前几年的样子了，风声鹤唳得很。当局为了配合江西那边的军事‘围剿’，在这‘白区’里，也举起了‘文化围剿’的屠刀，凡是不顺着他们说、敢有半点不同声音的，要么禁书，要么抓人，容不得一点异见。”
他起身走到壁炉前，拿起放在炉边的铁火钳——火钳是铁制的，柄上裹着层牛皮，磨得发亮，还带着点壁炉的温度。他轻轻拨弄了一下炉中的木柴，把压在下面的一根挑起来，让火苗能更旺地烧上去，跳跃的火光瞬间映亮了他的侧脸，把他眉宇间的凝重照得格外清晰，下颌线绷得紧紧的。
“你可还记得，三年前在上海龙华遇害的柔石、胡也频他们？就是左联那五位年轻作家。”他停下手中的动作，转头看向陈舒妍，见她默默点头，眼神也跟着黯淡下去——当年这件事传过来时，他们还在上海，妻子为此难过了好几天。他才继续说：“那根本不是结束，只是个开始。去年六月，杨杏佛先生——就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因为一直致力保障爱国人士的民权，敢跟当局提意见，在上海法租界的亚尔培路，被特务开枪暗杀了，连他的儿子都差点受伤。而就在这个月月初，十一月三号，《申报》的主持人史量才先生，就因为报纸上屡屡登载抗日救国的文章，还敢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要求民主，在从杭州返回上海的路上，车子刚到海宁翁家埠，就被军统的特务截住了，连开数枪……”
“史先生……”陈舒妍听到这里，猛地倒吸一口凉气，手里的书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书页边缘被她捏得发皱。《申报》她从小就看，史量才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那是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名的报业巨子，连这样的人都难逃毒手！她嘴唇微张，想说“他们怎么敢”，可话到嘴边，却被巨大的震惊堵得说不完整，只余下带着颤音的几个字：“他们……他们怎么敢？！史先生可是……可是连不少政要都要给几分薄面的啊！”
“因为他们害怕。”徐渊转过身，火光照在他眼里，让他的眼神显得格外锐利，像淬了光的刀，“他们害怕真理，害怕民众被这些文章、这些声音唤醒，害怕所有人都看清他们‘攘外必先安内’的真面目，害怕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声音传开来。所以才不惜动用最卑劣的暗杀手段，制造白色恐怖，想让所有人都吓得不敢说话，噤若寒蝉。”
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叠得整齐的内部通报——通报的纸张是泛黄的毛边纸，右上角盖着个模糊的红色公章，上面的字迹是油印的，有些地方因为油墨不均显得有些模糊，几处关键数据还用红铅笔圈了出来。他把通报摊在桌上，指尖点在“查禁书刊”那一行，语气里的愤懑压都压不住：“不仅是暗杀，查禁书刊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份通报是上周从上海经理处送来的，上面写着，今年二月，就上海一地，被巡捕房和市党部查禁的社科和文艺书籍，足足有近一百五十种，进步刊物也查禁了七十多种。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茅盾先生的《子夜》，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不敢公然摆出来，连旧书摊都要藏着掖着，怕被抄走。他们这哪里是禁书，分明是想把国人的思想，也一并囚禁起来，让所有人都变成只会听话的木偶！”
壁炉里的木柴又“噼啪”响了一声，火星溅起，映得通报上的字迹忽明忽暗，也映着徐渊和陈舒妍沉郁的神色，书房里的暖意仿佛被这份沉重冲淡了些，只剩下窗外寒风的呜咽，在夜色里断断续续地响着。
陈舒妍感到一阵心寒，她想起自己在金陵女大时，同学们热烈讨论新思想、关心国家命运的场景，与如今的万马齐喑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如此下去，国人岂不成了聋子、瞎子？连真话都听不到了，还谈何救国？”
“高压之下，必有暗流。”徐渊走到妻子身边，轻轻按住她微颤的肩膀，既是安慰，也是陈述一个事实，“思想的火种是扑不灭的。越是禁锢，有识之士的抵抗便会越坚决。这些卑劣的行径，或许能逞凶一时，但最终只会让更多的人看清他们的本质。真正的救国之声，不会因此而断绝，只会转入地下，以更坚韧的方式传播。”
他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那无声处正在酝酿的惊雷。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坏在当道者之暴虐，好在人心之未死。我们需更加小心，但也更需坚持我们该做之事。无论是振兴实业，还是保存文化火种，都是在为这个民族的未来，留下一点希望。”
陈舒妍依偎在丈夫身旁，从他坚定的话语和沉稳的气息中汲取着力量。窗外山风依旧，但夫妻二人心中对这片土地未来的信念，却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彼此温暖，愈发坚定。他们知道，在这文化凋零的严冬之下，守护一份清醒与良知，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