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沉闷的环境下往前推进，徐渊在做完自己该做的，能做的之后，就再次沉寂下来，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徐公馆里统筹产业，分析从四面八方得来的各类消息。
五卅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首先爆发了工人总罢工、学生总罢课、商人总罢市（“三罢”斗争），随后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南京等近500个城市的人民群众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怒潮。其中，香港和广州的省港大罢工（将持续16个月）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沉重打击了英国在华势力。
五卅惨案发生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北方是段祺瑞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北洋政府），南方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蒋介石等主导的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政权）。两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性质，对五卅惨案的反应与措施存在显着差异。
北洋政府本质上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政权，其反应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被动性。
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迫于全国反帝浪潮的压力，不得不作出回应。外交部于6月1日向英、日等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撤退驻沪英兵”等；派专员到上海调查事件，并与列强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如收回领事裁判权、租界管理权等）。
但北洋政府的根本目的是维持自身统治，惧怕群众运动威胁其利益。一方面谴责群众“过激行为”，下令各地“禁止游行示威”，防止运动扩大；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暗中妥协，交涉中缺乏坚定立场，最终在列强的拖延和压力下，未能实现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核心诉求。
当下的广州国民政府是具有革命性质的政权，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其反应更为积极坚决。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反帝；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发动广东各界捐款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形成南北呼应的反帝声势。
为支援五卅运动，广州国民政府积极支持香港和广州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至开始）。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领导，组织工人封锁香港，断绝交通和贸易，使香港一度陷入瘫痪，沉重打击了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国民政府为罢工提供政治支持和部分物资援助，将群众运动与革命政权的反帝目标相结合。
国民政府将五卅惨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军阀统治的革命纲领相结合，进一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吸引了更多进步力量支持革命，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两者的差异，深刻反映了当下不同政治力量在民族危机面前的立场分野。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权必然妥协，而以人民利益为目标的革命政权才能真正领导反帝斗争。
五卅运动打破了辛亥革命后长期的沉闷局面，空前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意识，让更多人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是民族灾难的根源，推动了民众对革命的认同。
五卅惨案打破了部分人对“列强文明”的幻想，“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成为全社会（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诉求，抵制外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如抵制英货、日货的商户数量较1924年增长3倍）。
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民众参与意识觉醒，进步报刊（如《向导》《中国青年》）发行量激增，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书籍在学生和工人中普及；农民运动开始萌芽（如广东海陆丰农民协会成立），标志着革命力量从城市向农村延伸。
与此同时，五卅运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共产国际和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纷纷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列强面对持续压力，与北洋政府达成部分表面妥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抚恤死者家属”“解雇部分肇事巡捕”“增加工人工资”（如日资纱厂工人工资提高5%-12%）；但对“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核心诉求坚决拒绝，甚至通过增兵上海、操控舆论等方式压制反帝运动，暴露其殖民本质。
……
1925年深秋的上海，风卷着法租界梧桐叶滚过柏油路，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极了那些被压进档案袋里的交涉文书。徐渊看得透彻，五卅运动虽从直接冲突转向深层斗争，但已深刻改变国内格局。
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妥协性暴露无遗。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在五卅交涉中软弱无能，引发民众不满，年末将被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推翻，北洋政府陷入更混乱的权力真空；各派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等）为争夺地盘混战不休，甚至勾结帝国主义镇压群众运动（如张作霖在东北查封总工会，吴佩孚在华北禁止反帝游行），彻底丧失民心。
广州国民政府成为革命核心，为后续北伐战争的爆发奠定了政治、军事和社会基础（政治上国民政府于7月正式成立后，以五卅运动为契机，明确“反帝反封建”纲领，获得全国进步力量支持，宋庆龄、廖仲恺等积极推动国共合作深化；军事上改编军队为国民革命军，建立黄埔军校分校，为北伐战争储备力量；通过支持省港大罢工，强化与工人、农民、学生的联系，广东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徐渊的视角下，南京路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黄包车在电车轨道间穿梭，西装革履的洋人搂着穿旗袍的女子走进百货公司，橱窗里的霓虹灯把“大减价”三个字照得刺眼。
他总觉得这繁华蒙着层血色。
街角那处曾被警戒线围起来的地方，如今摆上了卖香烟的小摊。摊主是个断了半截手指的工人，听说夏天就在巡捕房外挨过枪子。有人问起五卅那天的事，他总是低头用残指卷着烟纸，声音闷在喉咙里：“过去了，都过去了。”可徐渊见过他夜里蹲在巡捕房后墙根，对着墙缝里嵌着的半片血衣发呆。
工厂区的烟囱依旧冒着黑烟，只是日资纱厂门口多了块木牌，用歪扭的中文写着“工人工资加一成”。作为时刻留意市场动向的资本家之一，徐渊知道那点涨幅还抵不上物价的三成。他看到有老工人用粗糙的手掌攥着皱巴巴的工资单喃喃自语“这算哪门子改善？他们把打死顾正红的钱，匀了点给我们买米，就当没事了？”
公共租界的巡捕换了批新面孔，印度巡捕少了些，更多穿黑制服的英国人扛着枪站在岗亭里。听说“惩办凶手”的结果，就是把那天开枪的巡捕调去了香港——换个地方继续拿枪指着中国人。他见过那巡捕的照片，在一份外文报纸的角落，嘴角还挂着和去年夏天一样的漠然。
最刺目的是外滩。那些挂着英、美、日国旗的银行大楼，比从前更高了些——听说他们用从中国赚的钱，又加盖了两层。江面上停泊的外国军舰少了几艘，却多了艘挂着“万国商团”旗帜的炮艇，炮口依旧对着陆家嘴的方向。
偶尔有学生在街上散发传单，不再喊“收回租界”，只印着“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字样。可没走几步，就会被巡捕拦住，传单被揉成纸团扔进垃圾桶。有次徐渊看见个穿中学校服的少年，把传单藏在课本里，趁巡捕转身的瞬间，飞快地塞进黄包车夫手里。那车夫攥着纸的手在发抖，却把车往僻静的巷子里赶，像是捧着团火。
法租界的公馆区依旧夜夜笙歌。他去参加过一次洋行的晚宴，席间有英国领事举着香槟，笑着说“上海的秩序恢复得很好”。旁边有人附和，说“中国人还是需要引导的”。徐渊看着那人领带上别着的钻石别针，突然想起去年夏天在警戒线外闻到的血腥味——原来钻石和血，在某些人眼里，是能混在一起下酒的。
夜里过苏州河时，总能看见对岸棚户区的灯火。省港罢工的工人有不少躲在那里，靠着各地寄来的捐款过活。有次他划船过去送棉衣，听见有人在唱《国际歌》，调子跑了，却唱得笔直，像暗夜里竖起的脊梁。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看见他，递来张油印的小报，上面印着共产国际的宣传文章，字迹模糊，却烫得人手心发热。
风更冷了，吹得他站立的露台上的铁栏杆冰凉。徐渊摸出怀表，看了下时间，早上收到的消息，说香港的英国商行快撑不住了，船运停了大半。他想起宣传小报末端画着的小小五角星，旁边写着：“冬天会冷，但火不会灭。”
低头看向江面，潮水拍打着岸边的石阶，发出沉闷的响声。那些被拒绝的诉求，那些没收回的租界，那些依旧飘在头顶的外国旗帜，像石头压在上海的胸口。可江水还在流，带着上游的泥沙，也带着某个深夜从棚户区漂来的、写着“反帝”的木牌。
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敲了十一下。徐渊把怀表揣回怀里，转身往楼梯口走。上海滩的夜，依旧被租界的灯光切得四分五裂。但在那些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总有人在擦火柴，一簇簇微光，像撒在黑夜里的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