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风裹着股焦糊味,刮在脸上像带了沙。赵佳贝怡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台阶下,望着远处被炸塌一半的国会大厦,钢筋在残阳里支棱着,像只折断翅膀的鸟。
身上的制服是连夜赶制的,粗布料子磨得脖子发痒,胸前的勋章别得有点歪——出门前小护士手抖得厉害,针扎在她皮肉上,疼得她龇牙咧嘴,那姑娘却红着眼圈说:“赵医生,您可得替小石头爸妈,替那些没了的人,把话说透!”
“知道了。”她当时揉了揉姑娘的头发,指尖沾着姑娘掉的眼泪,咸涩涩的。
法警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香水与汗味的气息涌出来。赵佳贝怡深吸一口气,抬脚迈进去,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笃笃”响,在这过分安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越。
高台上的法官们穿着黑袍,袍子垂到地面,像一丛沉默的树。来自中、美、英、苏等国的法官目光沉沉,落在她身上时,带着审视,也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期许。
台下的被告席被一圈冰冷而坚固的铁丝网紧紧地围住,仿佛那是一个专门用来囚禁恶人的牢笼,又好似圈养牲口的围栏一般。曾经,这些战犯们在报纸上风光无限、不可一世,但如今却都蜷缩在各自的座位里,显得无比渺小和卑微。
有些人低着头,专注于自己手指间的小动作,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内心的不安;还有些人则不停地用手帕擦拭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以至于白色的衬衫背后已经渐渐渗出了一大片深色的湿润痕迹。
赵佳贝怡的双眸如同寒星般冰冷彻骨,仿佛能将人冻结成冰。她那美丽而又凌厉的目光,犹如一把利剑,慢慢地划过面前这一群曾经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战犯们。这些人如今被关押在这里,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和权势,但他们脸上依然残留着一丝傲慢与不屑。
然而,当赵佳贝怡的视线触及到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时,她的动作略微停顿了一下。这个男人看上去文质彬彬,甚至有些儒雅,但只有熟悉历史的人才知道,他就是臭名昭着的 731 部队的军医总监!不仅如此,他还是清水百合的直接上级领导。
赵佳贝怡紧紧握着手中的日志本,轻轻翻开它。只见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那个男人所写下的文字,每一行字都像是用鲜血染成一般触目惊心。那些批注无一不显示出他内心深处的残忍与无情——“实验成功,效果极佳,建议大量推广使用......”
闪光灯“咔嚓”响,像战场上空的流弹。赵佳贝怡没躲,径直走到证人席,木椅子凉得像块冰,她坐下时,裙摆蹭过地面,发出细碎的窸窣声,在这庄严肃穆的地方,竟显得有些突兀。
“证人,请陈述你的姓名与身份。”检察官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带着金属的冷硬,在穹顶下荡出回音。
赵佳贝怡挺直脊背,制服的领口勒得脖子发紧。她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像投进湖面的石子,稳稳地散开:“我叫赵佳贝怡,中国八路军野战医院特种医疗队队长,医学专家。”
她的目光掠过翻译,直接看向法官席,字斟句酌:“从1937年到1945年,我在前线抢救过超过三千名伤员,其中有两百一十人,死于日军的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
被告席里有了动静,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突然抬头,眼神像淬了毒的针。赵佳贝怡没理,从随身的皮包里拿出个牛皮本子,封面磨得发毛——是她记了八年的病历本。
“1938年,淞沪战场。”她翻开本子,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我遇到第一个细菌战受害者,是个十六岁的小兵,没中弹,却突然发烧到四十度,吐黑血。他说前一天在战壕里喝了积水,水里漂着白花花的东西,像棉絮。”
她抬眼看向法官:“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鼠疫杆菌的培养基。那孩子死的时候,指甲盖全黑了,抓着我的手喊‘娘’,喊得我耳朵疼。”
声音。赵佳贝怡继续翻本子,纸页“沙沙”响,像有人在哭:“1941年,武汉郊区。一个村子三天死了四十二口人,症状一模一样——上吐下泻,皮肤溃烂。我们在井里找到个瓷瓶,里面装着浑浊的液体,后来化验出是霍乱弧菌。”
她顿了顿,声音发哑:“有个老太太,儿子儿媳都死了,抱着三岁的孙子坐在门槛上,等我们去的时候,祖孙俩都硬了,孩子手里还攥着块没吃完的红薯干。”
被告席上传来压抑的咳嗽声,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掏出怀表,假装看时间,指节却在发抖。赵佳贝怡从皮包里拿出个玻璃罐,里面泡着块褪色的布料,边角绣着朵樱花,花心已经发黑。
“这是从日本特工清水百合身上找到的。”她举起玻璃罐,阳光透过罐子,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她是731部队的核心研究员,这块布是他们的标识。她死前留下了数万字的实验记录,还有这些——”
她微微抬手,向身旁的工作人员做了个手势。那名工作人员心领神会地走上前来,将一个密封的文件袋递给了她。她小心翼翼地接过文件袋,仿佛手中捧着的是什么稀世珍宝一般。
打开文件袋后,可以看到里面装着一叠厚厚的纸张,这些都是清水百合笔记的复印件。每张纸的边缘都被整齐地剪裁过,上面还标注着清晰的页码和编号。
她轻轻翻动着页面,声音平静而又坚定地说道:“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数据和实验结果。比如说,第 17 页就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使用活人来测试芥子气浓度的过程。从最开始的 0.1 克剂量,一直增加到最后的 10 克。而且,就连那些可怜的受害者们身体抽搐的具体次数也都一一记载下来了!”说到这里,她的眼神变得有些愤怒,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
接着,她继续翻看着手中的复印件,找到了第 49 页,并指着其中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符号解释道:“这一页则是关于细菌弹投放公式的研究成果。通过计算不同条件下的风速、湿度等因素,我们可以准确预测出这种武器所造成的感染范围究竟会有多大......
检察官接过文件,传给法官们。有位白发法官翻着翻着,突然重重拍了下桌子,用英语骂了句脏话,声音大得整个法庭都听见了。
被告席里炸开了锅,战犯们用日语嚷嚷起来,有的喊“伪造证据”,有的喊“污蔑”。法警冲上去按住他们,铁丝网发出“哐啷”的碰撞声。
赵佳贝怡等他们安静下来,才继续说:“这些不是伪造的。我们在东北平房区的废墟里,找到了和笔记对应的实验室,铁笼上的编号,培养皿的碎片,甚至墙上的血渍,都能对上。”
她的目光像把刀,剜向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比如笔记第83页提到的‘b实验’,用的是三个月大的婴儿,您当时在场,还在旁边批注‘哭声影响数据采集’,对吗,石井博士?”
那个男人的脸“唰”地白了,瘫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话。
“接下来,请看影像证据。”检察官的声音带着怒意。
工作人员推上来一台改装过的放映机,铁壳上坑坑洼洼的,是炮弹崩的。赵佳贝怡看着那机器,突然想起在东北废墟里找到胶卷的那天,零下三十度,她跪在雪地里,手指冻得发紫,一点点把冻成硬块的胶卷从瓦砾里抠出来,小护士在旁边哭:“赵医生,别冻坏了手……”
灯光“唰”地灭了。放映机发出“滋滋”的声响,一束光打在幕布上,映出模糊的黑白画面。
最先出现的是实验室,白得晃眼。穿白大褂的人围着手术台,上面躺着个赤裸的男人,手脚被皮带勒出红痕。有人举着手术刀,动作麻利地划开他的胸膛,旁边有人举着秒表,有人在本子上记录——画面里没有血,因为用了特殊处理,可那无声的切割,比鲜血淋漓更让人窒息。
赵佳贝怡的手攥成了拳,指甲掐进掌心。她认出手术台边的那个侧影,是清水百合,白大褂的袖口沾着深色的渍,她正低头看男人的内脏,嘴角似乎还带着笑。
幕布上闪过一张张脸:有个老婆婆被绑在椅子上,眼里淌着泪,却死死咬着嘴唇不吭声;有个年轻姑娘拼命挣扎,皮带勒进她的胳膊,露出骨头;还有个孩子,看起来才四五岁,被按住注射什么,哭喊声虽然听不见,可那张大的嘴,扭曲的脸,像针一样扎进每个人的眼睛。
接着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像砍倒的木头一样被扔进卡车,画面角落有块木板,写着“1943年7月,处理完毕107-156号”。最后出现的是数据图表,红笔圈着的死亡时间,蓝笔标着的感染速度,旁边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和笔记上的笔迹一模一样。
放映机“咔哒”停了,灯光猛地亮起,刺得人眼睛发酸。法庭里静得可怕,只有有人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像漏风的风箱。有个女记者捂住嘴,肩膀抖得厉害;几位法官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眼角。
赵佳贝怡站起身,目光扫过被告席。那些战犯有的低着头,有的瘫在椅子上,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脸色白得像纸,嘴角直抽,像是要吐。
“这些不是数字,不是报告。”她的声音不高,却像惊雷滚过法庭,“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名字,王铁柱,李秀莲,小石头……他们有家人,有没说完的话,有没干完的活!”
她的目光撞上法官席,眼里的光像淬了火:“他们的冤屈,必须伸张!历史的真相,必须刻在石头上,让子子孙孙都记着——谁也不能忘,谁也不能改!”
话音落下,法庭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接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记者们的闪光灯亮成一片,晃得人睁不开眼。赵佳贝怡站在那里,后背挺得笔直,像株在炮火里没倒下的白杨树。
她知道,这不是终点。审判结束了,可那些伤口还在流脓,那些失去的人回不来了。但至少,她把真相亮在了太阳底下,让全世界都看看,这些人干了些什么。
走出法庭时,东京的太阳正往下沉,把云彩染成一片红。赵佳贝怡摸了摸胸前的勋章,金属的温度透过制服渗进来,暖烘烘的。她想起麻明福的信:“等你回来,咱在村口老槐树下摆酒,让王大爷吹唢呐,让小石头给你献花……”
她笑了笑,脚步轻快了些。海平线那边,是祖国的方向。轮船的鸣笛声悠长地传来,像在催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