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时，京城新落成的“望岳楼”亮起了灯火。一百层高的楼体如擎天之柱，玻璃幕墙反射着天边的晚霞，将半个京城的流光溢彩都映在其中。苏砚秋站在顶层的观星台上，晚风拂动他的衣袍，带着远处护城河的水汽，也带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气息。
脚下的街道像条流动的星河，马车与新式蒸汽汽车交错穿行，车灯汇成金色的河流；远处的朱雀大街上，商铺的霓虹灯牌次第亮起，“绸缎庄”“钟表行”“西餐馆”的字样在暮色中格外醒目；更远处，成片的新式住宅区鳞次栉比，红瓦屋顶间点缀着绿地与公园，与记忆中低矮拥挤的胡同已是两个天地。
“苏老，这楼用了格致馆最新的钢骨结构，墙体是双层隔热玻璃，连电梯都是蒸汽驱动的，一分钟能上十层。”陪同的工部郎中指着楼内的机械图纸，语气里满是自豪，“三年前刚动工的时候，还有人说‘石头垒的楼都塌，这钢铁架子能撑住？’现在站在这儿，谁不说一声‘神了’！”
苏砚秋扶着汉白玉栏杆，目光落在楼底的地基处。那里曾是片棚户区，他年轻时路过，总见着百姓在低矮的土坯房里进出，雨天时道路泥泞，晴天则尘土飞扬。有次暴雨冲塌了房，他还跟着衙役一起帮着搬东西，那时的百姓叹着气说：“啥时候能住上不漏雨的房子哟。”
而现在，棚户区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这片拔地而起的高楼群。望岳楼旁边，五十层的“民生大厦”里，公务员们刚下班；三十层的“格致公寓”亮着万家灯火，其中一扇窗后，或许就有当年棚户区的百姓，正坐在灯下看报。
“还记得三十年前，京城最高的楼是兵部的钟楼，也就六层。”苏砚秋的声音带着感慨，“那会儿修个青砖小楼都得请老师傅来把关，谁敢想能盖起一百层的楼？”
郎中笑着递过望远镜：“您看那边，永定河畔的新式码头，能停万吨轮船；再往南，是去年建成的电气化铁路站，火车跑起来比马快十倍。这些，搁在以前，不都是神话里的事？”
透过望远镜，苏砚秋看到码头的吊臂正在装卸货物，灯火通明的船舱里，工人正用机械传送带搬运木箱——那是从南洋运来的橡胶和香料，要送到城内的工厂里，做成轮胎和香皂。而在铁路站，穿着制服的乘务员正引导乘客上车，车窗里透出温暖的灯光，隐约能看见乘客们捧着报纸或小说，神情闲适。
他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蒸汽机车时的情景。那时候的火车还冒着黑烟，跑起来哐当作响，速度不及现在的一半，百姓围着看稀奇，说“这铁家伙怕是跑不远”。可现在，电气化铁路已经修到了西域，连新疆的棉农都能坐着火车去京城卖棉花。
“变化最大的，还是百姓的日子。”苏砚秋放下望远镜，望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以前谁家要是有辆马车，就算殷实人家；现在蒸汽汽车都开始普及了，听说格致馆还在研究不用马拉的‘电车’。以前吃顿肉得等年节，现在街头的餐馆里，四菜一汤是寻常饭食。”
正说着，观星台上的报时钟敲响了八点。清脆的钟声传遍全城，与远处戏园子里的唱腔、酒楼里的笑语、工厂下班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鲜活的夜曲。几个年轻人举着相机在拍照，闪光灯亮起时，能看见他们脸上兴奋的笑容——他们是格致馆的学生，专门来记录这百米高楼与京城夜景的合影。
“苏老您看，那是新修的图书馆，”郎中指着东边一座灯火通明的建筑，“藏书比以前的翰林院还多，百姓凭身份证就能进去看。还有那边的体育场，能容一万人，上周刚举办了全国的赛跑比赛，连西域的棋手都来参加了。”
苏砚秋的目光掠过那些崭新的建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他这一生，见过太多艰难：战乱时的流离失所，灾荒时的饿殍遍野，百姓为了一口饱饭而奔波的模样，曾是他心里最深的牵挂。而现在，站在这百米高楼上，看到的是安居乐业的市井，是日新月异的建设，是百姓眼里藏不住的笑意。
“盖楼不难，难的是让楼里的人过得踏实。”他轻声说，“这一百层的楼，能盖起来，是因为百姓的日子有了根基——有粮吃，有衣穿，有工做，有书读。根基稳了，楼才能越盖越高。”
晚风渐凉，远处的天际线被灯光勾勒得愈发清晰。苏砚秋转身往电梯口走，玻璃幕墙上倒映着他的身影，也倒映着这座他守护了一辈子的城市。电梯下降时，透过舷窗能看到层层叠叠的楼群，像一片生长的森林，而森林的每一片叶子，都藏着一个家庭的希望。
走出望岳楼时，门口的马车夫笑着打招呼：“大人，今儿晚风好，看这楼是不是比画里还气派？”
苏砚秋点点头，坐进马车。车窗外，夜市正热闹，小贩的吆喝声、孩童的笑声、汽水开瓶的“啵”声，都透着蓬勃的生机。他知道，这百米高楼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就像这不断向上生长的城市，就像这越来越好的日子，还会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
而他此刻的欣慰，或许就藏在这晚风里，藏在这万家灯火里，藏在这新旧交替、生生不息的大明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