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二十二年（公元283年）春，经过三年养精蓄锐，蜀汉国力显着增强，府库渐盈，甲兵已利。然天下大势，瞬息万变。北方的晋朝，在晋帝司马炎统治下，虽内部分有贾充、荀勖等权臣暗斗，然整体实力仍在稳步提升，荆州都督羊祜治军有方，深得民心，陇右都督杜预亦在积极备战。东吴暴君孙皓虽荒淫日甚，然其名将陆抗犹镇西陵，苦苦支撑江东防线。三国鼎立之局，进入了一个微妙的战略僵持阶段。蜀汉僻处西陲，若想打破僵局，实现北定中原的终极目标，仅凭一己之力正面强攻中原，无疑难如登天。必须审时度势，寻找乃至创造战略机遇。此际，一个大胆的、极具风险却也蕴含巨大机遇的战略构想，在蜀汉高层中酝酿成熟——利用吴晋长期对峙、相互消耗的态势，主动与东吴进行战略协调，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共击强晋。然，吴蜀积怨甚深，联盟脆弱，与虎谋皮，稍有不慎，便可能引火烧身。南北呼策，考验的是决策者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与驾驭复杂外交局面的高超智慧。
清明时节，成都郊外惠陵、武侯祠，松柏苍翠。皇帝刘禅率文武重臣举行祭扫大典。典礼庄严肃穆，刘禅亲祀昭烈皇帝刘备与武乡侯诸葛亮，缅怀创业维艰，告慰克复成都之绩。礼毕，刘禅未立即返驾，而是借武侯祠旁一处精舍，与卫将军录尚书事诸葛瞻、大将军姜维、尚书令陈祗、秘书令郤正等核心谋臣，进行了一次关乎国运的密议。此地此景，意在追思武侯联吴抗曹之遗策，亦显当下决策之慎重。
刘禅于武侯遗像前焚香毕，屏退左右，对诸臣慨然道：“先帝、相父之志，在于克复中原，还于旧都。今我朝虽得休养，然北晋势大，非独力可图。朕观天下之势，吴晋对峙于江淮，日耗其力。昔日相父‘东和孙吴’之策，今时可有用乎？若能与东吴再度携手，东西并举，使晋首尾难顾，或可收奇效。然，孙皓暴虐，吴廷混乱，盟约可谓纸薄。诸卿以为，此策可行否？利弊几何？” 其言已显露出主动塑造战略格局的意愿。
大将军姜维立即响应，目光灼灼：“陛下圣明！此正乃打破僵局之良机！晋贼虽强，然其地广，需分兵守御。我据长江上游，若能与吴军约期同时大举北伐，维愿亲提精锐出秦川，直指关中；吴军出淮南，威胁许洛。晋军纵有百万，亦难两面兼顾！纵使吴人不能竟全功，只要能牵制住晋军主力，我北线大军便有可乘之机！即便事有不谐，我握上游之利，退守亦易。此策利大于弊！” 他渴望通过大规模战略协作，实现毕生夙愿。
尚书令陈祗却持重谨慎，摇头道：“大将军之议虽壮，然风险极大。孙皓非孙权，其性多疑残暴，毫无信义可言。我欲与之盟，彼必索要巨利，或要求我先行出兵，彼则坐观成败。且联盟之事，极易泄密。若晋人先知，或重兵设伏，或反间吴人，则我孤军深入，危如累卵。昔年关羽之败，皆因东吴背盟。与吴谋事，无异与虎谋皮，需慎之又慎。” 他代表了朝中对东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秘书令郤正补充道：“即便联盟可成，协调亦是难题。两地相距遥远，讯息往来迟缓，如何约定准确的出兵时间、路线、目标？若一方有变，另一方如何应变？其间变数太多，非算无遗策，不可轻动。”
面对争议，卫将军诸葛瞻沉吟良久，方缓缓开口。他走到精舍内悬挂的巨幅天下舆图前，手指划过长江天险，声音沉稳而清晰：
“陛下，诸位所虑，皆切中要害。姜大将军欲借力打力，乃进取之思；陈令君、郤令君忧心反复，乃老成之见。然，瞻以为，天下棋局，非独弈于中原，亦弈于人心、弈于时机。‘南北呼策’，非简单重回旧盟，更非寄望吴人信义，而应是一场‘以我为主，因势利导，风险可控’的战略运作。其核心，在于‘以策为主，以约为辅；虚虚实实，争取主动’。”
他详细阐述了其“南北呼应，以策为先”的系统方略：
“故，臣浅见，此策可分三步走，步步为营。”
“上策：不盟而盟，顺势而为。” 此为最优选择，“我朝无需与吴缔结正式盟约。可遣一能言善辩、熟知吴情的重臣，以通好为名，密赴建业，不直接提出联合出兵，而是向吴主孙皓及陆抗等将领，透露我即将于秋后大举北伐的决心，并善意提醒晋军在淮南防线相对薄弱。此举，意在诱使吴国趁火打劫，主动对晋用兵。无论吴国是真是假，只要其有所动作，便能牵制晋军。我则静观其变，若吴军果动且形势有利，我便按计划出兵；若吴军不动或迅速失利，我则可调整计划，损失不大。主动权在我。”
“中策：有限协作，各取所需。” 此为备选，“若吴人要求明确盟约，我可与之约定，在特定方向进行战略层面的配合，但不出动主力进行战役协同。约定可模糊，如‘见机行事’。同时，要求吴国开放长江部分水道，允我小规模商队通行，以便联络。此策，即便吴人背约，我亦不至于陷入绝境。”
“下策：独立行动，造势慑敌。” 此为底线，“若与吴交涉完全失败，或发现其诚意全无。我则独自行动，但可大肆宣扬‘汉吴将盟，共伐暴晋’，并令姜维大将军在北线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摆出即将大举进攻的态势。同时，通过靖安司渠道，在晋境散播谣言。以此虚张声势，迫使晋军加强各地防务，分散其兵力，为我将来真正的进攻创造有利条件，或至少保持对晋的压力。”
诸葛瞻的策略，灵活多变，将风险降至最低，力求利益最大化。刘禅听罢，深以为然，决断道：“卫将军深谋远虑，此三策进退有据，甚合朕意！便依上策行之！郤正，朕命汝为密使，持朕手书，秘密出使东吴，会见孙皓及陆抗，依卫将军之策行事。切记，不卑不亢，察言观色，务以国家利益为上！”
“陛下，” 姜维仍有疑虑，“若吴人要求我出示出兵计划细节，或要求我提供粮草军械，该如何应对？”
诸葛瞻答道：“大将军所虑极是。我可示以宏观方向，如兵出秦川，但绝不可泄露具体路线、兵力。至于物资，可婉拒，言我亦需备战，然可允诺战后以战利品或通商优惠相酬。关键在于，要让吴人觉得有利可图，且我决心坚定。”
秘书令郤正领命，精选随从，携带重礼，沿江东下，抵达吴都建业。此时吴国，孙皓虽暴虐，然陆抗、万彧等重臣尚在，朝政未完全崩坏。郤正凭借其渊博学识与不凡气度，先后会见了丞相万彧与镇军大将军陆抗。
在会见万彧时，郤正不着痕迹地透露了蜀汉即将北伐的“决心”，并暗示晋帝司马炎近来宠信张华等北方士人，对江东旧族多有打压，若吴能趁势北上，或可重划江淮。万彧虽贪权，亦知晋强吴弱，对此议将信将疑，但表示可奏明吴主。
在拜会陆抗时，郤正则更多从军事角度分析，指出晋荆州羊祜部虽治军严整，然兵力分布有迹可循，淮南一带因司马伷与王浑不和，防务存在弱点。陆抗乃当世名将，深知联蜀抗晋的战略价值，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吴蜀旧怨及孙皓的多疑，他对郤正道：“贵国若能真出大军，牵制晋雍凉之师，我江东儿郎，必不令其专美于淮南。然，此事关乎国运，需从长计议，非一使可定。” 态度谨慎但留有余地。
最终，郤正觐见吴主孙皓。孙皓态度傲慢，索要巨额助战经费，并言语间多有试探。郤正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强调此乃互利之事，若吴坐失良机，待蜀汉覆灭，晋军下一个目标必是江东。最终，双方未达成书面盟约，但孙皓口头表示“时机若至，自当用兵”，并允许蜀汉商船在特定条件下经三峡通行。此行虽未竟全功，但成功传递了信息，探查了吴廷态度，并为后续接触留下了通道。
郤正使团归国，详细禀报了吴国之行所见所闻。刘禅与诸葛瞻、姜维等研判后认为，陆抗态度是关键，吴国在压力下有出兵可能，但不可寄予厚望。决策层遂定下基调：立足自身，外借其势。
大将军姜维据此开始积极备战。以北线汉寿郡为前进基地，秘密向剑阁、白水等关隘增调精锐，囤积粮草。命张翼、廖化等将加强对祁山、斜谷等旧道的侦察。在江州、永安的水师也加强演练，摆出可能顺流东下配合吴军的姿态，实则主要为防范吴军并保持上游威慑。整个北线，如同一张逐渐拉开的强弓，引而不发。
卫将军诸葛瞻则坐镇成都，统筹全局。督促大司农张质保障后勤，命靖安司张嶷加强对晋军动向，尤其是淮南王浑、荆州羊祜、陇右杜预所部的监控，并散播“吴蜀将盟”的谣言，扰乱晋廷判断。
年轻的将领如赵广、张毣等在此次备战中得到历练，开始崭露头角，蜀汉的人才梯队逐渐形成。
至章武二十二年秋，蜀汉北伐的准备已基本就绪。然而就在此时，从北方接连传来两个重大消息，彻底改变了战略态势：
其一，靖安司急报：晋大司马、荆州都督羊祜病重，恐不久于人世！晋荆州防务可能出现动荡。
其二，几乎同时，江东细作冒死传讯：吴镇军大将军陆抗亦病危！东吴西线支柱将倾！
消息传至成都，刘禅急召重臣议事。武德殿内，气氛凝重而兴奋。
姜维激动奏道：“陛下！天赐良机！羊叔子、陆幼节皆乃晋吴柱石，二人若同时倾覆，则晋南疆、吴西陲必生乱象！此正我南北呼策见效之时！臣请即刻发兵，北出秦川，机不可失！”
诸葛瞻却异常冷静，沉吟道：“大将军之言有理，然需谨慎。羊祜、陆抗若逝，其继任者何人？能力如何？晋吴是会因主帅更迭而混乱，还是会同仇敌忾？尚未可知。且我军准备虽足，然秋粮未收，大战若起，补给能支撑多久？需有万全之策。”
陈祗、郤正等亦认为风险犹存，主张继续观望，待局势明朗。
刘禅目光扫过群臣，最后落在舆图上，沉声道：“卫将军老成谋国，大将军锐意进取。然，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决断。朕意已决：大将军姜维，即刻秘密前往汉寿郡，总督北线诸军，进入临战状态，密切监视晋军动向，若确认羊祜死讯且晋南线有变，可伺机发动试探性进攻，夺取武都、阴平等边郡，扩大战略缓冲区，但切忌孤军深入！卫将军诸葛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粮秣军械供应，并加强对东吴动向的监视。此役，不求速胜，意在试探虚实，巩固防线，并为将来大举北伐进一步积累经验！”
此令一下，蜀汉战争机器全力开动。姜维星夜北上，诸葛瞻坐镇中枢。一场由“南北呼策”引发的战略博弈，随着两位敌方擎天巨柱的即将倾颓，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