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岭村带回的短暂平静，像冬日里呵出的一口热气，刚触到南京阴冷的空气就散了。工作室的卷闸门拉起时，铁锈摩擦的“吱呀”声在空荡的楼道里撞出回响，比三个月前更显寂寥。绘图板上还压着苏苗苗去年画的手艺人速写，炭笔线条被阳光晒得发淡，却仍能看出她勾勒剪纸婆婆时的细心——连指节的褶皱都画得分明。何世清走过去，指尖刚碰到纸面就猛地缩回，那触感太像苏苗苗伏案时，她悄悄搭在对方手背上的温度，烫得人眼眶发酸。
身旁那把米白色的办公椅永远空着，椅背上搭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是苏苗苗常穿的那件，袖口还沾着云岭村老戏台的红漆。何世清弯腰，把外套往椅背上拢了拢，指尖触到口袋里硬邦邦的东西——是苏苗苗的采访本，塑料封面磨出了毛边，里面夹着半块没吃完的薄荷糖，糖纸都泛黄了。巨大的虚无感像潮水般涌来，她扶着桌沿蹲下身，额头抵着冰凉的金属桌腿，图书馆里那些手艺人的资料在脑海里翻涌，却填不满心底那个被生生剜去的空洞。
榉木盒子放在书架最上层，是苏苗苗生日时她送的，边角被两人摩挲得发亮。何世清搬来凳子取下盒子，打开时，樟木的香气混着信纸的油墨味飘出来，那是苏苗苗留下的二十多封未寄信，每一封都写着“给清清”。指尖拂过最上面那封，停在“那本关于手艺人的书，要拍最暖的光”那一行，信纸边缘已经起了毛，是她这三个月反复摩挲的痕迹。指腹划过“暖”字，她忽然想起苏苗苗总说她手凉，冬天总把她的手揣进自己口袋里焐着，喉咙里的哽咽再也压不住。
“不能停。”她对着空椅轻声说，像在说服自己，也像在承诺。从抽屉里拿出苏苗苗的旧相机——黑色的单反机身有处轻微磨损，是去年在云岭村拍老戏台时，被掉落的瓦片砸到的，苏苗苗当时还心疼得掉了眼泪，却把相机擦得锃亮。又翻开那本深蓝色布面笔记本，后面大半本是空的，苏苗苗娟秀的字迹停在湘西苗绣的章节，最后一行写着“绣娘的银饰在阳光下会发光”，墨水晕开一点，像是当时被什么打断了。
第一站是皖南的古村落，根据苏苗苗笔记里“山坳里有棵老樟树，树下就是婆婆家”的模糊地址，何世清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中巴车在山脚下停下时，夕阳正把老樟树的影子拉得很长，树底下坐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正是剪纸婆婆。老屋昏暗，唯一的窗户糊着旧报纸，阳光漏进来，在满地红纸碎屑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婆婆的眼睛浑浊得像蒙了层雾，手指关节因常年握剪刀而严重变形，指节处结着厚厚的老茧，却异常灵活——红纸在她手中翻转，剪刀“咔嗒”游走，不过半盏茶的功夫，一只展翅的凤凰就落在了桌面上，尾羽的纹路细得像发丝。
何世清起初只是远远站着，相机举在胸前，却迟迟不敢按下快门。她怕镜头惊扰了这份静谧，更怕自己拍不出苏苗苗说的“剪纸里的光阴”。她像块沉默的石头，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机械地记录“纹样：凤凰戏牡丹”“技法：阴刻为主”，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寂静的屋里格外刺耳。有游客闯进院子，举着手机凑近拍，还喊着“婆婆，剪个网红图案呗”，婆婆突然把剪刀往桌上一拍，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厉色：“剪花是敬神的，不是卖钱的！”游客悻悻地走了，婆婆才重新拿起红纸，手指却微微发颤。
转机在第三天下午。阳光恰好透过木窗棂的缝隙，斜斜照在婆婆布满皱纹的脸上，她正剪着一幅“老鼠娶亲”，剪纸里的老鼠戴着红帽，抬着花轿，憨态可掬。婆婆嘴里哼着古老的童谣，方言含混不清，调子却格外婉转，嘴角还带着孩童般的笑意，皱纹里都盛着温柔。何世清举着相机的手突然停住，取景框里的老人，像极了苏苗苗笔记里画的插画——“手艺人的脸上，有时光的温柔”。她忽然想起苏苗苗在随笔里写的：“手艺人的手，是时间的容器，盛放着我们民族最朴素的审美和最深沉的乡愁。”这句话当时她只当是文字，此刻却像电流般击中了她。
她放下相机，搬了个小凳子轻轻坐在婆婆身边，从包里掏出苏苗苗的笔记本，翻到夹着剪纸花样照片的那一页。“婆婆，您看这个。”她把笔记本递过去，声音放得极轻。婆婆眯着眼看了很久，粗糙的手指拂过其中一张“连年有余”的花样，慢悠悠地说：“这个是‘老底子’的剪法，我奶奶那辈儿剪给新娘陪嫁的，寓意‘年年有鱼，岁岁平安’。现在年轻人剪的，鱼眼睛都没神，少了点念想。”何世清赶紧在笔记本上记下，笔尖顿了顿，补充道：“苗苗说，念想就是手艺的根。”
那天下午，婆婆跟她说了很多旧事：年轻时跟着奶奶学剪纸，要先拜纸神；饥荒年用剪纸换红薯；村里姑娘出嫁，都来求她剪一套“喜花”。何世清听得认真，偶尔插一句“苗苗上次来，说您剪的喜花最灵”，婆婆就会笑得更开心。离开时，婆婆从樟木箱里拿出一对小巧的“福”字剪纸，红纸鲜红，剪边齐整，像两团燃着的火。“给你那朋友带的，她上次说要写我们剪花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何世清小心地夹进笔记本，胸口那块冻了三个月的冰，似乎真的融化了一点点，带着微疼的暖意。
循着笔记的指引，她在湘西的大山里找到了苗绣绣娘阿雅。女孩刚二十出头，穿件靛蓝土布上衣，袖口绣着细碎的银线花纹。她放弃了城里设计公司的工作，回到大山跟祖母学苗绣，作坊就设在老木屋里，墙上挂满了丝线，赤橙黄绿青蓝紫，斑斓得像彩虹坠进了凡间。阿雅正绣着一幅“蝶戏花”壁挂，指尖捏着细如发丝的银线，一针一线穿梭，阳光照在她指尖，银线闪着细碎的光。何世清看着她，想起苏苗苗伏案写作时的模样——同样的专注，眼神亮晶晶的，仿佛笔下有一个完整的世界。
“苏记者上次来，跟我蹲在院子里聊了整整一天。”阿雅放下针线，给她倒了杯野菊花茶，“她说我放弃城里工作不值当，但转头就帮我联系了城里的文创店，还跟我说‘守住手艺，就是守住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阿雅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个小布包，里面是枚绣着小太阳的书签，“这是我给她绣的，她没来得及拿。”何世清接过书签，针脚细密，太阳的轮廓里还绣着极小的苗绣图腾，她想起苏苗苗总说自己怕黑，这个小太阳，像是阿雅特意为她绣的光。她翻开笔记本，在空白页写下：“苗苗，阿雅记得你的话，她绣的太阳，和你一样暖。”
阿雅的坚守藏着股耿劲。有批发商来订苗绣杯垫，让她用机器绣，说“快还便宜”，阿雅直接把人轰了出去：“苗绣的针脚里有念想，机器绣不出来。”她指着墙上的一幅老绣品，“这是我祖母绣的，她绣的时候想着我祖父，每一针都带着笑；我绣的时候想着这大山，想着苏记者的话，这才是苗绣的魂。”何世清拍着照片，忽然明白苏苗苗为什么总说“手艺人的作品里，有心跳”——阿雅绣品里的蝴蝶，翅膀上的纹路都带着灵动，像真的要从布上飞出来。
在江西景德镇附近的古镇，她找到了制陶师傅老周。老周的龙窑是祖传的，依山而建，青黑色的窑身嵌在山壁里，像一条蛰伏的龙。何世清到的时候，龙窑刚点火，窑口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老周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沾着陶土，正弯腰往窑里添柴。“苏丫头上次来，蹲在窑口看了整整一夜，说这火光像戈壁滩的落日。”老周递过来一块刚揉好的陶土，“试试？”陶土湿润微凉，捏在手里带着泥土的腥气，何世清学着老周的样子揉捏，泥土在掌心渐渐变得温润，像有了生命。
老周话少，却藏着最倔的坚守。儿子想把龙窑改成观光窑，卖高价的“网红陶器”，被他骂了回去：“烧陶是敬土神的，不是给人看稀奇的！”他大部分时间沉默地拉坯，陶轮旋转着，陶土在他手中生长，变成碗、变成罐、变成壶，没有繁复的花纹，却质朴得温润。等待出窑的夜晚，何世清坐在窑口，听着柴火噼啪作响，看着跳动的火焰，手里攥着那枚戈壁石——那是她和苏苗苗在新疆捡的，被她捂得温热。老周递来一碗粗茶，指着窑火说：“看火候，就像看人心，急不得，也慢不得。苏丫头懂这个理，她拍我拉坯，拍了三个小时，连大气都不喘。”
出窑那天清晨，阳光刚爬上窑顶，老周打开窑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陶器整齐地摆在窑架上，通体呈青灰色，带着龙窑特有的火痕，像被阳光吻过的痕迹。老周拿起一个碗，递给何世清：“苏丫头说，要给书配张‘有温度的陶’，这个给她。”何世清接过碗，指尖触到碗沿的温润，忽然想起苏苗苗以前总说“要喝老周烧的碗盛的茶，才够香”，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陶碗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她渐渐发现，自己不再是替苏苗苗完成任务。她开始用苏苗苗的视角观察：拍阿雅绣花时，会特意等阳光照在银线上再按快门，就像苏苗苗说的“光影里有灵魂”；记录剪纸婆婆的童谣时，会用手机录下音调，反复听着，想象苏苗苗当时是不是也这样侧耳倾听；捏陶土时，会闭上眼睛感受泥土的纹路，就像苏苗苗写的“要懂手艺人，先懂他手里的东西”。她拍下的照片，开始有了构图——阿雅的发丝被阳光照亮，老周的身影在窑火中成了剪影，剪纸婆婆的手在红纸上翻飞；她写下的文字，也开始有了温度，会写“阿雅绣花时，嘴角总带着笑，像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会写“老周添柴的动作很稳，像在守护着什么”。
在浙江的古镇，她找到做油纸伞的老人老陈。老人的作坊在河边，门口挂着一排排油纸伞，红的、蓝的、花的，风吹过，伞面轻轻晃动，像一群待飞的蝴蝶。采访结束时，天空下起了细雨，老人送她一把小巧的油纸伞，伞面上画着青竹。“苏丫头上次来，也是这样的雨天，她撑着我的伞，在河边走了好久，说‘听雨打伞面，像听老故事’。”老人说着，往她手里塞了包伞油，“伞要常保养，就像念想，要常记着。”
何世清撑着伞走在青石板路上，雨点打在伞面上，发出“嗒嗒”的声响，细密而清脆，像古老的音符。路边的茶馆里飘出龙井的清香，河边的洗衣妇哼着小调，雨雾中的古镇朦胧得像幅水墨画。她忽然停下脚步，看着伞面上的青竹倒影，眼眶湿润。她终于懂了苏苗苗为什么痴迷这些手艺——剪纸里的凤凰、苗绣里的蝴蝶、陶器上的火痕、油纸伞上的青竹，它们承载的不是技艺，是阿雅对大山的眷恋，是老周对祖业的坚守，是老人对时光的敬畏，是一种缓慢的、与天地和谐共处的生命节奏。这种节奏，能抚平心里的褶皱。
最后一站，她在江苏的古镇找到了做木杆秤的老人老秦。老人的铺子在巷尾，门口挂着“秦记秤铺”的木牌，已经褪了色。老秦正戴着老花镜刻秤星，镊子夹着细小的铜丝，小心翼翼地嵌进木杆里。“做秤如做人，心要正，星要准，差一丝都不行。”老秦的话掷地有声，桌上摆着一把刚做好的秤，木杆温润，铜星发亮。他说苏苗苗上次来，帮他修好了那台旧收音机，“她蹲在地上修了一下午，满手油污，还笑着说‘秤准，人心才准’。”
那天晚上，何世清住在古镇的旅店里。台灯下，她整理着照片和笔记，笔记本已经写了大半本，每页都夹着手艺人送的小礼物——剪纸、绣线、陶片、伞面碎屑。她轻轻摩挲着胸口的戈壁石，石头被捂得滚烫。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她轻声说，声音带着微颤，却异常坚定：“苗苗，今天见到了老秦，他说做秤要心正，我记下了。阿雅的苗绣挂进了文创店，老周的陶器卖得很好，老陈的油纸伞被游客带到了全国各地……我们的书，快写完了。”
窗外，古镇的灯火星星点点，映在窗玻璃上，像苏苗苗眼睛里的光。何世清拿起相机，对着窗外按下快门——照片里的灯火朦胧温暖，构图是苏苗苗教她的“三分法”，光影是她慢慢学会捕捉的温柔。她的眼神不再是死寂的荒原，有了波澜，有了光亮。
她背着苏苗苗的相机和笔记本，踏上了归途。行李箱里装着手艺人的故事，装着未完成的笔记，装着两人共同的梦。这条路很长，悲伤还在，但她不再漂泊。她知道，苏苗苗没有离开，她化作了剪纸里的阳光，苗绣里的银线，陶器上的火痕，化作了她镜头里的光影，笔尖的温度，化作了山河间的微光，指引着她，一步步走向她们共同向往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