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江的天空上，下雨总是带着一股咸腥味，混着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扑在人脸上黏糊糊的。
许峰站在许氏集团写字楼前，望着旋转门里进进出出的职员，每个人手里都抱着文件夹，脚步匆匆，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急促的“嗒嗒”声。
他们的脸上挂着刻意的平静——那平静底下藏着的慌乱，像暴雨来临前被按捺住的雷声，他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在身穿灰色西装的张经理路过时，公文包的搭扣没扣紧，露出里面半盒没吃完的三明治，许是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前台的李小姐补口红时，手抖得厉害，唇膏在嘴角画歪了道红痕，又慌忙用纸巾擦掉，留下块发白的印记。
公文包里的牛皮日记硌着肋骨，封面被汗水浸得发潮，许振海的字迹在刚才的颠簸中洇开，“1983年冬，林坤引亨利入港，以许氏名义走私青铜器”，墨迹深处还留着点暗红，像干涸的血，是许振海临终前咳在上面的。
那天在医院，老人靠在床头，咳得喘不过气，手里还攥着这本日记，说“峰儿，这是许家的债，也是许家的根”，血珠落在纸页上，晕开了半行字。
“许先生，警方在会议室等您。”秘书小陈的声音发颤，她的手指在托盘边缘捏出红痕，递过来的咖啡溅出几滴在托盘上，褐色的液体迅速晕开，像朵难看的花。
“林董事……林坤先生留下的协议，英资财团那边催得紧，说今天必须给答复。”她的眼眶红红的，许氏风雨飘摇，她这个做了五年的秘书，怕是也在为后路发愁。
许峰记得她去年刚在元朗付了首付买了套小公寓，月供压得她总在茶水间吃最便宜的公仔面。
许峰推开会议室门时，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割出明暗交错的条纹，像一道道牢笼的栏杆。
一位警司推过来的文件袋上印着“绝密”二字，火漆印已经裂开，露出里面的米黄色信纸，和父亲书房里那沓1975年的合同纸一模一样——那是父亲早年在汇丰银行开户时用的。
后来一直锁在保险柜里，钥匙由母亲贴身保管，母亲去世后，他翻遍了首饰盒才找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许氏涉嫌利用地产项目掩护走私，”警司的钢笔敲着桌面，金属笔尖与木质桌面碰撞，发出单调的“笃笃”声，“林坤失踪前，指证你是主谋。
他的律师提交了录音，说你亲自指示他修改项目图纸，留出走私通道。”
公文包里的bp机突然震动，震得肋骨发麻。是陈宇的消息：“小晓雅报平安，在李师傅家学戏；陈宇重伤住院，在玛丽医院三楼；重庆大厦有人盯梢，司徒雄修表铺的卷帘门三天没开。”
许峰的指尖攥得发白，指节因为用力而突出，他想起离沪前司徒倩的叮嘱，在码头的晨雾里，她拉着他的袖子说“别硬扛，实在不行就先退一步”，她的袖口沾着点面粉，是早上给晓雅做粢饭团时蹭的，带着淡淡的芝麻香。
可眼下的局，林坤布得密不透风，哪容得他退让？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不仅自己万劫不复，还会连累父亲和司徒家。
“所有责任我承担。”他抬头时，窗外的雨正好砸在玻璃上，噼啪作响，像无数只手在拍打着求救，“但我需要时间，找到林坤。他手里有能证明我清白的证据，我知道他藏在哪里。”
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皇后大道中的电车正缓缓驶过，车身上的广告是“香江小姐竞选”，笑容灿烂的佳丽们不会知道，这条繁华的街道底下，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交易。
这位警司走后，许峰去了父亲生前住的病房。老洋房在半山腰，雨雾缠绕着红砖墙，像裹了层湿棉花。
司机阿明说，早上来的时候，看见司徒家的老管家在门口徘徊，手里提着个保温桶，说是司徒倩让送来的燕窝粥，“小姐说许老先生爱吃甜的，特意多加了冰糖”。
然而，窗帘拉得严实，只留了条缝，药味里混着点霉味，是墙角的地毯吸了潮气发出来的——那块波斯地毯是母亲的陪嫁，去年梅雨季长了霉斑，父亲舍不得扔，说“洗干净还能用”，结果越晒霉味越重。
在床头柜的暗格里藏着另一份日记，父亲的字迹比许振海的潦草，墨水也时浓时淡，想来是病中所写：“峰儿，许家欠司徒家的，要还。当年你祖父用司徒家的码头走私军火，害得司徒老爷子蹲了十年牢，这份债，总得有人担。”
而且，这份日记后面附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父亲和司徒倩的祖父站在蛇口工业区的工地上，两人穿着的确良衬衫，父亲的袖口卷着，露出小臂上的疤痕（那是小时候在码头帮工被铁板烫伤的），手里拿着图纸，背景里的推土机正碾过成片的芦苇，远处的伶仃洋在阳光下闪着光，像铺了层碎金子。
当护士进来换点滴时，许峰瞥见她口袋里的传呼机亮着，是个陌生号码，屏幕上的数字跳得很快，像在倒计时。
他忽然想起陈宇说的，医院里有林坤的人，自从父亲“意外”摔下床，就是这个护士值夜班，她推着床边的仪器说“机器故障”，可他后来检查过，螺丝是被人拧松的。
这位护士便借着倒水的功夫，把他父亲的日记塞进床底的砖缝里，砖面的刻痕还是他小时候用美工刀划的，歪歪扭扭写着个“峰”字，像道永远填不平的疤。
这护士换完药出去时，他听见她在走廊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许老先生情况稳定，林先生交代的事会照做”几个字，还是飘进了他耳朵。
当时，他还摸了摸父亲露在被子外的手，老人的指节因为常年握图纸而变形，此刻却很凉，像块失去温度的玉。
上海的秋天，太阳透过音乐学院琴房的天窗，在钢琴上投下块菱形的光斑，随着云层移动，光斑在黑白琴键上缓缓游走，像只慵懒的猫。
司徒倩的指尖落在琴键上，《帝女花》的调子刚起，“落花满天蔽月光”的婉转还没唱透，就被谱架下掉出的字条打断。
但是，从周伟明那本没收的教案里掉出来的，纸页边缘卷着毛边，显然被人反复翻过，他的字迹歪歪扭扭，像蚯蚓爬过：“林晓曼，声乐系三班，林坤之女，1972年生于香江，随母改嫁至上海，继父是大学教授。”
她抬头时，正好看见个穿白连衣裙的女生站在门口，发梢别着朵白玉兰，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和许峰送她的胸针同款——那枚胸针是许峰在香江的老字号银铺订的，他说“玉兰花配你，像上海的春天”。
这女生手里抱着本《粤剧唱腔研究》，封面上有折痕，像是常翻看，书脊处还贴着张小小的书签，是片干枯的枫叶。
“我是林晓曼，”女生笑起来有两个梨涡，露出整齐的白牙，“听说你也喜欢粤剧？我爸常提起你，说你唱的《香夭》最有韵味。”
司徒倩的bp机在口袋里发烫，塑料壳几乎要被体温焐化。是哥哥司徒雄的消息：“安好，勿念，修表铺进货，暂离三日。”
可她总觉得不对劲，哥哥在重庆大厦开的修表铺，三十年来从没关过门超过一天，更何况他那部老式拨号电话，怎么会突然电话就接不上线，拨打了三天也接不通？
但上次通话时，他还说要给晓雅修那块许振海留下的旧怀表，说表芯有点松，“等修好了，让许峰带给你，就当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排练结束后，林晓曼约她去街角的咖啡馆。国营咖啡馆的玻璃柜里摆着奶油蛋糕，塑料罩上沾着水汽，模糊了蛋糕上的奶油花。
这玻璃杯里的拿铁冒着热气，拉花的爱心很快散了，变成模糊的白团。
林晓曼用小勺搅着咖啡，银勺碰到杯壁发出清脆的响，泡沫沾在嘴角，像颗没擦干净的奶渍：“我爸说，只要你跟许峰断了联系，回香江后别再跟他来往，他就放你哥哥出来。重庆大厦的日子不好过，你也不想司徒叔叔有事吧？”
司徒倩的手顿了顿，杯沿的温度烫得她指尖发麻，像被火烧过一样。
她想起许峰在上海仓库里说的，“林坤最擅长用软肋逼人，他知道你在乎什么，就会拿什么来要挟”，那天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磨破了边，是在香江时她给他补的，用了段同色的线，针脚歪歪扭扭的。
而且，她自己心里明白，原来哥哥的“安好”，不过是被捏在别人手里的筹码，随时可能被碾碎。
这时，她摸了摸帆布包，里面的录音带还在，是周伟明交代林坤在上海布局的录音，磁带壳上贴着张便利贴，是她抄的重点，字迹模仿许峰的工整，却还是露了怯，有几个字写得太大，超出了便签纸的边缘。
“我凭什么信你？”她往椅背上靠了靠，帆布包里的对讲机调到17频道，许峰说过，只要她说话无论多远，他总能想办法听见。
但是，电流的“滋滋”声里，仿佛能听见他的呼吸，像在香江的那个雨夜，他靠在她的床头，说“别怕，我在”，呼吸落在她的额头上，带着淡淡的薄荷味——他总在口袋里装着薄荷糖，说“谈判时吃一颗，脑子转得快”。
“凭这个。”林晓曼从包里掏出个修表工具盒，是哥哥常用的那款，铁皮外壳上印着“上海牌”三个字，边角还留着块掉漆的疤痕——那是去年晓雅爱玩粗心大意，摔在地上磕成这个样的。
当时，哥哥心疼了好几天，特意用银漆补过，漆色比周围亮一点，像块突兀的补丁，“我爸的人在看住他，你乖乖听话，明天就能见着他。这是他修表时用得最顺手的螺丝刀，阿峰让我给你，说你知道怎么去用。”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哗哗响，像香港旺角的雨夜，许峰把马拉糕塞进她手里，塑料袋被他的体温焐得温热，他说“别怕，有我在”。
而这马拉糕的甜香混着他身上的薄荷味，是她离港前最清晰的记忆。
当司徒倩摸了摸领口的玉兰花胸针，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突然想起许振海日记里的话，夹在1984年的那一页：“沪港本是同根，血脉相连，奈何风波不断，人心隔山海。”
那年父亲去香江出差，带回来的杏仁饼受潮了，吃起来黏糊糊的，像此刻杯里化掉的拿铁拉花。
在香江的深夜里，许峰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陈宇的病房里传来监护仪的滴滴声，规律得像倒计时的钟。
有护士说他是被人用钢管打伤的，肋骨断了三根，躺在重庆大厦后巷时，手里还攥着张司徒倩的照片——那是去年慈善晚宴上拍的，她穿着旗袍，站在许峰身边，笑得眉眼弯弯，旗袍的盘扣是许峰帮她系的。
但是笨手笨脚地捣鼓了半天，惹得周围人笑了，司徒倩也觉得是自己，在这个晚上最温暖的时刻。
这时，bp机突然亮了，屏幕的光在昏暗的走廊里格外刺眼。是个陌生号码，发来段地址：“想救司徒雄，来码头仓库，三号货柜。带上许振海的日记，别耍花样，否则见不到活的。”
许峰抓起外套就往外跑，电梯里的镜子映出他眼底的红血丝，密密麻麻的，像上海仓库里溅在木箱上的血，干涸后变成的暗褐色斑点——那是上个月，林坤的人砸了司徒家的货仓，血珠溅在装粤剧戏服的木箱上，红得发黑。
而码头的风裹着咸腥味，刮得人脸生疼。仓库的铁门虚掩着，锈迹斑斑的铁条在风中摇晃，发出“哐当”的声响，像谁在笨拙地敲着锣。
这里面堆着些标着“乐器配件”的木箱，和上海亨利集团仓库里的一模一样，连木箱上的编号都只差一个数字——他记得司徒倩说过，这种编号是按年份排的，末尾数字代表月份，看来林坤的走私网，早就把沪港连在了一起。
这一刻，林坤背对着他站在阴影又暗的地方，手里把玩着枚玉兰花胸针，银色的花瓣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是许峰送给司徒倩的那枚，怎么会在他手里…？
他记得离港前，司徒倩把它别在他的西装上，说“戴着它，像我陪着你”，后来他一直收在西装内袋里，昨天穿这件衣服去见警司，还摸了摸，明明还在。
“许峰，你输了。”林坤转过身，嘴角的笑像淬了毒，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算计，“你爸当年签的协议，用许氏地产十年收益换走私通道，现在到期了，该轮到你还了。你以为找到日记就能翻案？太天真了。”
他的指尖划过胸针的花瓣，“司徒倩以为你能护着她？她的软肋，不就是你和她那个修表的哥哥吗？”
与此同时，许峰的手摸向口袋里的录音笔，是陈宇受伤前准备的，藏在钢笔笔杆里，“只要录下他的话，就能作为呈堂证供”。
可他刚按下开关，就听见林坤说：“司徒雄在集装箱里，你把日记交出来，我放他走。你看，他还活着。”
在集装箱的小窗被拉开，露出司徒雄的脸，脸上有淤青，嘴唇干裂，看见许峰，他挣扎着想说话，却被人捂住了嘴，指缝里漏出的气音，像在喊“别信他”。
“你！”许峰扑过去时，林坤已经跳上了停在岸边的快艇，马达声划破夜空，像道撕裂的伤口。
他抱着倒在地上的司徒雄往医院跑，血浸透了两人的衣服，黏糊糊的，像上海的雨，又冷又黏，顺着指缝往下滴，在码头的水泥地上拖出长长的痕迹，像条永远也擦不干净的红绸带。
司徒雄的手还在微微动，似乎想抓住什么，许峰把他抱得更紧了些，想起离沪前，司徒倩把哥哥的手交到他手里，说“我哥最疼我，你一定要……”，话没说完就红了眼，他当时拍着胸脯保证“一定”，声音响得像在发誓。
而在上海的琴房里，司徒倩对着对讲机喊了声“阿峰”，只有沙沙的电流声回应，像谁在遥远的地方叹息。
她把林晓曼留下的修表盒打开，里面躺着张字条，是哥哥的笔迹，写得很急，笔画都飞了起来：“别信林坤，他要许家老宅地契，保护好自己和许峰。”纸页的边缘还沾着点机油，是哥哥修表时蹭的，他总说“机油味提神”，却不知道她闻着会头晕。
窗外的月光落在钢琴上，琴键反射着冷光。她忽然想起许峰说的，“等处理完香江的事，就来听你唱完整的《帝女花》”，那时他站在上海的仓库里，胳膊上还流着血，眼里的光却比灯光还亮。
他说“我记得你最爱唱‘花田错’，到时候我拉二胡给你伴奏，虽然我拉得不好”。指尖落在琴键上，调子刚起就哽咽了，像被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只有断断续续的音符。
这音符在空荡的琴房里打着转，像她给许峰写的信，写了又改，改了又揉，最后只寄出去一张明信片，画着朵玉兰花，背面写着“秋安”。
但是，在香江的医院里，司徒雄昏迷前拉着许峰的手，力气大得惊人，他的声音气若游丝，却字字清晰：“我妹妹……她脾气倔，认死理，你多担待。许家的债，别让她跟着扛。”
许峰望着监护仪上跳动的曲线，像条忽明忽暗的生命线，突然明白，沪港之间的路，从来不是他和司徒倩两个人在走，那些牵挂的人，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债，那些剪不断的血脉牵连，都缠在这条路上，解不开，也断不了。
可能就像父亲日记里夹着的那张船票，1968年从上海到香港的，边角都磨圆了，却还能看清上面的字迹——那是父母当年离沪时的船票，也是许家与司徒家缘分的开始。
他摸出bp机，给司徒倩发了条消息：“安好，等我。”发送成功的提示亮起时，窗外的雨停了，乌云裂开道缝隙，漏下缕清冷的月光，正好落在司徒雄缠着纱布的手背上。许峰轻轻覆上那只手，低声说：“放心，我会的。”
然而，上海琴房的对讲机突然“滋啦”响了一声，司徒倩猛地抬头，听见许峰带着杂音的声音传来，断断续续的，却足够清晰：“……我找到你哥了……他没事……等我。”
并且，她的指尖悬在琴键上，眼泪毫无预兆地砸下来，落在“宫”音键上，溅开一小片水渍。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像是在替她应着那句“等你”。
她吸了吸鼻子，重新按下琴键，《帝女花》的调子缓缓流淌出来，这一次，没有哽咽，只有藏在音符里的、坚定的温柔。
与此同时，香江码头的风里，许峰正抱着司徒雄奔向救护车时，口袋里的怀表硌了他一下——那是司徒倩给他的，说“怀表走得准，能帮你记着时间，别总忙得忘了吃饭”。
在此刻，这表盖微微敞开，里面嵌着的小照片上，她笑得眉眼弯弯，像极了此刻上海夜空里，突然探出头的月亮。
终究，沪港的风仿佛像是连着的。那些隔着山海的牵挂，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债，都在一句“等你”里，慢慢有了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