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起的覆灭，如同在郧阳山区投下的一块巨石，其激起的波澜不仅震慑了四方宵小，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了荆襄之地新旧秩序的交替。当孙铭押解着俘虏、携带着缴获的粮草物资凯旋襄阳时，城内外原本观望、犹疑甚至暗中抵触的气氛，为之一变。
徐启元等一众襄阳士绅，再次被请到了府衙。与上次的绵里藏针、软性抗拒不同，这一次，金声桓甚至无需多言，只是命人将刘洪起及其几个主要头目押至堂前。看着这些昔日横行山野、连官府也奈何不得的悍匪如今成了阶下囚，衣衫褴褛，面如死灰，徐启元等人的脸色白了又青，青了又白。
“徐老先生，”金声桓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山匪为患，劫掠乡里，想必诸位也深受其苦。如今匪首就擒，大都督府还地方以安宁。然，匪患之根，除却山林险峻，亦在于田亩不均，民无恒产，乃至铤而走险。大都督府新政，清丈田亩，均平赋役，正是要铲除此等祸乱之源，使民有所养，安居乐业。不知诸位，如今可还觉得清丈之事，‘恐生纷扰’否？”
徐启元嘴唇哆嗦着，半晌，长叹一声，躬身到底：“老朽……老朽愚昧，不识大都督安民之深意，不识将军雷霆之威。清丈之事，徐家……愿为表率，绝无二话！”他身后的其他士绅也纷纷躬身附和，再不敢有丝毫异议。
绝对的武力，有时比万千道理更能打通梗阻。刘洪起的下场，让所有潜在的抵抗者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位坐镇襄阳的金将军，以及他背后那位林大都督，不仅拥有犀利的火器，更拥有扫平一切障碍的决心和能力。继续阳奉阴违，甚至暗中对抗，下场绝不会比刘洪起更好。
借此雷霆之势，金声桓与随后赶到的大都督府政事堂特派专员沈文渊联手，开始在襄阳乃至整个荆襄控制区，强力推行新政。
清丈队伍再次出动，这一次，遭遇的阻力微乎其微。徐家率先配合，主动呈报了部分以往隐匿的田产，其他豪强纷纷效仿。虽然依旧存在以多报少、界碑模糊等小动作，但在严厉的军法监督和明确的赏罚制度下，清丈工作得以迅速推进。一面面新的田界碑被埋下，一册册更接近真实情况的鱼鳞图册被重新绘制出来。
与此同时，由格致书院学员和讲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政宣讲队”，深入乡里。他们不再空谈大道理，而是用最浅显的语言，结合刚刚平灭山匪的实例，向农民解释“摊丁入亩”如何能让他们摆脱苛捐杂税，如何能让家中的壮丁安心耕种而非被逼为匪。他们带着简易的算盘和图表，当场为农户计算按照新制，他们需要缴纳的赋税将比以往减轻多少。
“后生，你说的是真的？以后俺家这十亩地，就只交这一份钱粮，再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丁银、火耗了？”一个老农颤巍巍地问，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老伯，千真万确！这是大都督府盖了大印的告示！白纸黑字！”年轻的宣讲队员指着墙上贴的布告，耐心解释，“而且，官府说了，只要好好种地，三年内，田赋只收七成！”
“老天爷……这，这真是青天大老爷啊！”老农激动得老泪纵横，就要下跪，被宣讲队员赶忙扶住。
实实在在的利益，比任何口号都更具说服力。当农民们意识到，这“新政”并非盘剥的新花样，而是真正能让他们喘口气、看到希望的善政时，抵触情绪迅速转化为拥护。基层的民心，开始悄然转向。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其成。清丈触及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核心，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暗地里的诅咒和怨恨从未停止，甚至有人铤而走险。
襄阳城内的粮商巨头苏家，因清丈暴露了大量隐匿田产，需补缴巨额赋税，且其利用粮食囤积居奇、盘剥百姓的财路也被官府平抑粮价的政策所断，怀恨在心。他暗中勾结北边清军细作，企图在城中放火制造混乱，并散播“振明军苛政猛于虎，欲尽夺民田”的谣言。
然而，他的阴谋尚在策划阶段，便被王五麾下无孔不入的夜不收侦知。金声桓不动声色，布下天罗地网，在其与清军细作接头时，人赃并获。
这一次，金声桓没有再进行任何审判。他直接下令，将苏家父子及其同党，连同擒获的清军细作，押赴襄阳最繁华的市口，当众宣读其通敌、谋乱、散布谣言之罪，即刻斩首示众！其家产全部抄没，充作军资和新政经费。
血淋淋的人头挂上城头，再次以最残酷的方式宣示了与大势抗衡的下场。所有心怀怨望者，无不胆寒，再不敢有丝毫异动。
外部压力也并未因内部的整顿而消失。北面南阳的清将觉罗巴哈纳，不甘心坐视林慕义势力在荆襄坐大，不断派出小股骑兵南下骚扰，试探襄阳防线的虚实。金声桓则针锋相对，以新编练的骑兵配合燧发铳手组成快速反应部队，依托棱堡雏形和烽燧体系，屡次给予清军游骑沉重打击，使其不敢深入。
在这种内外高压与利益重构的复杂博弈中，荆襄之地的新政，如同在激流中艰难立起的砥柱，虽不断承受着冲击，根基却一寸寸地向下扎去。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部分来自抄没的逆产和清丈出的公田），生产积极性提高；官府掌握的税基扩大，财政状况改善；军队因粮饷充足、赏罚分明而士气高昂；基层政权在大都督府派遣的官吏和本地开明士绅的配合下，逐步建立。
当崇祯十六年的秋风吹过汉水，襄阳城内外已是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虽然距离彻底的消化吸收尚需时日，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秩序雏形，已然在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上，顽强地显现出来。
金声桓站在修缮一新的襄阳城楼上，看着城外井然有序的田垄和远处隐约可见的、正在加固的边防哨垒，对身旁的孙铭和沈文渊感慨道：“昔日只知战场争锋，如今方知，这田亩之争、人心向背，方是真正的定鼎之战。大都督以此新政为砥柱，根基之深，恐非刀剑所能动摇矣。”
荆襄的初步平定与新政的落地，如同为大都督府的北伐巨鼎，铸就了一根坚实无比的鼎足。接下来，这尊已然成型的巨鼎，将携荆襄之力，将它的重量，投向更北方那片广袤而沉沦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