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那三道冰冷的忙音，如同三把锈蚀的锁，彻底封死了我通往过去世界的门。赵强的推诿，刘薇的“无奈”，李哲那带着愧疚的拒绝……这些声音像鬼魅一样，在我昏沉的脑海里反复回响，交织成一曲名为“众叛亲离”的残酷交响乐。
我握着那部耗尽了我最后三块钱希望的诺基亚手机，像握着一块冰冷的墓碑，僵立在城中村嘈杂的街头。午后的阳光透过密集的“握手楼”缝隙，投下支离破碎的光斑，非但不能带来暖意，反而像无数双嘲弄的眼睛，注视着我的狼狈与绝望。
口袋空了。
胃袋空了。
心，也仿佛被掏空了，只剩下一片呼啸而过的、冰冷的荒原。
饥饿感不再仅仅是胃部的灼痛，它已经蔓延至四肢百骸，带来一种深入骨髓的虚弱和眩晕。冷汗不知何时浸湿了那件廉价的t恤，黏腻地贴在皮肤上，被偶尔穿堂而过的、带着霉味的风一吹，激起一阵阵无法抑制的寒颤。
我知道，这是身体在发出最后的、不容忽视的警报。
我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像一具被无形丝线操纵的木偶，麻木地挪回那间位于六楼的陋室。每上一层台阶，都感觉肺部像破风箱一样艰难地拉扯着。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房间里闷热、潮湿、污浊的空气瞬间将我包裹，几乎令人窒息。
我甚至没有力气走到床边，就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粗糙的水泥墙。汗水顺着额角滑落，滴进眼睛里，带来一阵刺痛。我抬手抹了一把，手掌一片湿冷。
不对劲。
这不是单纯的饥饿和疲惫。
一种熟悉的、却遥远的感觉正在身体里苏醒——头重脚轻，关节酸痛，尤其是太阳穴，像有两根钢针在不停地钻刺，伴随着一阵阵恶心的感觉涌上喉咙。
发烧了。
这个认知让我感到一阵荒谬的滑稽。曾几何时，我拥有顶级的私人医疗团队，二十四小时待命。哪怕只是轻微的鼻塞，也会有专业的医生上门，进行细致的检查，开出昂贵的进口药物，身边围绕着嘘寒问暖的助理和下属。生病，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几乎是一种带着特权色彩的休憩。
而现在，在这间散发着霉味的出租屋里，我像一条生病的野狗，只能蜷缩在冰冷的地面上，独自对抗着病魔的侵袭。连一杯温热的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喉咙干得如同着火，每一次吞咽都伴随着撕裂般的剧痛。我想烧点水，却想起房间里连个热水壶都没有。唯一的水源，是那个锈迹斑斑的水龙头里流出的、带着漂白粉气味的自来水。
我挣扎着爬起来，拧开水龙头，用双手接了一捧冷水，贪婪地灌进嘴里。冰凉的液体滑过灼痛的喉咙，暂时缓解了干渴，却激得胃部一阵痉挛，也让我本就发冷的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
不行，不能倒在这里。如果真的一病不起，恐怕直到尸体发臭，都不会有人发现。
求生的本能，再次压倒了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我必须去诊所。
我记得在城中村那条稍微宽敞点的主干道旁，有一家挂着“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牌子的诊所。那是这片区域底层民众看病最常去的地方。
我扶着墙壁，踉踉跄跄地走下六楼。每一步都异常艰难，眼前的景物开始旋转、模糊。巷子里的人声、车声，此刻听起来异常刺耳，像无数把锤子敲打着我的颅骨。
终于，我看到了那个绿色的十字灯箱。推开诊所的玻璃门，一股更加浓烈的消毒水气味混合着各种病人身上散发出的复杂味道，扑面而来。
诊所不大，挤满了人。咳嗽不止的老人，哭闹不止的孩子，捂着肚子呻吟的中年男人……长条椅上坐满了等待的病人和家属，空气污浊而沉闷。穿着粉色护士服的护士面无表情地穿梭着，叫号的声音带着一种职业性的麻木。
我挂了一个最便宜的“普通内科”号，花去了五块钱——这是我身上最后的、没有被计入那三块电话硬币的“隐藏资产”，原本是留着应对更极端情况的。现在，它变成了我换取活下去可能性的门票。
坐在冰冷的塑料长椅上等待，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身体的痛苦和周围嘈杂的环境，不断挤压着我脆弱的神经。我看着那个抱着孩子、不断轻声安抚的年轻母亲；看着那个不断咳嗽、痰盂就放在脚边的老人；看着那个手臂上缠着渗血纱布、一脸晦气的工人……我曾几何时，与这些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不，我甚至从未真正看见过他们的世界。
护士叫到了我的号，我费力地站起身，走进诊室。坐诊的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面色疲惫的中年男医生。他头也没抬，一边看着上一个病人的病历，一边机械地问：“怎么了？”
“发烧……喉咙痛……浑身没力……”我的声音嘶哑微弱。
他这才抬起头，瞥了我一眼，那眼神和招聘会的hR、小卖部的老头如出一辙——一种见惯了底层疾苦的麻木。他拿出一个旧体温计，甩了甩，递给我：“夹着。”
我接过那根冰凉的、不知被多少人用过的玻璃体温计，依言夹在腋下。冰冷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寒颤。
五分钟后，取出体温计。医生对着光线看了看：“三十八度五。张嘴，‘啊——’”
他用一根压舌板粗暴地压住我的舌头，用手电筒照了照我的喉咙。
“喉咙红肿得厉害。扁桃体发炎。去验个血吧。”他低头开始开单子，语气没有任何波澜。
验血？又要花钱？我的心猛地一紧。
“医生……能不能……先开点药？”我尝试着问，声音里带着自己都厌恶的乞求。
医生终于正眼看了我一下，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发烧原因不明，怎么开药？万一是什么病毒感染呢？去验血，就在隔壁，快得很。”
他的话不容置疑。我拿着那张缴费单，走到收费窗口。验血费，三十元。
三十元！我身上只剩下两块钱了！
“我……我没那么多钱……”我对着窗口里的收费员，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
收费员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她抬了抬眼皮，用一种司空见惯的语气说：“没钱验血，医生没法开药。要么你去别的诊所看看？”
别的诊所？我连走到这里都几乎用尽了全力，哪还有力气去别的地方？
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再次攫住了我。我站在收费窗口前，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缴费单，像捏着一纸死亡判决书。身体滚烫，内心却一片冰凉。
就在这时，一个同样在排队缴费的老太太，看了看我苍白的脸色和摇摇欲坠的样子，轻轻叹了口气，对收费员说：“姑娘，你看这后生仔病得不轻，要不先给他打个退烧针，挂个水吧？验血的钱，让他下次再来补？”
收费员皱了皱眉，似乎不太情愿，但最终还是拿起内部电话，跟医生沟通了几句。
放下电话，她没好气地对我说：“医生说了，先按普通炎症处理。给你开个退烧针，再挂两瓶水，消炎的。一共六十八。付钱吧。”
六十八！对我来说，依旧是天文数字。
我的脸颊因为高烧和羞耻而滚烫，几乎要燃烧起来。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那老太太又开口道：“先救人要紧吧？钱不够，让他写个欠条不行吗？”
最终，在老太太近乎“多管闲事”的帮助下，诊所勉强同意我先支付二十元（我身上最后两元加上老太太垫付了十八元），并写下一张四十八元的欠条，答应三天内还清，才给我进行了治疗。
当那冰冷的针头刺入我手臂血管时，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看着透明的药液通过细长的塑料管，一滴滴流入我的身体，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感弥漫开来。
曾经，我生病时，私人医生会选用最温和的留置针，会用热毛巾敷住我的手臂以缓解不适，会详细解释每一种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而此刻，只有冰冷的针头，麻木的护士，以及周围病友痛苦的呻吟和嘈杂的环境。
我靠在同样冰冷的塑料椅背上，闭上眼睛。药液带着凉意，顺着血管流淌，似乎在试图浇灭我体内的火焰。但另一种更深的寒冷，却从心底里升起，无法驱散。
我想起了安然。如果是她在我身边，一定会急得掉眼泪，会忙前忙后，会用她那双温暖的手紧紧握住我，给我力量和安慰。
可是，她在哪里？是我亲手推开了她。
一滴滚烫的液体，终于不受控制地从我紧闭的眼角滑落，迅速变得冰凉，混入额头的冷汗之中。
肉体上的痛苦，或许可以被这冰冷的药液缓解。
但灵魂上的千疮百孔，又该用什么来填补？
在这间充斥着病痛与贫穷气味的社区诊所里，在那一滴滴冰冷的药液注入下，我前所未有地清晰地认识到：那个被众星捧月、享受着顶级资源的“张总”，真的已经死了，死得透透的。
现在活着的，只是一个连生病都看不起、需要靠陌生人怜悯才能得到最基本治疗的，蝼蚁般的“张三”。
诊所墙上的钟，指针在缓慢地移动。
时间，和那冰冷的药液一样，一滴一滴，无情地流逝着。
而我，除了被动地承受这一切，似乎什么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