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刚过的上海，晨雾裹着水汽，贴在青砖墙上凝出细珠。李振邦是被灶披间的煤烟味呛醒的，窗外天还蒙着层灰，岳母已经蹲在小煤炉前，用蒲扇扇着火星。蜂窝煤是凭煤本买的，这个月的份额还剩半筐，她每次只敢烧两块，怕月底不够用。
“怎么不多睡会儿？”岳母见他起身，把蒲扇往膝盖上一放，声音压得低，怕吵到里屋的林淑娴。
李振邦没接话，拿起搪瓷盆去水龙头接水。自来水带着股铁锈味，泼在脸上时，他盯着盆底的水垢发了会儿愣——前世办案时喝的桶装水，和现在的日子像是两个世界。他用毛巾擦脸时，听见里屋传来林淑娴的动静，连忙轻手轻脚走进去，见妻子正扶着腰想坐起来，赶紧上前扶了一把。
“肚子又疼了？”他把手贴在妻子圆滚滚的肚子上，能摸到胎儿轻微的胎动。
“还好，就是想上厕所。”林淑娴靠在他怀里，声音软，“你今天能早点回吗？妈说傍晚要去排队买豆腐，我想让你一起去。”
“不一定，局里事多。”李振邦帮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没敢提匿名信的事。粮票、豆腐票都是按人头配的，这个月的豆腐票还剩两张，再不去买就过期了，他心里记下，想着中午抽空去菜场看看能不能多换两张。
推着自行车出门时，弄堂里静得只剩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声。3号门的陈阿婆已经坐在门口纳鞋底，见他路过，抬头问：“李科长，淑娴还好吧？听说快生了？”
“还早呢，下个月。”李振邦停下脚，跟她搭了两句。陈阿婆的儿子在朝鲜打仗，去年寄回封信，之后就没了消息，她每天都坐在门口等，盼着能再收到信。
局里值班室的灯亮了半宿，老吴趴在桌上打盹，胳膊底下还压着本监视记录。听见脚步声，他猛地抬头，眼镜滑到鼻尖上，慌忙扶起来：“振邦，有情况！陈志雄昨晚去了十六铺码头。”
李振邦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监视队员手写的记录：“四月三十日二十三时许，陈志雄从福建北路住处出发，步行至十六铺码头三号仓库，徘徊约六十分钟，期间多次抬手看表，未见接头人，零时十五分返回住处。”字迹潦草，末尾还画了个简单的路线图，标着陈志雄停留的几个位置。
“他在试探。”李振邦把纸叠好塞进内袋，指尖摸到袋里的匿名信——昨天收到的那封，用《解放日报》剪下来的字拼的“知趣就收手”，还在兜里揣着。“故意在仓库门口晃，看我们有没有跟梢。”
老吴揉了揉熬红的眼睛，从抽屉里摸出个烤红薯，递给他：“食堂师傅早上烤的，还热着。你昨天说的大通公司，我让小孙去查了，是家私营公司，老板姓黄，以前在租界做过洋行买办。”
李振邦咬了口红薯，甜得发噎。1952年“三反五反”刚过，私营公司都夹着尾巴做人，大通公司敢跟华丰贸易行牵扯，背后肯定不简单。“仓库里存的什么？”
“橡胶，南洋来的。”老吴拿出另一张纸，是仓库的货物登记册复印件，“守夜的是个姓王的老头，河南人，去年来的，问什么都说不知道，连老板的电话都不肯给。”
上午的案情分析会，李振邦把码头三号仓库的平面图钉在黑板上。图纸是港务局给的，手绘的，标着仓库的进出口、通风口，还有几个堆货区。“这里，”他用红笔圈出仓库西侧的通风口，“离码头的货运船只有五十米，水路运输很方便。”
小孙坐在底下，手里转着铅笔：“要不直接搜查仓库？说不定能找到印假票的设备。”
“不行。”李振邦把粉笔往黑板槽里一扔，“敌特要是敢把仓库当接头点，肯定留了后手。我们一搜，要么什么都找不到，要么打草惊蛇，让他们把真正的窝点藏得更深。”
他想起前世破获的走私案，罪犯常用“明点暗线”的手法——表面留个可疑点吸引注意力，真正的交易点藏在别处。现在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
散会后，李振邦带着小孙去港务局。档案室在老楼的三层，楼梯扶手都包着铜皮，磨得发亮。管理员是个姓周的老先生，戴着民国时期的圆框眼镜，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根竹制书签，见他们进来，把书签往账本里一夹：“要查大通公司？得翻去年下半年的簿子，都在最里面那排架子上。”
架子上的账本堆得快到天花板，全是蓝布封皮，上面用毛笔写着年份和公司名。小孙刚抽出一本，灰尘就扑了满脸，他咳得直弯腰，李振邦却浑然不觉，手指拂过账本封面，一本本找“大通公司”的字样。
“找到了。”李振邦抽出本1951年11月的《进口货运登记簿》，纸张泛黄发脆，每页都盖着港务局的红色印章。他翻到11月17日那页，一行手写的小字映入眼帘：“船名：海鹰号；货名：文具；重量：2吨；提货单位：华丰贸易行；提货人：陈志雄。”
“文具？两吨？”小孙凑过来，指着“重量”那栏，“一支钢笔才几克，两吨文具得装多少箱？这肯定是假的！”
李振邦没说话，指尖在“海鹰号”三个字上划了划。他记得前几天看的旧报纸，1951年11月有艘从香港来的货船，因为“涉嫌夹带违禁品”被查过，船名就是海鹰号。他让周老先生找海鹰号的详细记录，老先生翻了半天，找出份泛黄的《船舶检查报告》：“这艘船当时查了，没发现违禁品，就是货舱里有股油墨味，船长说是装过印刷品。”
“油墨味。”李振邦把报告折好放进包里，“华丰贸易行的提货单还在吗？”
周老先生点点头，从铁皮柜里拿出一沓提货单，按日期排得整整齐齐。李振邦找到11月17日那张，上面的签名是“陈志雄”，字迹歪歪扭扭，和之前从华丰贸易行抄来的账本笔迹比对，“丰”字的竖笔都带了个小勾——是同一个人写的。
“太明显了。”李振邦把提货单递给小孙，“像是故意把线索摆在我们面前。”
回局里的路上，自行车骑过外白渡桥，风裹着黄浦江的潮气吹过来，李振邦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敌特组织向来谨慎，之前赵永明的案子里，连个一点线索都没留下，怎么会在货运记录上留下这么大的破绽？
“除非是陷阱。”他突然停住车，回头对小孙说，“他们想让我们盯着码头仓库，好把真正的窝点藏起来。”
到局里时，技术科的老陈正蹲在地上，对着一堆泥土样本摆弄显微镜（1950年就已经有了生物显微镜了）。见李振邦进来，他连忙站起来，手里拿着片载玻片：“振邦，你让我化验的码头泥土，有发现！”
李振邦凑到显微镜前，调好焦距，看见细小的金属碎屑，边缘还带着磨损的痕迹。“是什么金属？”
“铅锑合金。”老陈把载玻片放在托盘里，拿起放大镜，“这种合金专门用来做印刷活字，而且看磨损程度，像是海德堡印刷机上的零件——那种机器精度高，磨损的碎屑都很规则。”
这个发现让李振邦心里一沉。海德堡印刷机是德国产的，当时上海只有三台，全在国营厂里。敌特要是能弄到这种机器，背后的势力绝不小。他让小孙去查全市的海德堡印刷机登记记录，自己则拿着金属碎屑样本，去了趟第三印刷厂。
第三印刷厂在闸北区，门口挂着“国营上海第三印刷厂”的木牌，门口的宣传栏贴着“增产节约”的标语。李振邦没找厂长，直接去了食堂——中午饭点，老工人都在这儿吃饭，最容易打听消息。
他端着碗阳春面，坐在两个老师傅旁边，假装闲聊：“师傅，你们厂的机器好用不？我听说海德堡的机器特别厉害。”
穿藏青色工装的老师傅叹了口气，扒了口面：“厉害是厉害，就是老出毛病。上个月还请了外面的师傅来修，说是机械局派来的专家，结果修完更难用了。”
“外面的师傅？”李振邦放下筷子，装作好奇，“长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戴个鸭舌帽，说话带点宁波口音，左手还戴块旧怀表。”另一个老师傅接过话，“来的都是夜班，每次都是晚上十点来，凌晨两点走，说是怕影响白天生产。”
李振邦心里记下这些特征，又问：“维修记录有吗？我朋友在机械局，说不定认识这位专家。”
老师傅指了指办公楼：“在厂长办公室呢，你得找厂长要。不过那记录也不详细，就写了‘王工’，连全名都没有。”
他找到厂长时，厂长正对着一堆报表发愁。听说要查维修记录，厂长脸色有点不自然：“李科长，这...维修记录都是按规定存的，就是怕你们误会，毕竟‘三反五反’刚过，我们厂可不敢出问题。”
李振邦拿出市公安局的调查令，放在桌上：“只是例行调查，没别的意思。”
厂长这才勉强从抽屉里拿出个账本，翻到3月份那页：“你看，就是这几次——3月12日、3月26日、4月9日，都是周五夜班，维修项目是‘滚筒校准’‘油墨管路清理’。”
李振邦看着账本上的“王工”签名，和之前陈志雄的笔迹比对，虽然字体不一样，但“工”字的横笔都特别长——是故意模仿的笔迹。他让厂长找当时的值班工人，工人回忆说，每次“王工”来维修，都不让人靠近机器，还让值班工人去休息室等着，说是“怕影响维修精度”。
“他们是借维修的名义，在机器上做手脚。”李振邦离开印刷厂时，心里已经有了判断。敌特很可能在夜班时，用厂里的海德堡印刷机印假票，白天再把印好的假票运走，神不知鬼不觉。
回到局里，小孙已经把海德堡印刷机的登记记录拿来了：“全市就三台，人民出版社、上海印刷厂、第三印刷厂，都是国营单位。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印刷厂的机器最近都在检修，只有第三印刷厂的一直在用。”
“派人盯着第三印刷厂的夜班。”李振邦把记录放在桌上，“重点看有没有外来人员，还有货物运输情况。”
监视进行到第三天，终于有了动静。凌晨两点，一辆喷着“上海粮食公司”字样的道奇卡车，悄无声息地开进了第三印刷厂。车牌号是“沪A-1948”，李振邦一看就知道是假的——1948年的旧牌照，早就停用了。
卡车停在印刷车间门口，下来三个人，都穿蓝色工装，袖口别着“上海机床厂”的徽章。李振邦用望远镜盯着他们，看见其中一个人左手戴了块怀表，正是老工人说的“王工”。
“动手吗？”老吴在旁边低声问，手已经按在腰间的驳壳枪上。
“再等等。”李振邦调整望远镜焦距，看见三人抬着两个木箱从车间出来。木箱上贴的“精密仪器 轻放”标签，边缘都磨破了，像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旧标签。木箱很重，两人抬一个，扁担都压弯了，能听见里面传来轻微的“哗啦”声——像是纸张的声音。
卡车开出印刷厂后，在城里绕了三圈，先往静安寺方向走，又折回南京路，最后朝着西郊的梅陇镇驶去。李振邦让一组人继续盯着仓库，自己带着老吴、小孙，开着局里的吉普车跟了上去。
梅陇镇附近全是农田，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卡车最终停在一个废弃的砖瓦厂门口，这里1950年就停产了，只剩下三个窑洞，周围长满了野草。三人把木箱搬进最大的那个窑洞，很快就出来了，开车往市区方向走。
“进去看看？”小孙握着枪，眼睛盯着窑洞门口。
李振邦看了看表，凌晨四点，天还没亮：“等天亮。里面可能有陷阱，别冒险。”
天亮后，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进窑洞。窑洞里面弥漫着一股油墨味，地上铺着帆布，帆布下面盖着台机器——正是海德堡印刷机的滚筒部分，旁边还放着个铁桶，里面剩了半桶黑色油墨，和之前在码头泥土里发现的金属碎屑成分一致。
“这就是他们的窝点。”老吴蹲在机器旁，用手指蘸了点油墨，“还热着，说明刚用过没多久。”
李振邦没说话，四处打量着窑洞。墙上用粉笔画了个“x”，是敌特常用的标记；角落里有个翻烂的《机械维修手册》，扉页写着“陈记”，和陈志雄的“陈”对应；还有一根带血的麻绳，绳子上沾着点蓝布纤维——和那三个工人穿的工装一致。
“老陈，把麻绳和油墨都带回去化验。”李振邦把手册放进证物袋，“还有，看看木箱里装的是什么。”
小孙打开木箱，里面全是印好的假粮票，壹市斤的、贰市两的，一沓沓用橡皮筋捆着，至少有几万张。假粮票的纸质很粗糙，水印是用蜡印上去的，对着光一看就露馅，但普通人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
“这么多假粮票，要是流出去，肯定会乱了市场。”小孙拿起一张假粮票，气得手都抖了。
李振邦却皱着眉：“不对。”他翻遍了整个窑洞，没找到印版——没有印版，根本没法继续印假票。“他们在玩金蝉脱壳，把没用的机器和假粮票留在这儿，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真正的印版早就转移了。”
回到局里，老陈的化验结果出来了：麻绳上的血迹是A型血，和之前在复兴公园垃圾桶里发现的油纸包上的血迹一致；油墨的成分，和第三印刷厂机器里的油墨完全相同；还有，手册扉页的“陈记”，笔迹和陈志雄账本上的笔迹一致。
“所有线索都指向陈志雄，但他只是个马前卒。”李振邦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黑板上的关系图发呆。黑板上画着赵永明、陈志雄、“王工”、码头仓库、印刷厂、砖瓦厂，箭头密密麻麻，却始终找不到最核心的“谭工”。
下午，门卫老张突然跑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个信封：“李科长，又有你的信！”
信封和上次的一样，普通的牛皮纸信封，邮戳是“上海南站”，投递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李振邦拆开一看，里面还是一张纸条，这次不是剪报，是用钢笔写的：“明日下午三时，龙华寺大雄宝殿前，独自一人来。”字迹工整，笔画有力，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写的。
“肯定是陷阱！”老吴把纸条拍在桌上，“他们知道你会带便衣，故意让你单独去，想对你下手！”
李振邦盯着纸条上的字，注意到“龙华寺”的“华”字，最后一笔带了个小弯钩——和之前维修记录上“王工”的签名笔迹，有几分相似。“他们不是想杀我，是想试探我。”他把纸条折好，“如果真想动手，没必要约时间地点，直接在我家附近埋伏就行。”
话虽如此，他还是做了周密安排。让便衣提前混入龙华寺的香客中，有的扮成卖香烛的，有的扮成茶摊的伙计，还有的装作游客，在大雄宝殿周围布了三层控。他自己则穿了件灰色的便装，没带枪，只在口袋里揣了个哨子——万一有情况，吹哨子就能让便衣行动。
龙华寺的香火很旺，进门处有卖香的小摊，一元钱一束，香客们都排着队买。李振邦走进寺庙时，正好听见钟楼传来“咚”的一声，三点整了。他在大雄宝殿前站了会儿，看着香客们跪拜、许愿，没发现可疑的人。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一个小沙弥端着个铜盘走过来，盘子里放着几张纸条。“施主，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小沙弥把一张纸条递给李振邦，转身就走。
纸条上写着：“诚意不够，下次再见。”
李振邦立刻让便衣去追小沙弥，可小沙弥说，是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让他传的信，给了他五毛钱，还说“别问是谁”。男人的特征很模糊，只说戴了副眼镜，身高大概一米七五，其他的都记不清了。
“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回去的路上，李振邦坐在吉普车里，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知道我们布了便衣，所以没露面。”
老吴握着方向盘，眉头皱得很紧：“局里是不是有内鬼？不然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布控计划？”
李振邦没说话。他想起昨天开会时，只有专案组的五个人知道布控计划：他、老吴、小孙、老陈，还有新来的实习警员小张。小张是上个月过来的，分配到局里还不到一个月，平时话不多，总是低着头记笔记。
回到局里，他让老吴去查小张的背景。老吴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拿着小张的档案：“小张是上海人，父母都是工人，去年毕业，成绩中等，没什么问题。”
“再查他的通讯记录。”李振邦坐在椅子上，手指敲着桌面，“看看他最近有没有和可疑人员联系。”
结果出来时，李振邦心里一沉。小张最近每天都往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时间都是晚上九点，每次只说一两分钟。公用电话亭在福建北路附近——陈志雄的住处就在福建北路。
“是他。”老吴气得一拳砸在桌上，“没想到刚毕业的学生，竟然是敌特的内鬼！”
李振邦却很冷静：“别声张。既然知道内鬼是谁，我们就能利用他，引真正的‘谭工’出来。”
他让小张继续跟着专案组，故意在开会时说“明天要去搜查华丰贸易行”，还让小张负责记录。晚上，小张果然又去了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
第二天一早，李振邦带着人去了华丰贸易行，却没搜查，只是在门口转了转，就回去了。他知道，小张肯定把“搜查”的消息传出去了，敌特要是信了，肯定会有动作。
果然，当天晚上，监视陈志雄的便衣传来消息：陈志雄从住处出来，坐黄包车去了霞飞路的一栋老洋房。李振邦立刻带着人赶过去，老洋房的灯亮着，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他让便衣包围老洋房，自己则带着老吴从后门进去。客厅里，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个账本，陈志雄站在旁边，低着头不敢说话。男人听见动静，抬头看向李振邦，左手小指少了一截——正是他们找了很久的“谭工”！
“李振邦？”谭工冷笑一声，把账本往桌上一扔，“没想到你能找到这儿。”
“李德明，别装了。”李振邦盯着他，“你以为藏在老洋房里就安全了？”
李德明的脸色变了变，突然从怀里掏出手枪，对准李振邦。老吴反应快，抬手就是一枪，打在李德明的手腕上，手枪掉在了地上。
“把他抓起来！”李振邦大喊一声，便衣们冲了进来，按住了李德明和陈志雄。
在老洋房里，他们搜出了假粮票的印版、密写药水、还有一本密码本，上面记着敌特的联络方式和下一步计划——他们准备在五一劳动节那天，把假粮票运到各个菜场，扰乱市场秩序。
“你们赢了。”李德明被押着往外走，突然回头说，“但你们别得意，台湾还会派更多人来，新中国的好日子长不了！”
李振邦没理他，看着搜出来的印版，心里松了口气。这场持续了几个月的案子，终于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