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账风波：坚守与清白
本以为一百万元的账目问题查清了，这事就能结束，可没过两天，检察院的张科长就又找了覃允鹤谈话。张科长四十岁左右，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熨得没有一丝褶皱——那西装是他一九八八年考上检察院后，特意托人在市里的裁缝店做的，至今还保养得很好。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擦得透亮，表情严肃，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干练，让人不敢轻易懈怠。
他坐在覃允鹤对面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夹——文件夹边缘有些磨损，是一九八九年检察院统一配发的办公用品，指尖在文件夹上轻轻敲着，沉默了几秒才开口，语气严肃得没有一丝波澜：“覃允鹤，经过我们跟你们公司总经理的私下交流，结合目前掌握的情况，决定对你在运销公司任职五年期间的所有账目进行彻查，从最早的供货合同到最近的回款凭证，一页都不能漏，必须核对清楚，不能有任何遗漏。”
覃允鹤愣了一下，手里的笔差点掉在桌上——那支笔是一九八七年他升任运销经理时，公司发的纪念钢笔，笔帽上还刻着“业绩突出”四个字。他刚想开口问“为什么还要彻查”，张科长又接着说：“另外，从今天起，你每天都得待在招待所里，不能外出，连给家里打电话都要在我们的监督下进行，主要是怕你‘串供’，影响调查进度。”
张科长顿了顿，看了覃允鹤一眼，语气稍微缓和了点：“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比如换洗衣物、买日用品，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合理要求，也会定期跟你家人沟通，让他们放心。”
这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覃允鹤心上。他想解释自己不会串供，从一九七八年进寨里煤矿运销科，到一九八六年当上运销经理，十几年里他从来没做过亏心事，没必要串供。可看着张科长严肃的表情，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能配合调查，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此次彻查的，正是他自一九八六年升任经理至当时（对应后续财务报表年份一九九年）任职五年间的账目。
接下来的四十几天，成了一场漫长的煎熬。检察院的人把运销公司五年的账目都搬到了招待所的会议室，满满当当堆了一屋子。从一九八六年的原始凭证到一九九一年的财务报表，整整装了二十多个档案盒，每个档案盒上都贴着泛黄的标签，写着年份和内容，堆在墙角，快到天花板了——其中一个档案盒上还留着一九八六年洪水时的水渍，是当年覃允鹤冒着雨从仓库里抢出来的。
他们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开始查账，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吃的是食堂送来的盒饭，米饭偶尔还夹着几粒沙子；下午一直查到六点多，有时候晚上还会加班，会议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那盏白炽灯是一九八五年招待所翻修时装的，灯光昏黄，还时不时闪烁两下。办案人员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核对供货合同和回款凭证，对着老旧的计算器录入数据，时不时要翻出原始单据确认；另一组负责整理火车大票和出入库单据，把一张张泛黄的票据按日期排序，用生锈的夹子夹好。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连喝水的时间都很少。
复印出来的火车大票堆了有一米多厚，摊在地上占了半个房间。每张票上都用红笔密密麻麻地写着批注，比如“核对合同号”“与财务账第89页对应”“需确认吨数是否相符”“联系客户核实收货情况”，有的票据上还贴了小纸条，写着“待确认”“已核实”。那些火车大票上印着发煤日期、到站和吨数，最早的一张是一九八六年冬天的，边缘已经脆得一碰就掉渣，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那是覃允鹤刚负责对接煤矿时，发的第一车煤的票据，他一直当宝贝似的存着。
覃允鹤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凳面是硬木板做的，上面没有任何软垫，硌得他屁股生疼，每隔一会儿就得挪一下身子——那把凳子是一九八三年招待所开业时买的，凳腿都有些松动，每次挪动都发出“吱呀”的响声。他不能离开会议室太远，只能在门口附近走动，随时等着办案人员提问。
他看着办案人员一页页翻、一笔笔核，眼神专注，不敢有丝毫懈怠。偶尔被问到某个业务的细节，比如“一九八九年三月给东风钢铁厂发的那批块煤，为什么单价比平时低5元”，他都能准确说出对应的合同编号——甚至能记得当时签合同的会议室是公司三楼的小会议室，窗户朝东，上午能晒到太阳，那天王总还带了一箱苹果过来，红彤彤的，大家边吃边谈，气氛很融洽——还有当时的市场行情，这也是此次查账中重点核对的业务细节之一。
“张科长，那时候块煤行情不好，全国的块煤价格都在跌，比一九八八年降了快十个点。”覃允鹤看着张科长，语气平静却坚定，“东风钢铁厂那边又收到了其他供应商的报价，比我们低3元，他们都快跟别人签合同了。他们是咱们的老客户，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合作，要是丢了这个客户，后续的损失更大，不仅是这一笔生意，还有后续的长期合作。”
他顿了顿，接着说：“我当时跟总经理汇报过，还写了书面申请，把市场行情、客户情况都写清楚了，申请降价5元，保住这个客户。总经理看了之后，也同意了，签了字——那份申请现在还在蓝色标签的档案盒里，您可以找出来看看。”
覃允鹤一边说，一边指着堆在桌上的档案盒：“相关的汇报记录和合同都在那个标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蓝色标签档案盒里，第36页，上面还有总经理的签字和日期，错不了。”
办案人员按照他说的，果然在蓝色标签的档案盒里找到了对应的记录，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字迹清晰，总经理的签字也很明显。时间久了，办案人员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严肃紧绷、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慢慢变得有些松动。有时候查完账，他们还会跟覃允鹤聊两句无关紧要的话，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有次快到中午时，负责核对一九八八年账目的小李——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姑娘，脸上还带着几分青涩，胸前别着的工作证是一九八九年刚发的——看着手里的奖金发放表，笑着说：“覃经理，你们公司前几年效益挺好啊，看奖金记录不少，比我们这强多了。一九八八年你们还发了年终奖，每个人都有五千多吧？”——一九八八年的账目，也是此次彻查中需核实的重要年份之一，奖金发放情况是当时公司效益的直接体现。
覃允鹤笑了笑，点了点头说：“那年行情好，全国煤炭需求大，价格也高，公司赚了不少，老板高兴，就给大家多发了点奖金。不过这两年行情又不行了，需求降了，价格也跌了，去年年终奖才发了三千多——比一九八八年差远了。”他没多说什么，心里却在琢磨：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了，老婆有没有按时去医院检查身体——她从一九八七年就查出有高血压，得定期复查；儿子的期中考试成绩好不好——儿子上初三，是一九八一年生的，明年就要考高中了，学习压力大，他走之前还答应儿子，等他回来陪他去买新款的运动鞋。
他已经快一个月没见到家人了，每次打电话，都只能在办案人员的监督下说几句“我没事，你们别担心”“照顾好自己”，就匆匆挂了电话。有一次，儿子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却只能强忍着说“快了，等爸爸忙完就回去”，挂了电话后，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想起儿子一九八八年在他生日时送的手工贺卡，心里满是愧疚。
每天晚上，覃允鹤躺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吊灯，都难以入眠——那盏灯是一九八四年安装的，开关早就不太灵，有时候会自己闪两下，像在跟他作对。他回想起自己刚进公司的时候，一九八六年，与业务员跑市场，冬天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去煤矿拉煤，耳朵冻得通红，手冻得握不住方向盘；夏天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去客户厂里送单据，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留下一圈圈汗渍——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启了运销经理的职业生涯，也成为此次查账的起始时间点。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签下大额合同的时候——那是一九八六年跟红星钢铁厂的第一笔合作，签了五千吨煤，虽然不太多，却是他跑了十几次才谈下来的。那天他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跟老婆聊了半宿，说“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还想起自己提拔为运销公司经理后，一九八六年，跟团队一起攻克难关，有次为了赶运输，大家一起在火车站盯了三天三夜，终于按时把煤发运出去，客户特意送了面写着“诚信为本”的锦旗，挂在公司的荣誉墙上，至今还很鲜艳。
这些回忆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等调查结束，还自己一个清白，也对得起家人和客户这么多年的信任。
好在李建国时常会过来跟他聊聊天，有时候带点家里腌的咸菜——是李建国老伴一九八九年秋天腌的，咸香可口，配馒头吃正好；有时候拿本旧书给他看，大多是历史类的，书页都卷了边，是一九八〇年出版的，一些内容，于当下形势格格不入，也不过是让他打发时间。老张师傅也总想着他，每次打饭时，都会多给他盛点肉，还会偷偷在他的饭盒里放一个煮鸡蛋，说：“覃经理，多吃点，补充点营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鸡蛋是我老家亲戚送来的，土鸡蛋，香着呢。”
这些温暖的瞬间，像黑暗里的光，一点点照亮他心里的阴霾，支撑着他熬过那些难熬的日子。
终于，在第四十五天的下午，张科长拿着一份调查报告，找到了覃允鹤。他的表情比之前温和了许多，没有了之前的严肃，眼神里还带着几分歉意。他把报告递过去，说：“覃允鹤，经过我们四十多天的彻查，确认你在经营运销公司期间，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二年，所有账目清晰，收支合理，每笔款项都有对应的合同、凭证和签字，没有任何贪污、挪用公款的行为。你可以回去了。”——这份报告明确了彻查的完整时间范围，也为这场持续四十多天的调查画上了句号。
覃允鹤接过报告，手指有些颤抖，他快速翻到最后一页，看到“未发现违纪违法行为”几个黑色的大字时，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四十多天的煎熬，每天的等待和担忧，在这一刻都有了结果。他抬起头，看着张科长，声音哽咽着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我清白。”
张科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诚恳地说：“这是我们的职责，之前可能对你多有打扰，还请你谅解。你也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几天，跟家人团聚一下吧——你家人这阵子也很担心你。”
当天晚上，覃允鹤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帆布包里的笔记本、一九八七年的纪念钢笔，还有小宋给他的纸条，都整整齐齐地放着。他背着帆布包，走出了红旗招待所。夜色里，远处城市的灯火亮着，像无数颗星星，温暖而明亮。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带着泥土的清香，没有了招待所里的压抑。
他给老婆打了个电话，声音带着笑意：“老婆，我没事了，现在就回去，你跟儿子等着我。”电话那头，老婆的声音带着哭腔，却满是喜悦：“好，好，我们等你，给你留着饭——你爱吃的红烧肉，我炖了一下午。”
挂了电话，覃允鹤快步朝着家的方向走去。他知道，这场始于对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账目核查、最终确认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二年清白的风波虽然结束了，但自己的人生还要继续。他会带着这份清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从现在开始，继续做那个行得正、坐得端的覃允鹤，也对得起所有信任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