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办公室门口那盆发财树的叶子，已经被我数了七遍。
每一片叶子的脉络，我都熟悉得像看自己掌心的纹路。
同事们在背后叫我“门神”，而院长始终“在开会”。
第八天，我直接推开了那扇沉重的实木门。
院长抬头看见我手里的离职报告，笑了：“等你很久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竞业协议，轻轻推到桌前。
“签了它，或者签这份升职加薪通知。”
这时我才明白，这七天不是等待，而是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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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办公室门口那盆发财树的叶子，不多不少，一共一百八十七片。其中，完全舒展开来的、油绿肥厚的有一百二十片，边缘微微卷曲、带点嫩黄的有四十一片，还有二十六片是刚刚冒出头、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嫩芽。靠近根部的位置，有两片叶子已经完全枯黄，叶尖耷拉着，要掉不掉的样子，看得人心里发焦。叶片上的脉络，主脉粗壮，侧脉纤细如网，每一片的走向、分岔，我都熟悉得像是刻在脑子里，不，是像我自己掌心里那些杂乱又注定一生的纹路。
我已经在这里，守了整整七天。
这把椅子，正对着院长那扇厚重的、暗红如凝固血液的实木门，成了我这七天来的据点。它是那种老式办公椅，人造革的座面，夏天粘屁股，冬天透心凉。右边扶手靠近身体的位置，被不知道多少代前任磨出了一小块不易察觉的油亮。我每天坐在这里，假装自己很忙，膝盖上摊开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变幻着各种图纸和报表，但我的耳朵，像最灵敏的雷达，全天候、无死角地锁定着那扇门后的任何风吹草动。
门内大多数时候是寂静的，一种能吞噬人的寂静。偶尔，会传来模糊的谈话声，高一声，低一声，像隔着水传来的。有时是院长那特有的、带着胸腔共鸣的笑声，呵呵的，听不出真假。每当有脚步声靠近门口，我的心跳就会像被抽了一鞭子的陀螺，猛地加速，浑身的肌肉都绷紧，准备在那扇门打开的一瞬间，用一种恰到好处的、既不显得急切也不至于怠慢的姿态站起身，递上我手里那份已经被我捏得有些发软、带着体温和湿气的离职报告。
可那扇门，像被焊死了一样。
它只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开启。比如，我低头揉着发胀的太阳穴，试图驱赶连日的疲惫时；或者，我被走廊那头突然的喧哗——可能是某个项目组又在庆祝节点完成——短暂分神的瞬间。门会“咔哒”一声轻响，开一条缝，院长矮壮的身影闪现出来，永远是那身熨帖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身边总跟着人，有时是某个部门的负责人，眉头紧锁；有时是客户，脸上堆着客套的笑。他一边快速走着，一边语速更快地交代着什么，目光锐利，像探照灯一样扫过前方，从未在我这个方向有任何停留。
“李院……”我几次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机会，站起身，刚吐出两个字。
他要么是仿佛根本没听见，径直往前走，身边的人流像盾牌一样护着他；要么会倏地停住脚步，转过头，眼神在我脸上停留不到半秒，那眼神里没有惊讶，没有疑问，什么都没有，空得像口枯井。“小陈啊，有个急事，回头说。”话音未落，人已在一米开外。“回头”是哪个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办公室门口那盆发财树的叶子，我已经数了七遍。
设计院是个讲究资历和位置的地方，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在封闭的空气里发酵出各种味道。我这张连续七天出现在院长办公室门口的固定面孔，早已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那些目光，黏在背上，痒痒的，带着探究，也带着怜悯。
同组的老王，端着泡满枸杞的保温杯经过时，会拍拍我的肩膀，声音压得低低的：“还等着呢？”不等我回答，他便摇摇头，叹口气，“唉，李院最近，忙啊！”那声“忙”字，拖得又长又重，仿佛包含着无数不可言说的深意。
隔壁工位的张姐，心肠热些，中午吃饭时，偷偷把我拉到一边：“小陈，要不……再想想别的办法？这么干等，不是个事儿啊。”她眼神里是真切的担忧，“院里最近风声紧，好几个项目都卡着，听说上头……”她用手指隐晦地指了指天花板，“压力大得很。”
更多的，是背后的窃窃私语。我去茶水间冲咖啡，刚走到门口，里面原本的谈笑声会戛然而止。我端着杯子进去，那短暂的寂静格外刺耳，只剩下饮水机加热的呜鸣。等我转身离开，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目光又重新聚焦在我的背上，伴随着极力压抑却依旧能捕捉到的气流声——“……还在等……”“……门神似的……”
“门神”。
这个词第一次钻进我耳朵时，像根冰冷的针，扎得我心脏一缩。是啊，门神。别人办公室门口贴的是画像，威风凛凛。我这儿，是个活生生的、日渐萎靡的“门神”，镇着这扇我始终无法逾越的门。这个绰号，比任何直接的嘲讽都更具杀伤力，它把我这七天的坚持，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滑稽的表演。
我感到一种深刻的屈辱，像粘稠的沥青，一点点糊住胸口，让我呼吸不畅。当初进这家设计院时的意气风发，那些挑灯夜战画图、为一个数据争得面红耳赤、最终方案通过时的狂喜……都像被这七天的等待磨得褪了色，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疲惫和荒谬感。我为什么要走？是因为那永远改不完、越改越背离初衷的甲方意见？是因为那论资排辈、看不到希望的职业天花板？还是因为上次那个我倾注心血的项目，最终署名时，我的名字被毫不客气地挤到了第三个，前面是两位我连面都没见过几次的“领导”？
都有。那是一种缓慢的窒息。而递上离职报告，是我为自己争取的一次剧烈呼吸。
可现在，这口气，被堵在了院长办公室门口，堵在了那盆枝繁叶茂的发财树下，堵在了那些若有若无的“门神”议论声里。
第八天。早晨。
我站在那扇暗红色的实木门前，没有像前七天那样，先坐到那把椅子上“守株待兔”。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在光洁的深色地板上拉出长长的亮斑。那盆发财树在晨光中绿得有些刺眼。我看着门板上细腻的木纹，像河流，也像迷宫。门把手是冰凉的黄铜材质，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七天了。整整一百六十八个小时。我数清了一百八十七片叶子，听够了所有的“在开会”、“很忙”、“回头说”，也受够了“门神”这个称呼。
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击着，血液冲上头顶，又在四肢末端变凉。一种破釜沉舟的情绪，取代了连日来的焦灼、屈辱和犹豫。不等了。今天，必须有个结果。
我没有敲门。
手上用力，猛地一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干涩的呻吟，打破了走廊里惯有的压抑宁静。
办公室内的景象，随着门扇的开启，扑面而来。宽大，厚重，地毯吸走了所有杂音。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居于房间中央，像一艘旗舰的指挥台。院长李建国就坐在桌后，背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窗外是城市灰蒙蒙的天际线。他正低着头，在看一份文件，听到门响，有些愕然地抬起脸。
逆着光，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太真切，但那份被打扰的不悦，即使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迈步走进去，反手轻轻带上门，将外面所有可能窥探的目光隔绝。脚步声被厚厚的地毯吞噬。我一直走到办公桌前，站定。然后，将手里那份已经被汗水浸得边缘有些卷曲、皱皱巴巴的离职报告，放在了光滑冰凉的红木桌面上，正对着他。
“李院，”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但竭力保持着平稳，“这是我的离职申请，请您批准。”
办公室里有一瞬间的死寂。只有空调系统低沉的送风声，像背景噪音。
李建国靠在宽大的皮质老板椅里，目光从我脸上，慢慢移到我放在桌上的那份报告上。他没有立刻去看报告，反而，嘴角一点点弯了起来，露出一个绝对称不上是笑容的弧度。那笑容里，没有惊讶，没有意外，甚至没有一丝一毫被打扰的怒气。只有一种……一种意料之中、甚至带着点玩味的审视。
他忽然笑了出声，不是呵呵那种，而是从喉咙深处溢出来的、低沉而短促的笑声。
“小陈啊，”他身体微微前倾，双臂交叠放在桌面上，目光像钩子一样锁住我，“等你很久了。”
这句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混乱的涟漪。等我？很久？什么意思？
他没理会我的怔忡，不紧不慢地拉开右手边的一个抽屉。那抽屉滑轨顺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从里面取出两份薄薄的文件，动作从容，甚至带着点仪式感。
“啪”、“啪”。
两声轻响，几乎同时落在桌面上，就放在我那份皱巴巴的离职报告旁边。
一份，是白色的普通A4纸打印的。
另一份，纸张明显精良许多，带着隐隐的暗纹，标题是醒目的加粗宋体。
我的目光，先被那份精良纸张上的标题抓住——《关于陈远同志职务晋升及薪酬调整的通知》。心脏猛地一跳，一股混杂着惊愕和本能渴望的热流，不受控制地窜上来。
但我的视线，随即又死死钉在了旁边那份白色文件上。上面是更大、更黑的加粗字体：《竞业限制协议》。
“签了它，”李建国伸出手指，先点了点那份白色的《竞业限制协议》，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在桌面上叩出轻微的响声。然后，指尖平移，落在那份《晋升通知》上，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或者，签这份。”
他抬起眼，目光像两把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刺向我。
“你自己选。”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和空调那永恒的低鸣。
原来是这样。
这七天，根本不是什么等待。不是他忙，不是他没空，不是他忘了。这是一场无声的博弈。他在门里，我在门外。他用那扇厚重的实木门，用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用这整整七天的时间，作为一个压力舱，在消耗我的意志，在测试我的决心，也在……准备着他的筹码。
他早知道我会来。他早准备好了这一切。那盆发财树，那把粘屁股的椅子，那些“门神”的议论……所有的一切，都成了这场博弈里，他用来消磨我、围困我的工具。
我看着桌上那两份文件，一份意味着禁锢，一份意味着诱惑。一份是冰冷的锁链，一份是镀金的枷锁。
空气凝固成了实体，沉重地压在我的肩胛上，每一次呼吸都需要动用肋间肌全部的力量。耳朵里是自己的心跳声，放大了，咚，咚，咚，像一面破鼓在被缓慢而执拗地敲击。窗外的天光是那种毫无感情的灰白色，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把李建国脸上那点残留的、程式化的笑意也映得一片惨淡。
那两份文件，安静地躺在光可鉴人的红木桌面上，界限分明，像一道摆在我面前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白的，是《竞业限制协议》。不用细看，我也能猜到里面的条款会多么严苛——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加入同行业任何竞争对手，不得从事相关领域工作，否则，面临的是我可能倾家荡产也赔不起的违约金。它像一条冰冷的铁链，锁住你的手脚，把你放逐到职业的荒原上。另一份，带着暗纹的纸，《关于陈远同志职务晋升及薪酬调整的通知》。那是我过去几年，在无数个深夜里，对着发亮的屏幕，耗尽了心血和热情，曾经悄悄期盼过的东西。它代表着认可，地位，还有足以让眼下所有憋屈都显得“值得”的金钱。一条金光闪闪的、舒适的枷锁。
李建国就坐在桌子后面，像一尊佛，一尊深谙人性所有弱点的佛。他耐心十足，甚至好整以暇地向后靠了靠，肥厚的手掌轻轻摩挲着光滑的扶手。他在等。等我脸上闪过挣扎，等我眼神里露出权衡，等我被那镀金的枷锁所吸引，自己走过去，心甘情愿地套在脖子上。他笃定我会选后者。在这个行业里，在这个设计院里，大多数人都会选后者。忍耐，然后交换，这是这里通行的、唯一的生存法则。
我的目光，从那份《晋升通知》上移开，落回到那份白色的《竞业协议》。纸张很普通，甚至有点薄，透光看，能隐约看到背面的字迹。可它就是有千斤重。我的指尖有些发麻，血液好像都涌到了头上，又在太阳穴那里突突地跳。
然后，我的视线越过了这两份文件，落到了桌面上另一角。那里，放着一支笔。不是院长平时签字用的那种万宝龙，就是一支最普通、随处可见的黑色中性笔，塑料笔杆，毫无特色。它就那么随意地躺在那里，像是刚刚被人用过，又像是等待了很久。
我突然伸出手，拿起了那支笔。
动作很快，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
李建国的眉毛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眼神里似乎掠过一丝“果然如此”的了然。他大概以为，我是要伸手去拿那份《晋升通知》了。
但我没有。
我拿着笔，手腕悬空，停在了那份《竞业限制协议》的上方。
笔尖，悬在甲方（用人单位）签名栏旁边，那片空白的位置上。
然后，我抬起眼，看向李建国。我的声音不高，甚至因为紧绷而有些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李院，”我说，“笔，没水了。”
时间仿佛又停滞了一秒。
李建国脸上的那种掌控一切的从容，出现了一丝短暂的凝滞。他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些许真正的意外，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他可能没料到我会真的选择这条绝路，更没料到我会用这样一种方式，一种近乎幼稚的、却又带着明确挑衅意味的方式，来宣告我的选择。
他没动，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那目光沉甸甸的，试图压垮我最后那点可怜的坚持。
我举着笔的手，稳稳地停在协议上方，没有收回，也没有落下。笔杆冰凉。
办公室里，只剩下空调低沉的、永恒的嗡嗡声，像一场无声拉锯战的背景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