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七月，重庆的酷暑达到了顶峰。太阳像个恶毒的火球，不知疲倦地炙烤着这座山城。嘉陵江的水面上泛着刺眼的白光，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只有知了在枯柳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在为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旧世界唱着最后的挽歌。
但我坐在参谋本部那间阴凉的办公室里，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这种冷静来自于手中握有的绝对力量，来自于地图上那势不可挡的红色箭头。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此刻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投向了更深远的未来。
七月的第一周，桂林城下的炮声震碎了漓江的宁静。
对于冈村宁次来说，桂林已经从去年的荣耀变成了现在的绞索。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虽然大部分撤退到了衡阳以北，但在桂林城内，他们依然留下了第13师团的一部以及大量的工兵和辎重部队，企图利用去年我们修筑的工事和天然的岩溶地貌，进行最后的顽抗。
七月三日，我对桂林前线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命令。
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要求速战速决。我在电话里对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说，向华发，桂林是座石头城，也是座伤心城。去年我们在这里丢了八百壮士，今年我要日本人加倍偿还。不要急着往里冲，先给我围起来。我要让日本人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张发奎心领神会。新六军、第74军和第46军，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像三把铁钳，死死地卡住了桂林。我们切断了日军所有的补给线，连一只飞鸟都飞不进去。
七月五日，前线开始肃清外围据点。
战斗在良丰、大圩一线打响。日军依然顽固，他们躲在碉堡和岩洞里，用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但这一次，我们的士兵手里拿的是美制汤姆式冲锋枪和巴祖卡火箭筒。
刘斐向我汇报了一个细节。在进攻大圩古镇时，日军藏在一座坚固的石楼里负隅顽抗。我们的连长没有让士兵去填命，而是直接呼叫了空军。两架p-51野马战斗机俯冲下来，把两枚500磅的航空炸弹精准地扔进了石楼的天井。巨大的爆炸声中，那座石楼瞬间化为齑粉。
我听着汇报，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这就对了。这就是现代战争。用钢铁去换取胜利，而不是用人命。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八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站在重庆的广播大楼里，向全国发表了讲话。我说，八年前的今天，我们在卢沟桥听到了第一声枪响，那是屈辱的开始。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桂林城下听到的炮声，那是复仇的号角。我向全国同胞保证，这将是我们在战争状态下度过的最后一个七月七日。
这一天，桂林前线发起了向心突击。
七月的第二周，战火烧进了桂林的岩洞。
桂林的喀斯特地貌，曾经是我们防守时的天然屏障，如今却成了日军的藏身之所。他们像老鼠一样钻进七星岩、叠彩山、伏波山的岩洞里，囤积了大量的弹药和粮食，准备和我们打持久战。
七月十日，我们的部队攻占了象鼻山。
战斗异常惨烈。日军在象鼻山的岩洞口架起了重机枪，我们的冲锋部队一度受阻。
我在作战室里，看着前线发回的电报，眉头紧锁。我想起了去年七星岩的惨剧，那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魏德迈将军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走过来，低声说，韩，对付老鼠，最好的办法不是钻进洞里去抓，而是用火攻。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付日军的岩洞战术很有经验。我们新运来了一批改进型的m2火焰喷射器，还有大量的凝固汽油弹。
我转过头，看着魏德迈，眼中闪过一丝寒光。我说，将军，谢谢你的建议。这正是我想做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七月十二日，我下令组建了数十个喷火战斗小组。
在七星岩，这个曾经埋葬了我们八百壮士的地方，复仇的火焰升腾而起。
我们的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接近了岩洞口。几条长长的火龙呼啸着钻进了漆黑的洞穴。紧接着，洞里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那声音不像人类，倒像是地狱里的恶鬼。
随军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几个浑身是火的日军士兵从洞口冲出来，还没跑几步就倒在地上，烧成了一团黑炭。
看着这张照片，我没有一丝怜悯。这是战争的法则。当他们去年在这个洞里对我们的伤员释放毒气时，他们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七月十四日，桂林城内的日军防线开始崩溃。
他们原本指望的坚固工事，在火焰喷射器和巴祖卡面前不堪一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垮了。他们发现，无论躲在哪里，都会被烧死或者炸死。恐惧像瘟疫一样在日军中间蔓延。
七月的第三周，国际风云突变，惊雷在西方炸响。
七月十七日，波茨坦会议开幕。
虽然我身在重庆，但我时刻关注着这场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这三个巨头坐在一起，正在瓜分世界，也在决定日本的命运。
情报部门送来了一份绝密情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成功试爆了一颗代号为三位一体的超级炸弹。
看着情报上对那朵巨大蘑菇云的描述，我感到一阵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原子弹。这个潘多拉的魔盒终于被打开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战争将在瞬间结束，也意味着人类将进入一个时刻面临毁灭恐惧的新时代。
魏德迈来找我时，表情显得有些神秘莫测。他暗示我，美国拥有一种可以毁灭一整座城市的终极武器，如果日本不投降，这种武器就会落在他们的头顶上。
我装作惊讶的样子，但心里却很平静。我说，将军，无论你们用什么武器，我们在地面上的进攻绝不会停止。我们要用刺刀，把日本人逼到绝路上去。
就在波茨坦会议召开的同时，桂林的战斗进入了尾声。
七月二十日，我们的部队攻占了桂林火车站。
这里是日军在桂林最后的据点。残存的几百名日军躲在车站大楼里，还在进行无望的抵抗。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在电话里请示我，是否发动强攻。
我说，建楚，不用急。把他们围起来。断水，断电。我要让他们看着自己的末日一点点降临。
我们的大喇叭开始对日军喊话。我们播放日本的民歌，播放东京被轰炸的消息，播放德国投降的新闻。这种心理战比炮弹更有杀伤力。
七月二十一日，车站大楼里传来了几声沉闷的枪响。日军指挥官绝望自杀。剩下的士兵举着白旗，走出了废墟。
七月的第四周，七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
这是属于胜利的一周，也是属于清算的一周。
七月二十七日，桂林全城光复。
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再次在独秀峰顶升起时，整座城市沸腾了。虽然桂林已经被战火摧残得面目全非，到处是断壁残垣，但幸存的老百姓从废墟里钻出来，流着泪，欢呼着，拥抱满身尘土的国军士兵。
我特意飞抵桂林，主持入城仪式。
走在满是碎石和瓦砾的街道上，我的心情异常沉重。这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更是一种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来到了七星岩。
洞口依然有被大火熏黑的痕迹。我摘下军帽，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兄弟们，你们的仇，我们报了。日本人被我们赶跑了，也被我们烧死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随行的刘斐递给我一杯酒。我把酒洒在洞口的泥土上。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风中传来的呜咽声，那是八百壮士的英魂在回应。
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公告发布。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公告的措辞严厉而决绝：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我在桂林的行辕里，读着这份公告，心中涌起一股豪情。我知道，那个迅速而彻底的毁灭指的是什么。
但在日本大本营，那些疯狂的军国主义者还在做着本土决战的美梦。铃木贯太郎内阁发表声明，对波茨坦公告表示默杀，也就是置之不理。
我看着报纸上默杀这两个字，冷笑了一声。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七月二十九日，我下达了代号为反攻的第二阶段作战命令。
既然日本人不想投降，那我们就打到他投降。
我命令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继续向北推进，收复全州、永州，直逼衡阳。命令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从湘西出击，切断湘桂铁路，配合南线的反攻。命令粤汉路沿线的第九战区，发动全线破袭战。
七月三十一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我站在桂林独秀峰的最高处，俯瞰着这座刚刚获得重生的城市。
漓江的水依旧清澈，倒映着千峰翠色。虽然城市满目疮痍，但在废墟之上，新的生机正在萌发。老百姓开始清理瓦砾，搭建草棚，炊烟在夕阳下袅袅升起。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无论经历多少苦难，无论遭受多大的打击，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能重新站起来。
我望向东方，那里是日本的方向。
我知道，此时此刻，在提尼安岛的空军基地里，那架名为埃诺拉·盖伊的b-29轰炸机，可能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那颗名为小男孩的炸弹，正静静地躺在弹舱里，等待着它的历史使命。
惊雷即将落下。
旧时代将在烈火中终结，新时代将在废墟上诞生。
我转过身，对身后的将领们说，走吧。去衡阳。我们在那里，给日本人送终。
一九四五年的七月，就这样在漓江的涛声和远方的惊雷中结束了。这是抗战的尾声，也是胜利的前奏。
天，快要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