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商会的老式议事厅里，雕花木梁上悬着“诚信笃行”的匾额，水仙茶的热气裹着茶香，在八仙桌上方氤氲不散。
陈东刚说完“以三毫一片的批发价供货——这价钱不含海运、关税和码头杂费”，厅里就静了下来。在座的潮汕商界领袖们，有的端着茶杯没动，有的手指在桌面轻轻敲着，神色里藏着琢磨——谁都清楚，东兴堂在香港卖五毫一片，这两毫差价里，还得刨去跨洋运输的成本，账得好好算。
经营暹罗大米生意三十年的林伯，最先放下茶杯开口。他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杯身的青花纹，那是常年在曼谷码头验货，摸惯了麻包袋磨出来的习惯：“阿东，三毫批发价不含杂费，你在香港卖五毫，自己还能剩多少？我们运到暹罗，算上运费和关税，每片成本得近五毫，再卖给街坊，能有多少赚头？”
这话一出，好几个人都点头。做新加坡橡胶生意的郑先生，甚至微微前倾了身子——他去年刚在棉兰老岛开了新种植园，太清楚跨洋运输的杂费有多高，单是曼谷港的卸货费，每箱就要多花两元。
陈东没急着解释，从容起身走到墙边的南洋地图前。地图用牛皮纸裱着，边缘都磨出了毛边，上面用红笔标着一个个港口名字。
“林伯问得实在。”他指尖划过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地名，从暹罗的曼谷港，到马来亚的槟城，再到印尼的雅加达，“但我想请诸位叔伯先看一组数：我们潮汕乡亲近千万，散居南洋，已是一片大林。可这整个东南亚，生民逾一亿五千万！眼下疫情刚起，普通退烧药根本不管用，‘金刚烷胺’是独一份的特效药——这市场，不是‘能赚多少’，是‘能赚多久’。”
“一亿五千万”“独一份”这几个字出口，议事厅里彻底没了声响。连刚才还在小声议论的人，都盯着地图上那片广阔的区域，眼神变了——谁都明白，稀缺的特效药，从来不是靠薄利走量，而是靠需求站稳脚。
陈东的指尖在地图上轻轻敲了敲，声音更稳了：“这三毫不含杂费的批价，让利于各位，我有三重考量。”
他先看向林伯：“其一，是‘先锋之利’。各位在南洋扎根几十年，曼谷的码头、新加坡的商行、槟城的货栈，哪处没有你们的人脉？运费能谈低，关税能疏通，这些都是你们的本事，赚的该是你们的。请用最熟的渠道，把‘金刚烷胺’最快铺到每个港口，先让这药在我们潮汕自家的药铺里立住脚。”
经营巴生港货运的周老板，听到“人脉”两个字，悄悄坐直了身子。他上个月刚跟巴生港的海关关长喝过茶，杂费至少能压下三成——这要是算进去，利润空间立刻就出来了。
“其二，是‘敲门之砖’。”陈东话锋一转，指尖点在地图上“印尼”的位置，“我们的金刚烷胺，退烧止咳见效快。今天他们为了治病认东兴的药，明天说不定就会认我们潮汕的鱼露、菜脯，认各位手里的橡胶、锡矿。这药，是打开一亿多本地人市场的钥匙。”
厅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做槟城锡矿生意的黄先生，转头对邻座的仰光玉石商低声说：“这后生仔不只算药的账，还在算长远的网。三毫不含杂费，看似让我们担了成本，实则是让我们靠自己的本事赚钱，他只稳拿自己的那份——够实在。”
玉石商捻着手里的翡翠扳指，轻轻点头：“他在香港能稳住五毫的良心价，不是只图快钱的人。这网络真要建成，往后我们的玉石想运去香港，说不定还得靠东兴的渠道。”
坐在主位的李会长，突然轻咳了一声。这位在南洋航运业摸爬滚打四十年的老侨领，目光扫过全场，议事厅立刻又静了下来。
他端起茶杯，轻轻吹开浮沫，语气里带着考较：“阿东，你这账算得清。但南洋各埠的本地药行，不会看着我们独占生意，说不定会联合压价。你有什么底气，让我们敢接这生意？”
陈东迎上李会长的目光，从公文袋里掏出一叠纸——是元朗药厂的产能报表，上面“日产两百万片”的数字格外醒目：“李会长，我有5亿片库存打底，后续日产两百万片，能保证各位的供货不断档。而且，香港的疫情已经稳住，120间分号每天只消耗两百多万片，剩下的产能，全可以供给南洋。”
他往前站了半步，声音里带着能让人信服的力量：“诸位叔伯再想，一片能救命的特效药，在南洋就算卖到八毫、一块，急着用药的人也会买。三毫拿货，就算加上杂费，每片至少能赚三毫，这比运大米、运橡胶的利润高多了。更别说，这药还能帮各位在同乡里赚名声——这名声，可不是钱能买的。”
这话刚落，厅里就起了小骚动。做新加坡转口贸易的沈先生，下意识在掌心划着数，眼睛越睁越亮；周老板也忍不住点头——他刚算过，按曼谷的行情，八毫一片根本不愁卖，每箱能赚近百元。
陈东没停，继续说道：“至于本地药行的排挤，各位纵横南洋几十年，难道还怕他们？再说，我们有特效药，他们没有——这就是最大的底气。”
李会长听完，原本严肃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丝笑意。他跟身边几位头发花白的元老对视一眼，彼此都点了头——陈东这话，说到了根子上。潮商做生意，最不怕的是有明确利润的风险，最怕的是没稀缺货。
“哈哈哈！”李会长突然抚掌而笑，打破了厅里的沉静，“好！阿东你既懂生意，又懂人情！这三毫不含杂费的批价，我们接了！不只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让南洋的同乡能用上便宜药，为我们潮汕人争口气！”
这话一出，厅里顿时热闹起来。有人叫伙计拿纸笔，有人开始跟身边人聊起具体的供货量，连最初质疑的林伯，脸上也露出了笑意，当场定了“首批十万片”的量。
协议是用毛笔写在洒金宣纸上的，“东兴堂”和各商行的名字，一个个落在纸上。当各位老板依次按下红印时，水仙茶的香气里，多了几分意气相投的热络。陈东注意到，林伯按印时，手指在“东兴堂特许经销”那几个字上轻轻摸了摸，眼里没了最初的疑虑，满是对未来的盼头。
消息传得比船开得还快。
当天下午，维多利亚港里，几艘属于潮商的货轮就开始调整舱单——原本要运的大米、橡胶，先腾出一半仓位。元朗药厂的灯火，更是彻夜没灭。工人们赤着胳膊，把一箱箱金刚烷胺往卡车上搬，药盒上贴着不同的标签：“发往暹罗陈氏商行”“运抵星洲潮州八邑会馆”“槟城黄记货栈收”。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没人喊累，只想着这些药早一天上船，就能早一天到南洋。
三天后，第一艘载着金刚烷胺的“潮安号”货轮，缓缓驶离维多利亚港。船长是林伯的侄子，他站在船舷边，望着逐渐远去的港岛灯火，对身边的大副说：“阿叔这次押了重注，把下半年运大米的仓位都让出来了。这东兴堂的陈东，不简单——香港能稳住疫情，南洋又能靠他的药打开市场，往后说不定会有大人物找他合作。”
大副望着漆黑的海面，手里攥着船票，轻声回应：“何止是大人物？听说香港的几大家族，早就盯着东兴堂的产能了。陈先生现在靠潮商打开南洋的网，往后怕是要从‘求着合作’，变成‘别人求着他合作’了。”
此时的陈东，正在办公室里翻看着首批发货清单。纸上的数字很醒目：仅首周，各商行的意向供货量就超过五百万片。他拿起红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南洋渠道初建，潮商网络已动。香港疫情受控，是时候等那些‘大人物’的消息了。”
写完，他抬头看向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在夜色里连成一片，像撒在海上的星星——那是他刚铺好的第一张网，而香港这座城里，正有更重要的“橄榄枝”，在悄悄向他伸来。